口述史研究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大陆口述史学发展现状之一便是实践作品与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脱节[1]，市面上出版的口述史作品不少，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更多[2]，但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思考者屈指可数。“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水准较高的原创性成果极其罕见”[3]。最近出版的专书，如陈墨的《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4]，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思考，有不少独到的看法，推动了口述史的中国化进程。惜作者的历史学理论素养不足，限制了他的进一步思考。“走出困境有效途径是史学家们积极投身于口述史学的研究实践中去”[5]，这个建议相当不错。笔者近来主持了《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采访大型项目，已完成第一期48人的采访，成稿66万字，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通过实践活动，复加理论思考，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到看法。由擅长史学理论的专家参与口述史的实践，从中提炼出理论，或许可以提升口述史的理论水平。笔者想从口述史实务流程角度，将口述采访工作分为联系、采访、转录、编纂、补访五大流程。如何说服？如何采访？如何转录？如何改编？如何补录？这些均有其理论与窍门，值得作深度研究。关于口述史的实务流程，多数口述史介绍作品中均有涉及，但往往只有刻板的流程划分，而忽视此流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一、采访诸问题
        口述史采访模式，主要有时间结构与问题结构两大模式。
        1、聊天得找到对手
        口述史采访之中，寻找话题相当重要。口述采访是一种访谈，主要是两人一问一答的聊天。采访人问，采访人才会说，这里有一个采访人是否会说因素。有的人不太会说，不问不说；有的人很会说，话题稍加提醒，就会讲出一大通。针对不同情况，应有不同的对策。受访人会说，采访人尽量少说。他们有自己的讲话思维与习惯，忌讳别人打断他们。甚至可以只用表情表示认同，不必发出声音。频繁地发出声音，会使录音效果变差。采访员是催生婆，是对讲人。受访人第一，访谈人第二。只要不太离题，就让其说。说白了，口述采访就是要老人把故事讲出来而已。只要他顺利讲了，采访自然就成功了。这样的稿子，有内容，有条理，成大块，方便整理，效率最高。采访人遇到不懂的地方，最好在受访人停顿的时候发问。反之，老是打断，会影响其思路，且句子比较琐而短，难于整理。
        2、低层人群采访要用自然闲聊法
遇到不会说的人，自然要不断地提问，但如何问却要做研究。笔者的观察是，面对文化层次低的、不会说的人，不适合使用逻辑意义上的问题结构式的问话方式，那会使他们心理上紧张。一般说来，采访人的问题是直截了当的。在这种结构下，受访人的回答必然也是简明扼要的。问得直接，必然是答得直接，这不符合口述史采访目标。在笔者理解中，口述史是一项采访人帮助受访人理解、总结自己历史的活动，最好要有一点理论深度。实践以后发现，采访人多问几个为什么，文化层次低的受访人就会困惑，回答不上来。他们的分析能力偏弱，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显然，问题分析法不适合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须摒弃问题结构，而要用拉家常式的普通聊天方式入手，逐渐进入熟悉语境。待其心理放松后，让其充足叙述，口述内容才会有过程、有描述。理想的状态是，让其按时间顺序，回顾自己的一生。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须先搞到简历。有了简历，才可以一段段地问下来。
        3、高层人群采访要有问题意识
口述是有意识地搜集资料，会问可以得到采访人想要的东西，否则，相关的信息自然不会自动跳出来。中国人多数人不会自夸，必须有人来问才会说。沉睡的记忆是被外来的拷问唤醒的，此时大脑中储存的历史记忆才会被叙述出来。对采访员来说，好奇心是相当重要的。没有问题意识，不知从何入手问，这是口述采访面临的最大问题。问题是口述采访的向导，问题设计最为重要。对于文化层次较高也会说的人，问题设计最要紧，采访效率最高。
        4、采访要“点”、“面”结合
采访人要一定的驾驭能力，采访工作要细化。不能让受访人连续讲，那会出现跳跃、简化现象，很快说完自己的故事。这属“面”的采访。如果对受访人的生平故事生疏，可以先在“面”上过一遍；反之，如果对受访人的生平知道一些，则不宜这样采访。采访一定要一段一段地讲。理想的状态是，采访人出题，受访人讲说。讲完一事或一段，让其停一下，然后将访谈人的问题提出来，让其补充。然后，开始再开始下一轮。只有从“点”上入手，才有可能采访到生动的材料。须从不同时期的不同事件入手，交待前因后果，才有可能写得详细。
        采访有深度，口述史才会成功。浅度采访与深度采访，效果完全不同。要完成一篇好的采访，是要化费一些时间的。受访人的历史记忆有否有被整理过，这是相当重要的。某些人从来没有经过整理过，采访的难度会很大；而哪些历史记忆曾被整理过且留下文献的人，则会容易一些。面对没有报道材料的人，只能先听其讲，然后作适当的调整。有相关报道的人，可以直接进入深度采访阶段，然后进行补充性采访。深度整理，是指进一步搜集更多的资料，加以研究性思考，最后整理成稿。这是与普通记者采访不同之处。深度采访是有条件限制的，需要有档案，才可以作深度采访。总之，想像力、时空框架、问题意识，三大要素结合，才能保证采访成功。这样的采访，才是历史学的采访。
        5、南方口述史采访中普遍存在的方言问题
受访人的方言问题，是此前口述史作品没有注意的。[6]此前口述史理论没有太多涉及方言问题，其因可能有四：一是理论者缺乏实践，默认受访者为普通话；二是实践中采访的人群层次较高，多能掌握普通话；三是从传记公司的空间布局来看，以北京为首的大都市开展较多，而都市人以普通话为主，方言被淡化；四是口述史研究者可能生活在北方，只关注北方环境，不会遇到方言问题。
方言障碍是语言交流中的最大问题。口述靠的是语言，而语言是活的，是有地区差异的。这个问题，在南方地区特别明显。中国南方有六大方言区，每个方言区下面又有无数小板块。南方人平时说话习惯用方言，他们用方言讲更为流利；如果临时要求他用普通说，那是有困难的。如果不懂方言，听不懂受访人的话，则采访会受到制约。采访人一定要懂方言，至少采访组里得有一人懂方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的经验是，借助不同区域的学生，让懂方言的人承担采访与转录工作。更为具体地说，在采访与转录人员中，对懂方言的要求是不同的。由于采访人是骨干人员，数量相对少，所以只要求能大体听懂即可；相反，转录人语言素质则要求高一些，因为他们多没有参与采访，缺乏了实时大脑记忆与消化过程，所以对方言语感的要求更精细一些。必须请懂某县甚至某镇方言的人来承担转录工作，他们的语音辨析能力会更强一些，转录出来内容的精确度更高一些。转录员数量要多一些，高校有来自各地的学生，容易满足转录人的特殊方言要求。
        6、由外围包抄核心的口述采访法
口述采访对象，多数是肯配合的，也有部分人由于观念与利益诸多方面的考虑，不肯接受。在宁波的全国劳模口述采访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几个难啃的骨头，几个现任或退下的单位领导，由于多种因素的考虑，不愿意配合采访。一时，我们没有办法，采访工作陷入停顿。征求党史办，他们称采访人实在不配合，可以放弃。一度，笔者也决定这么做。不过，笔者仍不肯死心。后来终于找到了由现有报道资料与人事档案进一步访谈本人的路径，即借助已有的文本资料，整合成一个初稿。然后，上原单位搜集人事档案，访求相关领导与同事，获得周围对访谈对象的相关资料。最后，找本人访谈。如此迂回办法，或许可以达到口述采访目的。另一个有效办法是去原来的工作，或找直接的上级主管单位，由他们出面，邀请采访人接受采访。如此，也可达采访目的。如果以上曲线诸法均失灵，则完全放弃。口述往往伴随着契约，契约精神的本质就是契约自由。他们不愿意受访就算了，没必要给双方带来麻烦。
        7、历史书写权力在别人手中
口述采访是与人打交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性格，所以采访过程中什么情况都会产生。有些人过于重视人际关系，动辄称我的群众关系好，喜欢描述与他人的交往，最后忘了说自己的故事，导致本人事迹过少。口述的时候，有些人心态平和，什么都可以说。有些人价值观强，自己决定有用无用，控制欲望太强。他们在生活世界乱说，但在文本世界是十分谨慎的，这正是其聪明之处。他们既要控制生活世界视听，又要控制文本世界的书写方式。从传播来说，生活世界靠权力与熟人，而文本世界靠媒介体。一般说来，教师或领导出身的人，重视文本；其他类型的人，往往不太关注。面对这种乱说问题，编辑时可加适当控制。历史书写的权力在他人手中，而不是历史当事人本人。本人的控制权是有限的，活的时候可以局部控制，死了以后谁也无法控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不用管当事人，直接搜集档案或报道资料，编纂成文，以备历史档案之用。
 
        二、转录诸问题
        口述史的第一成果是录音，第二成果是文稿。除了声音，也要文字，这是历史学的要求。录音的进一步加工是文字，中间要经过转录一道工序。转录是一件相当费事的事，比采访时间更长。
转录是将口语转化成书面语，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这是一项有点复杂的工作。转录稿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一问一答式的，一种是只有答，不见问的。两者相比较，显然后者更理想，直接可用于编辑，效率更高。前者的优点是完整，可以看出采访的全过程，缺点是费时更多，转录的文字更多一些。转录是照录或处理过，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转录的重点是搜集资料，所以不必一句不漏地记，重要的内容要求全记，明显废话或声音词可以省略。说白了，语言、文字，是思维的外壳，是思想的外化。
哪个层次的人承担转录工作合适，也是前人不太关注的问题。转录有一个对口述语言句式熟悉与否问题。如果声音、句式熟悉，则容易理解；反之，理解较为困难。譬如北方话，北方人容易理解，南方人会困难一些。同理，南方人熟悉南方话，如果北方人就会出现理解困难。所以，请懂不同方言的同学转录不同的稿子是正确的选择；否则，转录会相当费力。另外，本科生承担转录，研究生承担改写工作。因为，本科生擅长直录，短于改编。转录的两种方式，可以是独力，边听边打；也可以是合作，懂方言的人边听边译，另一人负责打字。转录要明确责任，且要规定一定的时间。如此，才会出效率。
 
        三、编纂诸问题
        从采访本到出版本，有一个编纂过程。
        1、将口述编辑成文是“编纂”
        将口述编辑成文，性质是什么？徐有威主持的《上海小三线》[7]称为“整理”，也有人主张称“编辑”。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应称“编纂”。因为，由口述整理稿到阅读文稿，中间要有一个研究与改编的过程。可以说，在采访、转录、编纂三大环节中，编辑成稿是难度最大的活。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编辑，而要经过研究与考订，要借助相关的资料，才能写出符合历史学要求的达到采访字数的正式稿。这属再研究与再加工，进入加工层面，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性。费的时间也较多，可能要花几天时间，才能编纂成稿。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口述史稿，是经过研究后编纂成文的，不是简单的照录与编辑而已。它是编纂，不是编辑。深度的加工，须在负责人的指导下进行。每一个稿子，须由二人以上的修订与校对，才算成熟。
        2、要用第一人称来编纂口述史稿
        将录音转录出来，编纂成稿时，新手会遇到一个人称问题。习惯了阅读第三人称历史作品的人，会习惯性地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历史，出现“代言”现象。遇到亲属，要符合采访人与受访人双方的身份，用符合身份的代词，提及采访人，要用第二人称。不能按受访人来确定身份。
        3、口述采访稿的编纂要重在内容的逻辑分析
        如何编辑口述稿，这是前人研究不足的。口述采访稿的整理，不仅仅是结构与文字的调整、修饰问题，更要关注的是内容的逻辑分析问题，必须按事情的发展过程，用大家看得懂的语言来讲顺。某些关键事件，须有深度分析，提出进一步的思考，才能讲顺其内在逻辑。要将材料不断离析，按时间顺序、按事件种类加以排比。重复的话要删除，古今对比的话也可删除一些。口述经常会出现古今对比、前后联系类语言。如此，才能建构出一个有分析的、有深度的文本出来。这正是新手整理口述采访文稿不足的原因所在。
        4、要突出有史料价值的内容
        编辑的过程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口述必须整理过以后，才能成为可阅读的文章。大众的话，要略经归纳，才能成为可读文字。要编得有逻辑，文字通顺，能读下来。深度加工，须有研究能力。好的口述文本是要经过研究的，而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录而已。不是说什么，就写什么，凑足字数而已，而应提升史料价值，将精华部分写出来。所谓有用与无用，应有作者的判断。如果没有判断，采访的信息是没有价值的。长了可以删除，短了则要增，要补充采访。整理资料是一大能力。
         5、口述史内容的有限扩充
         遇到字数不足，采访人提出进一步采访的要求，某些受访人不太愿意配备，就说让采访人随便写点，化开去写点算了。这可能是受他者代言性的新闻写作误导。他们不知道，口述是他们自己在说话，别人又如何能替他说话？这显然是被代言惯了。与记者的新闻报道相比，口述史更为实在，语言更为朴素，形容词更少。口语的特点比较短，这可能是由说话的自然条件限制所决定的。如此，意味着化开去的难度是相当大的。这么说，是否就一定不能扩充呢？能，那是扩充字句。这也不是为增加字数，而是为了表达的完整。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文字的表述方式是不同的，各有不同的语法与句式习惯。口语是简短的，有时地省略某些成分。为了阅读的方便，有必要将句子表达完整，如此就要适当添加一些字句。要将语言的口述转化成文字的文本，中间是有一定难度的。如何平衡两者的不同，是值得思考的。我们只能做一些修饰工作，尽量将口语句式转化成文本习惯，譬如句式的调整，语意的补全，多余的删除，时间的考订，达到通顺而读得懂的目标。不管如何，要在文字上作些润色。过于直白的口头语言，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文本就是文本，它有自身的要求，这是多数人的理念。
        6、口述当与文献互补
        口述采访质量取决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与个人档案，仅有口述是不够的。口述之余在不要参考文献，陈墨没有展开讨论，不过从他对唐德刚参考文献与口述撰成《李宗仁回忆录》的评价来看，他是反对参考文献的，“难为典范”。[8]在笔者看来，口述的录音、原始抄本不能附加文献，但整理成稿的口述史作品应该参考相关文献。文献是先前从大脑倒出来而成型的历史记忆，口述是刚从大脑中倒出来的历史记忆，他们的共同基础是人脑中的历史记忆，只是成型时间有先后而已。从历史学来说，参考文献是需要的，那是为了给传主留下历史文献，不是为口述而口述。至于文献的份量，则要因人而异。某些文化程度低、历史记忆力相当有限的老人，就得要通过文献来补充。笔者曾经让二个学生去采访一位86岁的劳模，结果不太理想，每次话题饶来饶去就是那么几句话，都会背了，出现个人历史话语体系固化现象。她所述的时间与内容，均有可疑之处。笔者决定亲自去采访，期望有所突破。采访后，发现她的记忆内容只有这么一些，没有其他新鲜内容。于是，转而查阅县档案馆，幸而查到了不少文献资料。60年代报道材料的出现，让我们终于弄清了老太太的真实历史。如果没有档案，其口述的史料价值是相当有限的。至于某些会说的人，也许文献的作用不大。重视文献，是历史学的特点所在。文献是固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可以反映当时的想法；口述是活的，是后起的。原则上，后来的说法不能代替以前的说法。
        通过口述史采访实践，发现仅有口述是不够的。一则时间不精确，二则时间概念模糊。要求有精确的时空框架，这是历史学的最大学科特征。我们最后形成的文本，希望是一个精确的历史文本，而不是其他类型的文本。但普通人往往缺乏时间概念，他们的叙述经常是后来后来，或者大概是哪年，甚至会说随便写个年代算了，总之，没有精确的时间概念。这样的文本，容易成为故事文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核对单位保存的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有精确的时间，可以细化达月份，可以弥补口述的不足。这可以称为文献与口述的二重互证。同时，本人的口述也是不够的，需要相关人员的口述。两者互补，才可能完整。否则，只有本人的叙述，就会被作者的自我建构所限制。仅有本人的口述是不够的，须有相关人的口述；仅有口述是不够的，须有相关的文献资料作补充；仅有报道资料是不够的，还须有人事档案资料。有了三方面的资料，才可能做好口述史。
        口述当与文献互证。从资料来说，口述与档案一样，目标是搜集到当事人完整的资料。口述存在时间模糊与不精确等问题，不同时期形成的档案资料可以补充、订正口述的不足，履历及年度总结提及的事迹，可以提供进一步采访的线索。经过口述与文献相证而形成的传记文本，才是可靠的文本，是历史文本。从有关情况来看，中国的人事档案本身也有其不足，那些总结之类，多是官话套话，没有使用价值。历史文本不同于政治文本，只对事实及过程感兴趣。档案至多可以提供访谈的线索，从档案中获得的有用材料并不多。所以，理想的状态是，先读档案，然后访谈，那样可以给口述人提供精确的时间线索，同时可以订正档案记录的混乱。其二，文化程度不高的当事人，所填写的各类表格，其早年时间经常是前后矛盾的。因为，他们是凭记忆来写的，而其记忆的清晰度往往不够高。档案与口述结合，这是搜集历史资料、建构历史作品的最好办法。本质上说，生活世界是本真的，文本世界是第二位的，必须通过文本还原生活世界。
        7、口述史是口语形态的史学作品
        在编纂过程中，如何对待口语，有一个态度问题，有一个原则问题。口述史作品的语言风格变化，近来陈墨已关注到[9]。历史的主人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文本有否有资格进入文本世界，这些问题，前人讨论不足。笔者主张用口述人的日常语言。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保存口述人的日常语言句式。因为，口语有自己独到的表达方式，有时更为直接明了，便于读者的理解。受访人不少只存在于生活世界，不习惯于文本世界的表述方式。用自己的话讲自己的故事，在生活世界是可以做到的事，但在文本世界却是不容易的。口语是生活世界使用的语言，而书面语是文本世界中使用的文字。口述史作品，就是要让当事人说话，保存当事人的说话本色，保留个性。笔者的理解，通过录音转录出来的口述史作品，应较多地保留口语成份，才可以称为口述史作品。否则，就成为完全的书面语作品。这应是区分两种形态文本的标准所在。保存其声音，保存其故事，应是口述史的两大任务。有人强调研究作品最终还得以书面语来表达。这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在历史书写层面，应当允许保持口语；在历史研究层面，是再加工型的作品，要求用学术语言。口语化表达只存在特殊的口述史文本中。应允许存在不同的语言表达风格。互相尊重，可以各得其美。
        日常口语进入文本，出现大量口述文本，这会带来什么变化？会丰富汉语文本的表达方式，不再是固定的书面语。而且，更能体现时代特色、主人的不同特色。不同时代不同职业的人有着不同的说话方式。由于书面语的作用，历来的主人公的日用语言是没有办法进入历史文本的，从而无法了解主人公言语的时代与个人特色。口语最能反映时代变化。口语化作品没有统一的句式，只有各人的使用习惯，这会带来十分多元化现象，对语言学研究、个人特点研究来说是好事。
        汉语文本从开始之日起，就是用正规的书面语来表达的。在传统的汉语文本世界中，书面语一直是文本表达的主体，口语化作品的数量相当少，仅《论语》、《朱子语类》等少量作品。本尊开口说话，在文献中是不多的。历史上，只有偶尔引用的几句话，而且多是改编成书面语的讲话。何以书面语与口语会脱节？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西方，书面语与口语是统一的，会说即会写；但在中国则是脱节的，书面语与口语完全不同，或者说差异相当大。为什么会这样？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一则与汉语的象形特点有关。二则是第三者掌握了文本的书写权，它是第三者立场的结果。本人没有表达的权力，只有第三者有权力，这才是导致分裂的原因所在。三则政治统一也是一个因素，书面语表达须统一，才可广泛传播，势必要灭个性。国家需要统一的书面语，久而久之，书面语特别发达，导致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其恶劣结果，口语难以进入文本世界；如果进入文本世界，那会被认为不雅、太土。
        在趋向人人自信的今天，有必要允许口语化文本的存在。从说话者来看，有一个他说与自说问题。自说与他说，是区别古今不同文本表达方式的所在。从文字作品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作为第三人称来写的，是为政府服务的。写作掌握于别人之手，是他说，历史主人没有自说的权利与机会。自说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自信的表现，是民主的产物。只有人们当家作主，才有资格在文本世界说话。口述史的出现，让不会写作、只会说话的普通人的语言有资格、有机会进入文本世界。历史创造者的日常口语也可以进入文本系统，这是最大的突破所在。口述史作品的出现，让口语化作品在文本世界中找到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在汉语文本世界中站稳了脚跟。这样的口述作品不符合平时的阅读习惯，显得不够优雅，一时可能难以为人所接受，但假以时日，当能认同。
        8、受访人通过“采访手记”参与进来
        口述史作品的主体是受访人在说话，这样采访人就会被排除在外，这种状况是不太理想的。采访人应该进入口述史文本，要表达出自己的声音。那么采访人如何参与进来呢？借鉴古人列传末尾的“史臣曰”，今天的口述史采访，可以在末尾可以加上“采访手记”。这是笔者的创例[10]。采访手记由参与全程采访的人负责写作。采访手记如何写？可以作一些探索。或写出采访的过程、搜集资料的过程及感想；或写出采访人的观察分析，如成功的个性因素、外因分析。这部分是表达采访者感悟的地方，他人据此可以观察采访员的态度、思想，是研究采访者编纂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四、补访是研究的不断深化
        口述采访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要分几次补充。口述何以要多次才能完成？这是因为，对采访人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历史认识论来说，采访对象是认识客体，采访者是认识主体，口述采访是一种直接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历史主人与历史书写者共同研究的过程。这不同于历史学传统的通过文献单方面进行的间接研究。
        口述史采访是一种直接的历史研究。既名研究，就不是简单的叙述而已。第一次采访，只能是初步理解，相当预访。第二次以后，才有深度的了解。采访一次，整理一次，再研究一下，就会提出新的问题。如此几次下来，对客体的认识会不断加深。这样的采访，问题意识更浓，更有学术性，更像口述史学。个人史的第一次采访，往往是平面的、粗线索式的，一般说来，几千字就可以讲完。深入的理解，则应是纪事本末式的、问题式的询问结构。事件的时间发展过程、起因与结果，中间的嬗变过程，都要不断加以思考。研究越深，必然是问得越深。问题结构式的问题，才是有深度的采访。而这样的问题，不会是事先完全可以准备好的，须随着采访的深入而不断深入。研究意义上的口述采访，才是有深度的采访。从实践来看，不怕完不成口述采访任务，就怕不肯花时间去做去研究。
口述采访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与个人档案收藏。如果口述人记忆力好，会讲有过程有细节的故事，则采访会相当成功，内容十分丰富。同时，如果能保存各种档案、图像资料，则会与口述采访互补，进一步丰富口述采访的图像及信息的准确性。反之，则十分困难。这有一个口述能力的差异性问题。人的语言叙述能力，有一个记忆力好坏、语言精练与否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个中学校长，聊了二个多小时，结果整理出二万多字；一个语速较快的女司机，聊了二个多小时，也整理出一万七千字。但其他的人，尤其是工人与农民，聊了二个小时，只能整理出六千左右字。何以差距如何之大？原来，工农大众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语速不快，说话啰嗦，语意重复。他们的记忆力差，表达不完整，更难以讲出细节来。一旦精练以后，只能整理出有限的文字来。这多种因素，导致采访的难度相当大。我们的口述采访，个别的一次即可完成，多数要二次才能完成，有的则要三次采访。
 
        五、余论
        历史学是替人类留下活动证据的学科。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二分，是理解历史学的关键。生活世界是时间控制物，一旦发生就会消失；要想保存下来，必须进入文本世界，这是一个用符号（文字、图像等）来表达的世界。历史书写与历史编纂，是人类活动的直接记录。文本是可以超时空流传的。历史书写一旦完成，文本就成了历史本体的符号表达，可以独立存在于人类的记忆之中，可以不断地传承下来，从而延长人类的记忆。没有历史记录，实际历史就不会存在于世。可见，这是一门十分有用的学科。
        口述可以作为声音独立存在，也可以作为历史书写而存在。声音的发展，让人们可以直接交流；文字的发明，让人们可以超时空交流。口述史文本的出现，突破了口述在大脑间的内部循环、口耳相传格局。人类大脑中的历史记忆，通过本人之“口”说出来，别人则通过“耳”进入大脑，这就是口耳相传，是一种小范围内的传播方式。照相机、录音笔、录像机、手机的发展，让人们在大范围内进行声音、图像交流，这就是人类技术的进步所在。
        口述不同于自述。当大块的口述史采访编纂成稿时，发现与自述十分接近了。那么，口述与自述有何区别？自述是通过文字来呈现大脑历史记忆，而口述则是通过语言来呈现大脑历史记忆，这是最大的不同所在。此外，“述”的问题来源不同，口述的问题来源于别人，而自述的问题则来源于自己。
        口述史让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史官，记录民间历史。古代的史官是为政府服务的，而今日的史官要求为公众服务，任务更为宽广。到了现代社会，生活内容更为丰富。要求扩大历史记录的对象与内容，这是新时代历史学家要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大时代，大历史的记录已经受人注意，而小历史的记录是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
        政府可以考虑提供公共资金，让更多的人参与口述历史记录中来。因为，今日的普通人缺乏自我历史记录意识，不会想到留下自己的口述历史。一部分学者与地方史机构领导注意了口述史的价值所在，双方通力合作，于是就有了《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这样的项目。我们的项目，提供了一个官私合作的样本。此外，商业机构所撰的口述史传记，也值得关注。他们的商业文化活动，也推进了口述史的发展。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公众史学研究”（13FZS039）。
        作者简介：钱茂伟（1962-），男，历史学博士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1]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2]杨祥银《2008-2011年口述史论文目录》与钱茂伟《2008年前与2012年后口述史论文目录补》，见中国公众史学网。
        [3] 李卫民：《书评是学术积累的重要一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3日。
        [4] 人民出版社2013年。
        [5]辛逸、高洁：《口述史学新解——以山西十个合作社的口述史研究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
        [6]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第167页仅在采访人素养时提及要具备“一定的语言学知识”，又说“地域方言不必解释”。
        [7]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8]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9]陈墨：《口述历史编纂的“口语形态”问题》，《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
        [10]陈墨所谓“采访手记”，是指平时的采访札记，见《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9页。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