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牡丹江，我收到一条信息，许以倩阿姨去世了，这时立即感到迫不及待，在中转回京途中的沈阳桃仙机场，我终于写开了头。许以倩阿姨是我发起并参与的新四军女战士口述史的被访者，访问时她已经90多岁高龄，但底气十足、思路清晰，把她经历的事情讲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并且还且述且评，在我们最后汇集的11篇口述史中，她的叙述相对起伏跌宕。
        约10年前我第一次听闻口述史时，觉得那是个事不关己的事情，就高高挂起了。后来我开始有点意识了，有朋友参与“文革人物”口述史访谈，邀我参加，虽然有兴趣但却没有时间，就错过了。但是在阅读他们访谈的结集和其他一些口述史资料时，我却被它们独特的力量击中，因为口述史所记录呈现的内容，用个人的、鲜活的、特别的方式帮助我们了解、理解宏大历史背景下的生和死、悲和欢、沉与浮、离与合，我相信，无论多么伟大恢宏的历史，都是由这样的一个个人构成的；而且，我们选择加入的总会是与我们有着关联、息息相关的事情，新四军女战士口述史就是。
       于是，我开始参加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图书馆的口述史培训，虽然零敲碎打，却也受了熏陶。2011年开始，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图书馆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合作进行了新四军女战士口述史访谈。三年期间，我们访谈了13位新四军女战士，最后编入《倾听与呈现 “她”的人生：妇女口述历史丛书》的是11篇，她们中访谈时最年长的就是许以倩阿姨，当时94岁，最年轻的是陈导民阿姨，当时84岁，她的父亲陈玉生，母亲杨桂芳都是新四军中的有名人物。从2011年到现在，被访者中已经有3位不幸辞世。
       访谈是对长辈艰苦往事的回忆和纪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在长辈的照拂下，耳闻目睹新四军往事，从小到大——孩童、少年、成年，生命历程步步的回忆和纪念。在访谈和后来阅读逐字稿、整理稿和成书后的初稿、最终稿的过程中，我会直接间接地记起那些曾经熟悉的叔叔阿姨和他们热衷谈论的往事，会补上过去不曾知道的“正史”“轶闻”，会更深刻地懂得长辈们在那动荡年月、艰苦颠沛中的初衷和心路、坚忍和持续。我的父母先后去世，没有机会和他们交流，没有机会深度理解他们，现在的过程成了一种寄托、一种弥补、一种仪式。
曾经参加过两次研讨会。一次是2013年7月的“倾听、记录与呈现——妇女口述史国际研讨会”，我当时在博客中记录，“有两个报告涉及新四军女战士的口述访谈，她们都提到了参与访谈对他们成长的促进和精神的提升，也提到女战士、受访者子女的支持……当这位报告者打出她的访谈对象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爸爸、妈妈和那些已届高龄或已经仓促辞世的阿姨们，泪水一直在眼眶中停留。报告者也提到，她在英国就此进行交流时，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等质疑是‘政治宣传’——很悲哀的事情。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研究来定论抗日战争的历史特别是国共的作用，其结果是该汲取的教训没有汲取，该建立的信任没有建立”。另一次是2015年5月的“全球视野下的妇女口述历史研究国际研讨会暨《妇女口述历史丛书》首发式”，那时正在凌乱和奔忙中的我写下的是：“我们三年的心血，《追寻她们的人生——新四军、志愿军女战士和妇女干部卷》。当晚，我强睁倦眼，匆匆翻读，也数度泛泪。”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些了解我“新四军情结”的朋友邀请我去讲新四军，我都会介绍《追寻她们的人生-新四军、志愿军女战士和妇女干部卷》并引用其中的一些段落。我还购买了一部分书籍，赠送给我曾经访问过的新四军纪念馆，他们都非常高兴，还给我提供了捐赠证书。
        和口述史的另一个缘分是作为北京’95世妇会的参与者，我还参加了口述史的工作，是作为被访者。虽然仅仅过去20年，很多细节已经淹没了，但那是一次感性和理性的梳理和审视，让我看到自己或深或浅的足迹，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
        感谢口述史和我曾参与的两个相关项目，它们给我带来了丰富而深刻的、不可替代的念想；还要感谢与我合作的所有访谈者和整理者，在和他们一起进行冗长甚至枯燥的访谈的时候，我没有期望他们会在访谈员手记里写出这么令人感动的文字，每每想起总会让我潸然。我还要静下心来一一细读，这是另一种念想。
        （作者为国家卫计委新家庭计划专家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