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电视纪录片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影像录制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制作完成的节目具有新闻报道要素、贯穿当事人的口述、以叙事为主、用证据进行论证的特征，属纪实类电视专题节目。

        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的主创人员，往往透过历史事件的线索去寻找合适的题材，并用电视手段完整地纪录亲身经历者的陈述、亲眼所见者的印证、亲耳所闻者的佐证、亲自研究者的诠证、亲自勘验者的考证，且根据确定的主题将证人证言、书面文件、实物证据、地标位置、现场勘验、解密档案、视听资料等影像进行有序编辑，细腻地实证历史事件的人物、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和结果，补上遗漏的人物和情节，将历史事件的脉络、进程、节点和细节作系统的视觉化的一一呈现，进一步逼近事实真相、还原事实真相。

        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并不负责对历史事件进行实时同步的、系统完整的纪录，也不纪录传奇、传闻、传说，而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当一系列新闻事件经过岁月的打磨沉积为重大历史事件后，人们会发现曾经的纪录有很多遗漏，细节显得模糊，真相另有答案。于是，纪录者再次聚集，寻找当事人、挖掘事实细节、接近事实真相，在当事人年老体衰时，口述历史纪录成为最优化的档案保存方式之一。

        笔者曾从事2002年《浙江高教大众化纪实（6集）》、2003年《浙商第一桶金（16集）》、2011年《辛亥革命浙江三杰（3集）》、2013年《救助杜立特中队》等纪录片的创作，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主要在浙江省境内，选题虽有强烈的地域化特征，但所选事件的影响波及全国，甚至具有重大国际影响，故能展开史诗般的画卷。以笔者经验而言，拍摄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的关键在于选择节目题材。

        这是因为，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是对历史事件进行抢救性或补偿性的纪实过程，主创人员虽不能在节目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一定会嵌入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判断，而这首先表现在主创者对节目的选题过程中。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的选题，是策划者对节目的设想和构思。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新物证的挖掘、新人证的出现、新资料的获得，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的选题有三种基本模式：

        1.挖掘重大历史事件的新线索，获取新选题。

        这可以举的例子是，在一次与秋瑾侄孙秋经武先生聊天中，笔者发现辛亥革命先驱秋瑾的遗体在100年中被迫十二次迁址安葬。而这不仅是家仇国难，也折射出近现代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此为线索，笔者策划、撰稿并总编导《辛亥革命浙江三杰》被《浙江广播电影电视年鉴（2012年）》认定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品的首部口述历史纪录片。

        再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可供收集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的线索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派遣军（上卷）》解密——1942年5月28日10时45分，日军侵华主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地雷炸死在浙江兰溪北部1.5公里处，而这颗地雷被证实是由中国守军第21军第146师独立工兵第8营副营长黄士伟率工兵埋下。酒井直次是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日军高级将领，被认为很不吉利，战后多年日军还一直保守这个秘密。1945年8月12日，中日军队在浙江省的昌化河桥激战，根据已有战史和地方志档案揭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仗，民间有“抗战起自卢沟桥，结束在河桥”之说。这就可以作为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最后一仗》的绝佳选题。

        2.考量当代社会现象的新趋势，获取新选题。

        本世纪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瓶颈包括缺乏校舍、资金、师资、教材和后勤保障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一个极好的纪录片选题。本世纪初，浙江高等教育掌门人运用房地产地价级差杠杆、筑巢引凤凰机制等市场经济新思维，趟出了一条“建设高教园区”的新路子，初步解决了浙江高等教育大发展中的校舍、资金、后勤保障的困境。抓住这条线索，笔者完成了《浙江高等教育大众化纪实》的选题策划及创作。最终，该片成为2003年1月3日在杭州举行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重要视频文献，为我国高等教育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提供了直观形象的经验。

        3.组合社会公共资源的新信息，获取新选题。

        2011年12月，笔者在与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陈爱珍副会长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正在为“杜立特袭击”日本70周年组织出访美国的中国代表团。近年来，根据日美两国不断解密的二战军事档案，历史学家研究认为“杜立特袭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成功地提振了美国人的必胜信念，而且打乱了日军的战争部署，直接导致日军在未准备好时即发动中途岛之战，从此没落。

        如此好的选题，该如何加以重新组合信息资源，形成有序的拍摄题材呢？笔者进一步研究发现，“杜立特袭击”是尚未被公开报道的中美两军第一次联合军事作战行动，是美军飞机第一次成建制地飞抵中国大陆，是中国抗日军民第一次联手挽救美军飞行员的生命，且被救助者达64人之多。杜立特与中国救助者贺扬灵等人的合影至今悬挂在美国宇航博物馆、美国空军博物馆内展出。在浙江林业大学，笔者找到了研究西天目地区口述历史的学者王国林，他是第一个对杜立特降落西天目史实做社会调查的历史学家。在浙皖交界处古道上的豪堑关，笔者找到了杜立特中队一号机的坠毁点，找到了目击一号机坠毁的老人，发现了巨大的一号机的发动机残骸。在浙江临安射干村，笔者找到了救助一号机副驾驶员科尔的张健的遗孀，她也是救助场景的目击者。根据上述已有信息线索，笔者完成了《拯救杜立特机组》的选题策划，以大量证人证言、档案资料、实物证据、遗址遗迹等，编导完成长纪录片《救助杜立特中队》，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地纪录杜立特中队轰炸东京的来龙去脉及80名队员命运的电视纪实片。

        挖掘重大历史、考量现实趋势、组合公共资源是三种探索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选题的方法，也是三种行之有效的选题模式，可以供同行在相关电视节目实践中加以借鉴和参考。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    本文节选自王维：《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的思考和实践》，原载于《视听纵横》，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