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目不忘”只是传说；而“口述历史”则充满遗憾。

        2015年6月18日得知张充和女士在美国仙逝后，不少媒体朋友通过电话采访我当年在张充和家访问之事。有记者问的内容多了，我就善意地提醒他：见报前请发个电子版给我看一眼，尽可能减少错误。因为我也当过记者，十年前常做纪念名人的报道，每一次我都如履薄冰，深恐忙中出错。一切尽在意料之中，那位年轻记者在见报前并未将稿子发我过目，而第二天的报道果然出现错误。

        我提起此事并非要责怪人，而是想通过我亲历的例子，告诉朋友们：口述历史何其难！单以我访问张充和女士之事，就相当有趣。《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张充和书，孙康宜编注）中说：“李怀宇先生和充和女士很有缘。且说2007那年秋天，李先生以记者的身份从中国来到美国，目的是采访一些美籍华裔的文化人。来到耶鲁校园之后，李先生希望也能采访著名的书法家张充和女士。但我的同事苏炜先生对他说：‘你应当早说！最近来找张女士的人实在太多了。凡是来采访的记者，她一般都谢绝……’但后来苏炜先生还是带李怀宇先生到了充和家。没想到，在门口，充和一听到李先生的名字叫‘怀宇’，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啊！真巧。我有一个弟弟张宇和，他几天前才刚过世，我正在悼念他。你的名字‘怀宇’就是‘怀念宇和’的意思呀。这真是天意！请进，请进……’”

        《张充和题字选集》一书还在排版时，孙康宜教授就寄了一份校样给我。一看我就笑了，写信告诉孙教授：“我的记忆里并非如此。”孙教授马上回信：“这是充和亲口告诉我的，而且不止讲过一次。”我又笑了：“既然是充和亲口讲的，那我就认了吧。”我只想记一事：在赴美之前，我已快递了一本拙著《访问历史》给张充和女士，书中有多位张充和的故交。当我还在中国时，已获知张充和女士答应接受我的采访。

        在当记者的十多年间，我采访了数百位文化人，越到后来，我越感惶恐。每一篇专访稿，我都尽可能在发表之前请受访者过目，提醒他们一定要减少错误。我曾不无感慨地写道：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技术难度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在我采访的经验里，“过目不忘”的天才只是一个传说；而“口述历史”是一门充满遗憾的艺术。

        我一直敬重唐德刚先生是华人口述历史的第一把手。唐德刚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中指出，二战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提出了Oral History的名词，翻成中文就是“口述历史”。但唐德刚对他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在唐德刚看来，口述历史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外皆有老传统。孔子述而不作，《论语》便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是口述历史了。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在西方，荷马和希罗多德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耶稣、摩西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不过，重读唐德刚先生做的《胡适口述自传》与《李宗仁回忆录》，我敢肯定地说，两书皆相当有趣，但不可当作百分之百的信史。历史的真相不仅需要当事人的现身说法，还要靠其他的旁证，彼此相印证，方能得出相对客观的事实。

        当世之事，已然迷离，需要一层层地拨开雾霾，最终所见的也许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历史更是复杂，单凭记忆往往不太可靠。如何在变幻的时代中寻求真相？我不免想起胡适所写的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尽管口述历史千难万难，作为掉队老兵，我仍祈盼有志投身口述历史的生力军在不疑处有疑，给史家做材料，为事实找旁证，留下更多元的历史初稿。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为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