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理论要本土化，这是近几年提得比较多的口号。口述史理论为什么要本土化？如何本土化？这是值得思考的。现代口述史是从美国传入中土的，先是台湾，后是香港与大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口述史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欧美口述史没有的东西。总结中国口述史实践经验，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中国特色的口述史理论，无疑是当下要做的事。而中国口述史实践经验总结之道无非有二，一是主要根据公开出版的口述史作品，通过间接的方式提炼口述史理论；二是通过无数的口述史实践活动，直接提炼口述史理论，如本文即是建立在笔者直接参与的二百多人的口述史实践与思考基础上。采访原点是口述史最核心的环节，采访的过程即是体验和思考的过程。笔者有明确的口述史全程研究对象，且有古今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发展背景知识，相信这样的直接观察思考会看得更远更到位，这样的路径最有可能突破现有口述史理论原地踏步问题。[1]口述史是什么，这仍然是口述史研究的核心问题。[2]随着口述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口述历史”是个奇妙无穷的概念，可以做多方面的解读。这样的全新解读，或许能够纠正当下口述史研究中仍存在的一些误区。
一、口述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笔书的谈话不是口述史
        口述史到底是什么，不同视野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从历史再现角度来说，口述史是通过个体用嘴巴讲述出来的历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是一种言语建构”［1］。此中的“声音”是物理意义上的“人类自然声音”。所谓“历史的声音再现”，指口述人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历史。所谓口述人，一是当事人，二是相关人。这在录音阶段十分明确，但到了文本阶段往往难以保证，其他“声音”随时会添加进来。
        口述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所以录音机的发明是现代口述史学产生的前提。“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的方式来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2］2。可见，美国人的概念是清楚的。美国的口述史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录音基础上的，所以不会弄错。可这么清楚的东西，到了中国人那儿概念就混了。中国人之所以会弄混，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民间口头采风传统。此误始于唐德刚，唐德刚当年曾洋洋得意对芮文斯说，你仅是口述历史术语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活动中外自古有之。因此之故，至今仍有不少中国学人会犯迷糊，动辄会说口述历史“并非新东西，人类早期历史都是口述的”［3］，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是否是口述史，至少有四条标准：一是口述史意识，二是双主体建构，三是口语叙述，四是录音文本。由此可知，一则史诗不是口述史。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将口述史划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生活世界中的口述史，另一个是文本世界中的口述史。人类自古及今出现的“口口相传”，是生活世界中的口述史。这种有一定故事性的“口述史”，本质上仍是一种口述。它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故事传播方式，其载体是人类的大脑，通过传承人来传承人类故事。这种口传故事的活体传承人数量不会太多，能传播的时空范围有限。一旦传承人没有进一步讲给下一代传承人听，当这些传承人离开地球后，这个口传故事的传播就会断线。因为没有文本来记录，所以早期的人类故事多易丢失。历史的世界是一个文本世界的，在文本世界中，文本是强势的，语言是弱势的。文本产生以后，口述史完全边缘化，几千年内不受学人的重视。当然也有例外，某些靠口述传承文化的少数民族如藏族，因为建立了职业的史诗传承人制度，所以能够上千年地保留某些故事。现代口述史之“史”，是“文本历史”，它是个文本世界概念。生活世界中的口述与口述史缺陷的彻底克服，是现代录音技术出现后的事。有了录音，人类的声音就可以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成为录音文本，进而加工成文字文本，从而也就进入到文本世界，重新成为强势的表达方式。此外，它也缺乏了双主体建构条件。二则笔书的作品不是口述史。中国有一个民间口述采风传统，《史记》之类作品部使用过口述材料，笔记中也常见当事人说话片段。笔者以为这些不能算，它虽然注明材料来源，称是根据某人所说来记录，但没有明确的口述史意识，也缺乏了双主体建构性。三则自己动手写作的回忆录也不能算口述史。因为它是自拉自唱、自设自写出来的个人史，少了双主体互动建构的环节，语言是书面化的，没有录音可验证。忠王李秀成经历了双方的询招环节，事后因广西话听不懂而被要求用文字写成的《李秀成自述》近于口述史，但也非严格的口述史。北京回忆久久公司生产的回忆录倒属口述史，因为它是在采访人明确的口述史诱导下说出来的，有录音文本可验证。这样的严格界定，表面上有苛求古人之嫌，但实际上是为了划出明确的时间界线。20世纪才有正式的现代口述史，此前的相关东西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帽子，那样的做法只会混淆口述史的界限。
        至于大家熟悉的口述史文本，属延伸加工产品。口述史文本可分直接呈现与间接呈现两大类型。口述史的直接呈现方式是录音文本，此后的转录稿、编纂稿，甚至是研究形态的文本，是进一步加工后的产物，属间接呈现，或称“衍生版本”［4］。此时口述史的性质就转变了，“所谓口述史实质上就变成为文字记录的历史了”［5］。按理有了直接呈现即可，不必再作间接呈现加工了。之所以还要做进一步的延伸加工，是因为文字文本几千年来一直是最强势的表达手段，是主流的呈现方式，而录音文本出现时间短，听录音文本远未成为习惯，所以不得不屈就。作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文字文本有其自身的优势，一则效率不同，阅读速度快，听录音稍慢；二则逻辑概念不同；三则传播空间不同。在没有广播时代，文字可通行全国，语言的传播有空间限制。要弥补语言表述的不足，须转化成文字，从而更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读得懂。不过，过分重视口述史的文字文本，会带来另一个口述史文本混乱问题，从而埋没了口述史的本质特征。口述史的直接形态是录音文本，转录稿保留了录音的形态，可以辨别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声音。等到了编纂稿，就会大量夹进别人的言语。所以有人说“口述历史出版物不是口述历史，只是以口述历史为材料的一种产品”［4］。所以根据这些口述史样本来研究口述史理论，有时可能并不到位。
        口述史是历史的对话。口述史流程最核心的环节是交谈，有人称为“现场原点”［4］。口述史是采访人与口述人间的一种历史对话，或者说是后辈与前辈间的一种历史对话。它是一个互相倾听的过程，口述人要“听”采访人的问题，采访人要“听”口述人的回答，询问的篇幅小于回答。采访人倾听口述人讲述的过程，犹如以前阅读文献的过程。因为它是通过直接的“听”来研究当代历史的，所以“听”的能力最为重要。采访人能否听懂，涉及几大要素，一是语言，二是年龄，三是城乡时空。中国口述史面临的语言问题，在欧美不会那么复杂，在中国是十分复杂的，它涉及到地方语言、时代语言、职业语言。三种语言中又以方言居首，如果不懂方言，完全无法参与口述史采访，它影响到听力、理解、交流、记录、转录、研究。如果年龄太小，时空经历太浅，理解不了长辈的生活经历。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面临着困难较多。理想的选择是60年代出身的人，可以上下衔接。出生城市的人往往听不懂乡村老人的话，尤其是建国前30年的生产队生活。如果这三关过不了，口述史的“听”是相当困难的。
        提倡研究录音文本。口述史的奥妙精微在于采访的过程，采访本身可能是一种较松散的聊天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直接的历史追寻活动。口述史理论研究，必须要直接参与大量的口述史采访活动。如果难以做到直接参与，至少也得回归听录音、看转录稿。不过，听录音研究口述史会面临两大难处：一是方言的限制，二是比较吃力费时。看转录稿，速度倒快，但会面临转录的人名、地名等据同音而转录的错误问题。录音文本与文字文本各有短长，不能以文字文本之长否定录音文本之短。文字文本之所以受人重视，是因为方便阅读，有证据性，可以引用。其实，录音文本也有证据性，也可以引用，它是用时间刻度来计算的。只是，习惯阅读文字的我们不习惯听录音文本，远没有发现听录音的优势而已。笔者的想法，至少在部分能听懂的范围内，如用普通话讲述的、能听得懂的方言讲述的录音文本，是可以考虑一试的。
二、口述史是叙事之学，也可成为学术之学
        20世纪以来，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流是学术史学。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如果不能成为学术史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口述史研究也如此，须阐明口述史的学术合法性，才有存在价值。口述史出现的时代，正是学术史学鼎盛的时代，所以往往容易被纳入学术史学来看。当年唐德刚之所以不断考证与研究，最后写成研究性很强的口述史著作《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就是高校学术史学要求的结果。即使到今日仍有人强调其学术性，“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访谈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6］。作为学术之学，要重视“批判口述史学”。这是由美国哈佛大学乔·奈和詹姆斯·布莱特首创的，即两个或多个前竞争对手或敌手对以往的冲突事件进行回顾性思考的方法。与传统口述史学注重于单纯向受众叙述往事不同的是，它要求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7］它实际上是一种多重证据辅证论。
        不过我们也得知道，口述史的主流形态是叙事之学。口述史是当事人通过口述形成的当代历史作品，有两大特征要注意：
        其一是故事化。口述史是个体讲述的人生故事，故事是有过程、有情节、有细节、有情感的框架。口述史是一种有方向性有目的性的历史回顾，有了这种口述性回顾，过往的经历就成为有时空框架的历史。当事人会用几岁来表述，而采访人会用公元纪年来定位。有了时空框架，生活就成为历史了。用大英图书馆“国家生活故事”公司罗伯特·佩克斯（Rob Perks）话说，口述史是“生活史学”［8］。所谓生活史学，就是将生活转化成文本世界的故事。大英图书馆有一个“国家生活故事”项目，内有建筑师生活故事、艺术家生活故事、作家生活故事、手工艺者生活故事、城市生活故事、钢铁生活故事等等。［9］这完全是一种生活化、故事化的口述史项目。史学源于生活世界，复要服务生活世界的普通人，生活史学显然更合适。中国有叙述史学传统，完全能接受这样的模式。
        其二是口语化。“口述”就是“用嘴巴讲述”，它的用语一定是口语。口语不同于书面语。书面语多是独处环境下的一种自言自语，其句式、结构的表达有从容的时间来反复修订，故而逻辑性强，语意简练。而口述史是口述人面对采访人、在人问我答的环境下当场表达出来的语句，多半没有整体构思，边想边讲，讲到哪算哪。即使有整体构思，但通篇布局也不会像写文章那样严谨。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则受送气发声规则的控制，句子比较短，多用单字。二则语法结构简单，不会大段引用，不会用图表。三则会有古今对比。它有明确的听众，有时需要做古今对比的解释，以便当下听众能理解过往的历史现象。四则会跑题。思维是活的，讲述过程中会出现东拉西扯的重复、啰嗦、脱节、颠倒等现象，显得逻辑性不太强。五则多情感词。口述是一种有情感的讲述，所以会出现嗯、呃之类情感用词。因为叙述的过程是一个梳理的过程，有时会不同步，所以会有口头禅。这些东西不为书面语所认可，但在口语中是正常的。语言有语言的规则，文字有文字的规则，两套体系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即使口述史文本用的也是一种独特的口语文本。口述史录音文本转录以后会遇到个人语言与通用文字的矛盾问题。文本往往用通用标准书面语，而口头语言往往是个性化的。个人语言的多样化在生活世界不成问题，但在文本世界却一直受到歧视，被认为“鄙陋”。历史的世界是一个文本的世界，所以文字成为强势工具而语言被边缘化。口述史的提出，对个人话语权的肯定，就出现了一个“口语形态”表达的合法性问题。口述成为口述史，就进入到了文本世界。这样就给口述史文本提出了新的要求，它既要保存口述的特点，又得适合文本的阅读要求。“在传播流程中，口述历史的清晰性和可读性是一种必然性要求”［1］。口语是最能体现个性思维的部分，自然要保留，否则人与人的讲话就会千人一面，与其他书语文本一样了。陈墨主张“尽可能保留口述历史采访对话的口语形态、口语特征、口语习惯，亦即尽可能保留口语的现场痕迹”［1］。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不是那么容易的。口语文本的底线是“口语通顺”，能让人阅读能理解，“须以读者理解无误为准则”［1］。如此，口述史是要经过有限度修订的。所谓有限度修订，指“句式的调整，语意的补全，多余的删除，时间的考订”［10］。口述是人人会用的交流工具，而笔书只有部分人会用。今日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可以用“口述实录”形式出版口述史，那是因为她的学术自信力。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陈墨出身文学，所以《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更容易接受对话形式。这样的回归，回到了口述史本来应有的位置上，这才是正确的选择。口语文本是新生事物，熟悉书面语表达的很多读书人可能一时接受不了。据说编纂稿交给某些士大夫型口述人审阅时，他们多会动手改稿子，将口语改为书面语。也有的子女看到老人口述回忆录后嘣出的第一话是：这不是老爷子平时说的话吗？由此可知，在他们眼中，第三人称写的、书面语写的作品才是历史，用第一人称写的带有口语的作品不像历史作品。不过，对那些平时擅长讲话的非读书人来说，口述史是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书面语表达是啥样的。这样的观念，迟早是会变的。说白了，语言与文字均是表达人类思想的工具，不存在高低之分。“口语形态”文本的出现有可能丰富书面语表达格式，如此传统的标准文字之外，多了风格多样化的口述文字文本。这样的口述史口语文本，对后人的语法研究是参考意义的。
        口述史可以初加工产品（口述实录）形式出版，也可以作一些深度加工。历史的建构可分为分析型建构与叙述型建构两大类型，前者是专著，后者是叙事之作。口述史也如此，可分为两大类。初加工的口述史，就是历史作品了。对于一个没有文献记录的普通人来说，口述史的建构就是他们的历史建构，此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未来更难以解决。之所以还要进一步加工，提升其学术性，那是学术史学要求的结果，是高校科研成果考核体制要求的结果。以口述史材料为主，结合其他文献，做更深层的研究，那是学术研究范围的事。定宜庄认为口述史重在“记录大时代下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11］，它是理解当代人的手段，是后来人理解前代人的途径。
三、口述史既是史料，更是公众历史的主体建构
        因为处于学术史学环境下，人们动辄强调口述史是搜集史料的一种活动。其实，口述史既有史料搜集意义，更有主体建构意义。
        1、口述史不完全是史料。传统口述史是在学术史学的背景下出现的，偏重口述史料的搜集。何谓口述史，很多人讨论过。[3]不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譬如比较最常见的观点，口述史是通过访谈搜集史料的活动。口述史就是采访，这与新闻的特性有关，新闻就是从人物那儿获得信息的，只是前者偏重“新闻”，后者偏重“旧闻”而已。也与学术史学有关，学术史学是一种再加工程度较高的史学分析活动，在这种视野下所有的活动都是搜集史料，所有可用于研究参考的文本都是史料。史料就是资料，是等着被任人宰割的东西，它没有主体性，丧失了自我类型特性。作为叙述史形态的口述史作品，当然可以成为史料为研究者所用。不过，说口述史是史料搜集，降低了口述史的意义。把口述当作史料搜集一种方式，我们古人早就这么做了，今日至多是发扬而已，没有太多新鲜感。古人已能笔书，今日至多增加录音，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口述史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真实性质疑问题，老是纠结于口述史是否可信问题，一直饱受其困扰的左玉河决心从学理上回答这个问题。他将之区分为历史之真、记忆之真、叙述之真、文本之真四大层面，认为经过三重帷幕的过滤与筛选，难保绝对之真，只能无限逼迫历史之真而已。［12］这样的学理讨论是需要的。笔者想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口述史的全程来说，真实性问题不是核心问题。口述史采访是第一层面的事，口述史作品可信度研究是第二层面的事，不能将两者弄反了弄混了。之所以会成为核心讨论的问题，那是因为学术研究思维影响的结果。受严谨的科学思维影响，他们优先考虑史料的可信度，以为如果生产出来的知识不可靠不如不生产。其实不管文献或口述，凡是史料均存在可信度问题，要经专家验证才可使用，所以这不是口述史的特有问题，而是史料的共性问题。有些人患有历史真实盲目崇拜症，追求百分之百的真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外行理念。从历史认识论来说，这世上的历史记忆只有相对真实，没有百分之百的绝对真实。生活世界的人与事，发生后就瞬间消失了，只有短暂的真实性，“历史只有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是真实的”［13］。回过头来想再现消失的历史，追求百分之百的真实，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客观的历史自己不会说话不会记录，必须靠人类大脑来感知，靠嘴来说话，靠笔来记录。所谓历史之真，小时空与大时空的人看法不同，当事人与旁观者的看法不同，没有一个绝对标准。一人一版本，多人多版本，这就是相对真实。丁东主编《口述历史》丛刊时，将底线定为“要求文本符合口述者的愿意”［14］，这样的考虑是符合实际的。
        2、口述史是公众历史的主体建构。口述史有一个历史建构参与人问题，是谁在口述？谁的历史？当然是当事人在口述，是当事人的历史。有人称为“口述史的民主性”［15］17，此术语容易让人产生歧义，换成“口述的主体建构”更为合适。什么是主体建构？哲学上的“主体”，指的是“我思”之人，具有独立意识、理性思考与掌控能力的个体。主体建构，就是当事人的有意识建构。当事人的大脑记忆本身具有认知、记录、思考、加工能力，其有意识的认知结果构成了一种独立的历史认知版本。真实的过去是遥远的，过往的记忆全储存于大脑中，所以有“历历在目”的感觉。记忆是人类对外在人、事、物认知的结果，因为对之有理解所以能叙述出来。记忆分无意识的记忆与有意识的记忆两类，前者是及时记录后形成的记忆，后者是经过加工梳理过的建构起来的记忆。这种加工重构过的记忆有时空框架建构，本质上是当事人对历史的一种认知版本，当事人提供的是他自己的历史认识。人人具有历史认知能力，只是人的历史认知能力有高低之分而已。每个人的认知范围有限、认知能力有限，他只能说出自己视野与认知能力内的真实。历史学家的认知版本被认为水平高，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后发优势，从多种版本的比对中，求得了相对全面的认知而已。
        为什么要重视主体建构？从历史记录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重视个体，是因为个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经历者、记录者。人身上有个大脑，可以录音录像，可以加工思考。当这台人脑在地球上走一圈，会记录下无数的历史信息。生活世界的活动发生以后，一部记忆历史就在其大脑中形成了。自己的事自己最知道，个人的一生轨迹，经历了哪几次转型，哪些事情影响了转型，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些人生感悟，所见所闻所思，一清二楚。不断的历史实践就形成不断的历史认识，他的记忆内容经不断的加工，形成了可表达的东西。随着时空的扩大、经验的积累，个人对过往历史的理解水平会提升，从而会对过往事件做出新的解释，这就是个人历史认知版本的更新。一旦表达出来，就是声音的历史、文本的历史。只是长期储存在人类的大脑之中，没有机会系统地说出来。或者说在生活世界曾对部分人说过，但因为没有录下音来，一直没有机会进入文本世界。久而久之，在文本世界的大空间传播中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成了失语一群。即使有记录，也往往是别人写的。口述史的出现让普通人获得独立的历史话语权，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嘴巴独立自主地叙述自己的历史。我这一生是如何走过来的，一个小时的叙述就可以走完一个人的一生，留下几千字的口述史文本，从而进入文本世界。无数个脑袋就是无数台摄像机，就能摄录下海量的历史信息。从当代历史建构角度来说，最要紧的是人人动手将当事人的故事版本呈现出来，成为固定文本，以便传播，以供讨论。口述史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如果没有呈现出来，就是空中楼阁，何谈口述史的真实与否。
        口述史尊重个人的历史认识，肯定个人的历史表达权，让普通人能再现个人历史，主体建构是一种典型的“我史”（康有为自传体回忆录名称），这自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承认普通人有历史话语权，则其口述话语方式也应得到肯定。如此要尊重受访人的叙述习惯，要用第一人称来记录，照口述人的讲话习惯来记录，不能按记录人的习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笔者指导大学生写作《我的青少年时代》，结果不少人总会问，到底是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来写。可见，在群体至上、精英至上的氛围中，提出个人史书写，对大家来说都不太习惯。
        3、口述史是一种双主体建构活动。口述史是一种直接研究，口述人是在采访人的询问下进行的口述，所以采访人具有主导作用。采访人的作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一则选人立项。口述史的出现，与采访人是否有明确的历史意识、有否有项目动力来做是相当关键的。口述史的起点是采访人的计划，如果不是项目、做事精神的驱使，采访人不会想到做采访活动。如果专题的需求，采访人也不会想到采访某人，更不会坐下来认真听口述人讲人生故事。二则采访中的出题，让口述人按“我是如何走到今日的”主题来讲述，发现哪些东西是有意思值得记录下来的。生活世界的全部活动就是历史，历史发生以后大部分消失了，只有一部分会被打捞起来，这打捞起来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是否想到要打捞取决于历史意识，哪些部分会被打捞起来取决于历史眼光。史学家的贡献就是根据自己的职业，判断有价值的部分事实，打捞起来，建构成历史。口述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起一个人物的历史。通过个体的访谈，可以编织出一张人际信息网来。三则倾听。以前是从文献中获取信息的，现在是直接从当事人记忆中获取信息。前者被动，留下什么了解什么；后者主动，可以进一步就感兴趣的或有意义的部分询问。采访人倾听当事人讲述的过程，犹如以前阅读文献的过程。倾听历史，研究历史，面对面地进行直接的研究，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研究模式。四则直接研究，确定详略。询问的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倾听的过程中也是在直接研究当事人的历史，从中获得重要的线索。历史是由时空组成的，在特定的时空中，会与什么人相遇，与什么事相遇，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网络体系。采访一个人，了解其时空轨迹，在什么时间点什么空间点做什么事。哪些事可能与之相关，于是就会询问同一时空的人与事。口述史开创了直接听当事人讲历史、面对面研究当事人历史的新模式。五则录音、录像，并作文字记录，完成口述史文本的建构工作。能讲给人听的东西，也就是可以公开的东西。可见，讲述本身是一种公开传播的行为，没有提供这种机制，口述史是无法讲出来的。口述采访的过程，是文本历史建构的过程。讲述完毕，历史文本也就建构起来了。想听当事人讲故事的，可以听录音。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文本之外，多了录音、录像文本选择。六则转录，作一些后期的技术加工。将声音转化成文字，可以供人阅读。想快速了解的人，可以阅读文本。看完整的转录稿，可以了解采访、建构的过程。七则进一步的深度研究，历史学家有发现力，可以发现别人没有注意的现象，也能解释背后的原因。结合其他档案材料加工研究编纂成书，本质上与其他图书编纂没什么两样，只是较多使用了口述史材料或以口述史材料为主建构历史而已。
        另一方面，叙述的主体是当事人。以前的历史建构活动都是史家单方向进行的，口述史是一种双方合作的历史建构活动。没有采访人有意识的主动（偶尔也有当事人主动邀约），不可能有口述史活动；如果没有口述人的配合，口述史不可能出现；没有口述人的历史记忆，口述史内容也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全新的多方面的历史建构活动，采访人是研究主体，口述人是讲述主体，双主体共同建构当事人的历史，双方的参与有可能提升历史建构有水平。
四、口述史既是独立学科，又是公众史学分支学科
        美国人习惯将口述史学与公众史学当作两个分支学科来观察［16］，部分中国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主张成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17］，甚至有人主张成为一级学科，如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口述史学科框架如何建设？如果以个体为中心，可以建立一个总的“个人记忆库”［1］；如果与不同领域、组织结合，从而产生不同的专科口述史。最近，中国电影资料馆赵正阳主张将口述史学学科建构为“一个中心、两根轴线、三条脉络、四个区域”［4］，可见口述史学科建设进入了操作阶段。
        很多人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口述史学科，问题是口述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呢？一则口述史是一种通过个体来再现当代历史的方式、路径。二是通过口述进行的，标示“口述”是为了强调它的口述渠道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口述史？“口述”对应“文献”，“口述史”对应“文献史”，主要用于那些不会使用文献的人。在生活世界，口述是大众化，笔书是小众化。个人的语言组织力与文字组织力是不同的，有的人会说不会写，有的人会写不会说，既会说又会写的人不太多。普通的非读书人，其语言组织力较强，但文字组织力较弱。大批的文盲不会写，某些读书人不习惯写，某些老人不能写，他们只会口述，所以用要口述史的方式来建构历史。三是直接从大脑中寻找历史记忆资源。历史的本质是时空过程信息，时空经历的记忆储存于大脑中。大脑记忆的过程就是认知的过程，能认知的、能记忆的，也就是能表达出来的。人类历史记忆主要储存于大脑之中，大脑记忆是一切历史记忆之源。因为大脑会自动记录，所以多数人就懒得再用文本来记录，所以只有一小部分记忆转化为文本，绝大部分没有成为文本。要充分从大脑记忆中挖掘历史过程记忆信息，就得走口述之路。四是可以多类型再现历史。历史在本质上是文本历史，没有文本就没有历史。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只会用文字再现历史；现在有了口述史，这提供了新的途径，可以用声音再现历史、用多媒体再现历史。人类在生活世界的主要交流方式是声音，但因为没有录音技术，几千年来人类只会用文字来记录思想或声音，无法直接让人类的物理声音代代相传。今日有了录音，当然要弥补此不足，将人类的声音保存下来，世代相传。也可以用图像记录历史。人类的外形不断在变，人类还有丰富的肢体动作，古人发明了绘画，近代发明了照相与录像。绘画与照相是静态的再现，录像是动态的再现。录像兼文字、声音、图像、肢体记录于一身，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复合记录手段，所以今日口述史提倡用录像来做。由此可知，口述史开创了多类型全面记录当代历史的先河。五是关于当代史的。由生活世界而文本世界的书写过程，就是当代公众历史建构。采访人直面生活历史，思考其历史文本建构的重点与主线，采访结束标志着当事人历史建构工作的完成，这是口述史研究的最大意义所在。以前的历史文本建构，多数是在当事人死后做的，且向来是由第三者来做的，主动权在他人手中。现在历史建构的主动权转移到了当事人手中，当事人活着的时候就能在采访人的帮助下亲自建构自己的历史，这是开天辟地的变化。总之，几千年来传统学人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历史文献整理之学，而口述史则是当代历史文本建构之学。从历史学二分原则来说，可分为历史文献建构与历史文献研究两大层面。由此，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结构要改造，任务要更新，先建构历史文献，后研究历史文献。口述史就是在没有文献或文献数量不足的领域建立历史文献，这才是最大的意义所在。没有基础建设，何来高楼大厦！当历史不断往前推进时，文献建构的任务也不断地被提出来。当代历史文献建构是一项日新月异的工作，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
        口述史学当然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放在公众史学框架下更为合适。将口述史学当独立学科来看，在文献史学仍一霸天下的时代，其作用难为人充分认知。反之，口述史与公众史结合的前景就大得多了。口述史学与公众史学如何结合？两者的结合显然不是两张皮，如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史学，而是紧密结合形成新的分支学科——公众口述史学，成为公众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什么是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对应“组织”，如此口述史可分“组织口述史”与“公众口述史”两大类。两者相比，“公众口述史”比“组织口述史”更为急需，因为组织的档案资源相对丰富一些。强调“公众口述史”就是为了凸现其个人性。人类历史是靠人创造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人而发生的，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口述是实现个人史写作的基本途径。“公众口述史”又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精英口述史”与“大众口述史”两类。以精英为对象的口述史是精英口述史，以大众为对象的口述史是大众口述史。两者相比，“大众口述史”比“精英口述史”更急需，因为精英的档案资源更大众更为丰富一些。口述史妙处在于没有文献处建立历史文献，让从来不受记录关注的人物及其历史，得以记录下来。定宜庄认为口述史内涵核心有两条“民间性与个人性”［18］，笔者非常同意此论。口述史的发现，使民间与民众的历史得以建立文献系统来，这是最大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口述史天生是为下层人民打造的历史建构模式。
        口述史是适合公众时代的一种历史再现方式，它的出现标志着公众历史记录的出现，加速了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口述史学本身包含了人人参与与人人成为书写对象两大可能，解决了两大难题，从而可以建构起完整的公众史学。在笔书时代，人人参与是不可能的，以前的历史建构方式是适合少数人的、也是书写少数人的方式；在录音、录像时代，人人参与是可能的，人人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对象。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建构方式，是一种真正体现大众主体建构的方式。这将大大改写人类的历史书写模式，它使“人为本位”成为可能，使公众史找到了发展的空间所在。
结论
        口述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东西，得分类观察与思考。口述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只有文字、声音、图像三种文本的口述史都研究过，才可称为口述史研究专家。口述史首先是叙述史学，其次才是学术史学。学术史学、史料学观念、可信度怀疑，这些均是阻碍口述史发展的东西。口述史主要是公众的当代史建构，史料搜集是其次的功能，口述史是通过口述建构起来的公众当代史。严格说来，只有主体建构的才是口述史，其他的就是搜集史料方式之一而已。口述史中的讲述人，向来称为“受访人”，近来有人主张改为“口述人”［4］，两者均有理。在学术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史料搜集，可称“受访人”；公众史学视野下的主体建构，可称“口述人”。口述史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它是当代历史记录之学或文献建构之学。不过，放入公众史学框架中，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公众口述史学，更能看到口述史的意义。总之，从公众史学理论入手思考口述史，能看到其更为本质的现象，从中可以提炼出口述史的理论。

        （来源：《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