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近年来，“口述历史”渐成一门显学，无论在文化、传媒领域，还是两岸三地的校园中，均赢得了超乎以往的回响。然而，谈及其渊源与概念，则莫衷一是。“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副会长孔强生曾表示：“最近几年，口述历史，在大陆成为一个热点名词，但真正在做口述历史的人，却并不多……很泡沫化。”因此，撰写本文的初衷，也是希望结合我这些年来对口述历史的关注，以及项目策划经历，以供探讨。

前世今生：口述历史的沿革和挑战

        口述历史，源自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第一视角的记忆，经由笔录、录音乃至影像整理与考证，成为历史研究以及传承的重要依据。曾有学者认为，《奥德赛》、《史记》、《格萨尔王》、《江格尔》等名著，都属于口述历史范畴。但直到1948年，才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芮文斯，正式提出“口述历史”的概念（Oral History），开启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

        同年，芮文斯创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开始“有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此后，口述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1967年在美国成立）在8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原则、标准及法律授权样本，促动了口述历史研究在世界的发展。2003年，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更是明确将“口述”视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华人口述史学家之中，则首推芮文斯教授的学生唐德刚，其代表作《李宗仁回忆录》，是令我这个古代历史爱好者，关注口述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亦如学者丁东所言：“最重要的文献你看不到，而历史当事人还活着，不受保密的制约。因此，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关节点，就是通过口述历史挖掘出来的。”

        2005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我的中国心》、《我们一起走过》相继开播，不仅推动了口述历史的视觉化，更成为我学习口述历史的“电视课堂”。尤其是曹景行主持的《口述历史》，从节目框架到镜头景别、灯光表现，无不将口述者作为主体，促动我从“对历史故事、节目悬念的关注”转变为对历史事件及当事人本身的思考。

        常言道“知易行难”，“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唐德刚）”，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也曾指出：“从整体上看，中国口述史学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缺乏专门的研究人才来从事口述历史研究，没有正规的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依托，没有必要的研究经费加以支撑，缺乏有计划的长远访谈规划，加上理论研究先天不足，使国内的口述历史研究处于低水平的层次，难以出现国际一流的口述历史成果。”

全民纪录片：口述历史的新起点

        这两年来，从参与策划“家春秋口述历史计划”到“创纪录运动”，再到研究《冷暖人生》、《凤凰大视野》、《贝家花园往事》等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网络传播，忽然发现相比专业的学术领域，推动口述历史的全民化，有着同等重要的社会意义。

        2014年，由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等发起的“家春秋口述历史计划”，以高校的大学生为参赛主体，促动许多对“口述历史”一无所知的青年人成为这一领域的实践者，他们将“足迹踏遍纽约唐人街、台湾的眷村，镜头扫过炊烟袅袅的鲁西北，白雪皑皑的大兴安岭……他们带回了40部纪录片，讲述了华人大厨、抗战老兵、空巢老人、驯鹿猎人带着生活真实温度的故事，网上点击量突破百万。” 亚洲阳光纪录片大会作为纪录片的专业平台，也全力投入和支持青年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并将优秀口述历史作品通过ASD的大师班以及大会平台带到国际舞台上接受更高的关注。

        2015年3月，由凤凰视频、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组委会、凤凰卫视发起的“创纪录运动”吸引来自大陆、香港、台湾、法国、美国等20多个地区的1059部作品参赛，促动“全民纪录片元年”的诞生。这其中，具有口述历史特点的《1968年的冬天》、《为了忘却的纪念》，更是入选年度十五强，不仅得到“创纪录运动”大师班评审、著名纪录片导演周兵的亲自指导，更藉此面向全球华人的赛事，为口述历史从小众走向大众，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这其中，参赛纪录片《我爸》的主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示：“拍摄这个片子，真的是重新认识了我们的爸爸。我们真的对他们太陌生，他们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对他们真的一点都不了解。通过这个片子，拉近的距离不是一点点。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发生了一个非常本质的变化。”

        因此，在我看来，口述历史的发展，不仅需要增进严谨性和专业性，更需要在三个层面上注重强化。一方面是代际融合，让我们与父辈在共同的主题追溯中，形成了情感上的和解，甚至是价值观上的求同存异；一方面是人性认知，这不仅仅是口述访谈中的“三不主义”技巧（与受访者互动时做到“不打断、不离题、不纠正”原则），更是关注受访者的所思所想及其背后的性格、历史成因——一如电影《十二公民》中的9号陪审员，他指出“接受采访的时候，老人紧紧地夹着胳膊，不希望人们看到他破了的衣服，努力地不让人看出他残疾的腿，多少年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这次不仅有人专门听他说话，还会印在报纸上”；一方面是社会赋权，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跳脱出政治修史、精英治史的桎梏，更有助于公共历史（Public History）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

        1979年，意大利口述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就曾在《什么令口述历史与众不同》中指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的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产生的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