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也称口碑史，或称口碑史学，它是20世纪中叶逐步形成的一个新史学流派。它主要是指由准备完整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像等方法并以史学研究为基础，收集整理以传记忆的人物或事件。它在具有史料功能的同时也有史学研究成果的意义。近日，苏报记者专程前往扬州大学，采访了国内口述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周新国教授。

        口述史是走向民众的历史

        苏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涉足这个领域？

        周新国：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后，国内史学界出现一股新的潮流，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开始做口述史，这是有几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当时西方关于口述历史的一些方法、理念开始传入中国大陆，这对大陆的史学研究者有一定的启发。二是有师承的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老师祁龙威带领扬州师院历史系的部分师生调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的情况，深入民间实地征文访献，同时也采用了口述史的一些方法，这对后来的治学者有启发作用。他们前后用了近3年时间，足迹遍及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扬州、淮安、南通、徐州等地，在当地有关部门帮助下，查访寻找各种身份亲历辛亥革命的老人和部分辛亥名人的后裔，获得大量的口述资料。1961年，由祁老师主持编写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一书出版，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三是我们自己的实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扬州师院历史系和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分别发现了一些关于江苏辛亥革命的新史料，由我主编了《辛亥江苏光复》一书，内容包括新采集的江苏辛亥革命当事人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文告等。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和《辛亥江苏光复》这两本被学术界称为“江苏辛亥革命史研究史料宝库中的双璧”的书合并编为《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合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说，我的口述史研究是从辛亥革命史，从江苏地方史开始的。

        另外，还有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因素。我是南京人，自小对南京大屠杀的影响记忆犹新。后来到扬州求学、工作，了解到侵华日军在扬州也进行了大屠杀。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有一位老师对扬州大屠杀的幸存者卞长福的儿子卞万富进行了采访，得知令人震惊的事实——日军当时在南京大屠杀后接着就侵占了扬州。1937年12月17日清晨，日军在扬州及东郊五里庙、万福桥一带强抓民夫四百余人，运送物资去仙女庙。下午返扬途中，日军把他们押至万福桥上，用机枪从两端扫射，除了卞长福一人跳进大运河得以逃生外，其他人都遭杀戮遇难，酿成惨绝人寰的“万福桥惨案”。所以，这名幸存者是日军制造扬州大屠杀的铁证。1995年8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扬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湾头镇境内的万福闸西首建立“侵华日军万福桥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警示人们不忘国耻。随着更多史料的积累，我们发现，日军当年从南京到扬州，以及此前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都犯有屠杀罪行，可以说是“江苏大屠杀”，而南京大屠杀因其特别惨烈所以更为典型、更为世人瞩目。这些认识与口述史研究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苏周刊：跟传统的史学研究相比，口述史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周新国：口述历史最鲜明的特点是它是走向民众的历史。过去史学一般都是精英史学，口述史则注重普通百姓特别是偏下层人民对历史事件的阐述，这种阐述是更直接的。新时期的历史要把精英历史与人民群众的历史、底层百姓的历史结合起来，这在理念上对传统史学是一种颠覆。传统史学往往在高校、在史学工作者的小圈子中转，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出版专著也是小范围知晓。而其实，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我们的民众也迫切需要史学知识的滋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学不仅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也承担着为民众提供精神滋养的重要使命。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搭建起交流平台

        苏周刊：我看到这幢办公楼的外墙上挂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牌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周新国：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们酝酿建立口述史的相关组织，积极地和各方联系。经过两三年的筹备，在2004年召开了“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科联、扬州大学、《当代四川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发起，由扬州大学承办，近百位专家、学者在会上交流了开展口述史的体会和做法，并且初步讨论了关于口述史的方向性的问题和相关规范。“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同时成立，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成立口述史的学会组织，标志着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交流和推进平台。之后，研究会先后组织在湖北、四川开了两次研讨会。去年11月，“第四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中山举行。此外，我们分别在上海和厦门各开了两次海峡两岸口述史研讨会，大陆史学界和台湾地区以及港澳地区的学者进行了交流。

        苏周刊：您能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大陆开展口述史研究的概况吗？

        周新国：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已经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的调查和访谈实践。这一时期，总体看来传统的口述史完成得较多，缺少现代口述史学理论的支撑与工作规范和法律规范，缺少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和机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都受到阻滞，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学与国际口述史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始接轨，并在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推动了中国当代口述史学的形成。除了发表文章介绍现代口述史学，我国学者还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口述史研究或按现代口述史学的要求开展实践。

        苏周刊：您提到了现代口述史学，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周新国：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的建立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前后。标志性事件是由新闻转行历史的美国学者爱伦·芮文斯在他所著的《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提出了“口述历史学研究”的理念，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现代口述史研究室、档案馆。该校口述史档案保留的对张学良的采访，曾经震动了中国和全世界。1967年美国口述史协会成立，其协会会员可以说遍布全美。美国现在几乎各州都有口述史博物馆、图书馆。从美国到欧洲，到南美、大洋洲、非洲、亚洲，口述史学逐渐风靡整个世界。

        口述史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视野

        苏周刊：我国口述历史目前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周新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我们的口述史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发展。实践方面，除了史学工作者外，文学、新闻、人类学等领域的许多人加入进来，口述史的队伍比以前壮大很多。其间，各种媒介上的相关成果很多。电视方面，中央电视台曾有《大家》等栏目，对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大家进行访谈，今年又有《大国工匠》讲述了一批“国宝级”技工的故事。北京电视台、东方卫视等地方电视台也有此类节目。江苏省内这样的节目也不少，比如，南京电视台的《百年辛亥》，扬州电视台的《天南地北扬州人》等。网络媒体方面，人民网、新浪网等开设了口述史的栏目。南京的“民国春秋”网上也有很多口述史的内容。报纸方面，《光明日报》开设了专门的栏目，《北京日报》、《扬子晚报》等报纸也有类似的访谈栏目反映口述史的内容，这样的形式更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同时，一些杂志和高校的学报上也不断有关于口述史的文章发表。在图书出版方面，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一批口述史著作面市，一度掀起热潮。其中，典型代表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套丛刊性的连续出版物，分辑出版，每辑以发表口述史学的叙述文字为主，同时适当刊发探讨口述史学的理论批评文章。地方出版社方面，河南大象出版社的一些书，东北有关日军侵华时期的劳工及东北沦陷时期学生的口述的书籍等，都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这些书涉及内容从近现代史到当代史，以更生动形象的形式，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视野。这些丰富成果的出现，说明中国百姓需要口述史，中国史学界也需要一批人来从事口述史研究。

        苏周刊：理论方面的进展如何？

        周新国：这个时期，有关口述史的理论探讨也有长足发展。2004年12月中旬，“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大学召开后，相关学术论文集以《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为名编辑出版。研究口述史理论，有一些问题必须明确，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口述历史。我们的答案是有的。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史官所任的“左史记行，右史记言”，这里的言，就是口述史料。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有大量的口述，既有如《诗经》《楚辞》等记载的口述歌谣，也有如孔子口述的《论语》等，到了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更是大量使用口述史料。直到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也有大量的口述史料。同样，西方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西方口述史的代表作。所以，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对美国现代口述史奠基人爱伦·芮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在中国和外国都有传统”。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传统的口述史和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至少在5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方法、手段上，传统口述史是口述代代相传、辅以笔记，现代口述史学则是口述、笔记、录音、录像、光盘、电视、电影等并用。理念与目标方面，传统口述史重社会精英、王侯将相等，现代口述史学则面向整个社会，尤其重视社会下层以及习俗等。在成果形式上，传统口述史表现为代代相传的传说或在部分著作中作为史料，现代口述史学则有录音、录像、电影等实践成果和研究论著等理论成果，并且形成分支学科。另外，传统口述史没有组织机构，现代口述史学则有口述史协会、口述史档案馆、口述史博物馆。传统口述史没有相应的工作规范、守则和法律规范，现代口述史学则有完整的工作守则、工作规范、法律规范等。

        口述史研究八大区域板块各具特色

        苏周刊：国内哪些地方的口述史研究表现比较突出？近年来有哪些主题研究备受关注、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多？

        周新国：目前，中国大陆当代口述史研究大致形成八大区域板块，各具特色。其中，北京是一个重镇。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比如采访了吴德、汪文凤、汪东兴等，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了解研究“文化大革命”、审判“四人帮”、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他们对北京旗人生活的采访也是重要案例。东北的吉林、辽宁等地，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对当年侵华日军强征的劳工，对731细菌战受害者的调查等，成果令人瞩目。山西社科院在口述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是最早推出了大寨口述史，相关研究对于特殊时期这个典型是如何出现的，包括对陈永贵个人的研究等都有相当的价值。我们江苏也是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主要成果有南师大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采访以及省社科院历史所孙宝巍主编的反映这一成果的《南京大屠杀》，还有苏州大学的现代化研究中的社会、习俗等调查。省内高校中，扬州大学长期坚持口述史研究并不断有新成果，近年来主要选题的访谈对象包括辛亥革命亲历者后裔、佛教代表人士、“非遗”传承人、省内年事已高的史学教授等。江苏各地值得访谈的内容很多，有些当事人年事已高，要及时做口述史的抢救工作。虽然从整个历史长河角度来说，历史不会忘记，但很多具体事件的细节等其实是容易淡化并被遗忘的，要不断强调，反复钩沉。我觉得江苏在口述史方面是大有作为的，像苏州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更是如此，但目前做得还不多。浙江同样是国内口述史研究的一大区域板块，由杨祥银博士负责的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做了很多事。上海是另一个口述史研究重镇，做了很多抢救工作，比如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对上海移民史和上海社会生活的口述史采访，上师大的苏智良等人对日军侵华时期的中国慰安妇的调查采访等等。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是叶永烈，他是只手闯天下的“单打冠军”，他对一系列名人的访谈很有价值。四川在口述史研究方面的工作做得很扎实。由四川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就像是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会刊，它涉及的题材广泛，从晚清到民国到新中国的内容都有。其中，关于知青、进军大西南，以及汶川大地震的相关研究都很有力度。天津在口述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起步稍迟，但行动相当快。天津的北辰区政协有一支口述史队伍，他们有一批做得不错的访谈实录成果，比如对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的访谈。此外，福建厦门对当地民俗民风以及抗战老人的口述史研究也值得关注，他们还直接推动了召开海峡两岸的口述史交流研讨。现在看来，我国的口述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有相当多的省份需要开展并持续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呼吁建立口述史档案馆和博物馆

        苏周刊：您在去年11月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上表示，由于媒体、网络、出版界等诸方面的积极关注，口述历史已经出现热潮。那么，我们能说口述历史已经成为显学了吗？

        周新国：不能这么说。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口述史发展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口述史研究任重道远。

        苏周刊：具体有哪些困难呢？

        周新国：总体上说，我们的史学研究还是习惯于传统史学的方法，习惯于资料的考证等。在教育部公布的十三大门类的学科目录中，口述史没有地方可放，所以，在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口述史研究的人难评职称、难获奖，常会遇到既无项目又无奖励的困境，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口述史研究的边缘化。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都是以志愿者身份在做口述史。这是第一大困难。而国外是有专门的口述史学科发展序列的。第二，我们缺少一支专业队伍。各学科的人都在进入口述史研究领域，这是好事，但很多人在史学专业素养方面的训练是不够的，直接导致研究成果存在不足，或者是史料积累不够，或者是相关的技术和法律规范意识欠缺。注意到这个情况，相关方面也在采取措施，比如，全国地方志系统口述史专题培训班2013年在北京举办，请了我们研究会的几位老师去讲课。近两年，有关省市也办了类似的培训班。第三方面的困难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经费。开展口述历史研究要进行面广量大的调查和访谈工作，是非常花工花时的，需要经费支持。尤其是一些需要进行异地访谈的选题，还涉及到出差费用。我们的现状是做口述史没有明确的经费渠道，往往处于既没钱又没人的困境。我建议把一些亟待做抢救性工作的项目引入省市文化工程，设立专项经费。

        第四，在组织机构上也存在困难。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只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组织，和各省市的研究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等也都靠大家支持。所以，我想继续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口述史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帮助。一是在学科的专业目录方面尽快把它列入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目录。二是希望能有专项基金支持。三是在队伍建设方面，由更多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专门从事口述史研究。如果专门培养专职人员目前还有困难，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对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等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为口述史研究人员提供职称评定等的渠道，使一批人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口述史研究。在我们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过程中，我建议在国家层面和有条件的省市县建立口述史档案馆和博物馆，或者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中设立口述史相关部门，以便相关成果更好地保存、展示，供公众查询。

        （来源：苏州日报    2015-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