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是民众和学者共同书写和表述历史的方式，有助于展示历史叙事的多种层面，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了可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口述史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研究及实践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央视、凤凰卫视等强势媒体也先后开播“电影传奇”“口述史”等栏目，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口述史成为显学。
        不过，在为中国当代口述史的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一领域所呈现出的纷乱而令人忧虑的一面：口述史的理论成果相对薄弱，理论与实践脱节，“口述史”概念屡遭滥用和误用，自述、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甚至戏说著作也挂起了“口述史”的幌子[1]，一些口述实践缺乏严谨的操作规范，口述主体单一，等等。从长远来看，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纠正缺乏规范的口述史实践，方兴未艾的当代口述史难以获得良性发展。
        阅读本文您将看到：作者围绕“口述史”进行的四个问题讨论：
        热点一：口述史，是否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热点二：访谈录，是史料还是历史？
        热点三：大家都能做口述史？
        热点四：谁的口述史？
        热点一：口述史，是否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当下中国的口述史横跨了历史、文学、社会学、新闻学、人类学、体育、医学等领域，受访人涵盖了各行各业。就总体而言，口述史实践成果的影响力和份量要远大于理论研究成果，口述史理论仍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口述史领域，做实践的人大多不做理论研究，而做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口述史的实践经验，许多口述史实践者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处在边干边学的状态中，这是当下口述史领域的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自20 世纪80 年代口述史在国内兴起后，中国口述史学理论的阐发，以介绍西方口述史学理论为主，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史》等重要著作先后被引入，虽然中国学者的 《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及《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口述史研究方法》等著作先后出版，但这些还是难以掩盖口述史理论薄弱的窘境，口述史在中国仍然没有形成较完备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口述史的基本概念、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依然在探索当中。左玉河于2007 年概括的“口述图书出版先行一步， 口述史学研究相对滞后”[2]的情况目前依然存在，制约着口述史的健康发展。
        口述史领域还缺乏一套从业人员公认并愿意遵守的规范，这与口述史的相关组织角色的缺失有密切关系。在美国，虽然1948 年第一座口述史档案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但这个领域真正的蓬勃发展， 始于1967 年“口述史协会”的成立。美国“口述史协会”的工作章程不仅界定了该协会的作用，还明确了口述史的定义，确立了相关原则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指出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灵活性， 阐明了口述史的生动性与互动性，并高扬了从业者的批评探索精神和社会责任感[3]。该协会制订了《美国口述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规范了实践过程，推出了一整套成熟的评价标准、工作原则、各种“法律授权样本”等文件，统一了口述史学的工作和法律规范，保证了口述史的健康、蓬勃发展。这也使得美国的口述史学成就直至今日仍居世界首位。中国的“中华口述史研究会”成立于2004 年12 月，研究会的工作章程也于同时推出。“中华口述史研究会章程”分为总则、会员、组织机构、经费、会址、附则六章，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研究会行政范围内的事务进行陈述，而对于口述史的具体界定、操作规范等相关内容却较少涉及[4]。相较而言，美国“口述史协会”的工作章程既具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 也规范了口述史的相关理论，无疑对从业者的帮助更为直接。
        因为口述史理论研究滞后，理论界与业界之间缺乏沟通，在当下口述史实践成果中，往往会发现如下情形：口述史被误用，甚或乱用，比如有几套很有影响的口述史著作虽然以口述史为名义，但实际上却是访谈 录、回忆录甚至是文件的汇编。如“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湖南教育出版社）丛书中就收有笔述回忆类史料，口述史出版重镇———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口述史”丛书中也收有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5]。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当下确实有很多珍贵史料需要有识之士抓紧时间、不择形式地来加以收集、整理，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界定口述史的“尺度”过于宽松，学术界对于口述史的性质与功能还不甚明确与统一。这难免会造成人们理解上的困惑：到底口述史的独特意义是什么，真正的口述史又该如何操作呢？
        口述史的译介不足，原创不够，缺乏统一的规范，更无一致的认识，宝贵的访谈对象又行将故去，不容再等待，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口述史实践只能是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匆匆实施：“当前在专业水平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又不可能从容等待的情况下， 对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水平就不能要求过高。只有放手去做，在干中学，才能逐步提高。”[6]实践出真知，这是永恒的真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践应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作为一门学科，口述史从1948年始于哥伦比亚大学距今已经有63 年的历史， 积累了重要的理论财富，我们没有理由无视它们，付出太高的代价。
热点二：访谈录，是史料还是历史？
        在“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彼岸”的历史？ 该如何处理口述访谈的基本成果？ 通过与成熟的口述史成果对比，不难发现，当下许多冠以口述史的成果只能算是访谈，它们只是提供和积累了一些口述史料，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一切口述史固然都是访谈，但不是一切访谈都是口述史。
        抢救和保存访谈资料确实很重要，但这只是开展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手段。口述史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为此，必须要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查找文献档案加以互证，这样的“口述史”才能和访谈录、新闻采访、田野调查等区别开来。有学者认为口述史等同于口述史料：“口述史是口述史料。推动口述史工作,目的在于推动为科学史研究服务的史料建设,而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7]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史是有严格区别的，口述史料仅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是历史研究后的成果。人们经常谈论的“口述史”，包括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图书和电视节目（如央视《大家之香江传奇》栏目和上海出版的《老电视人口述史》），主要由采访人和口述人的一问一答构成，口述者的回忆与叙述占了主要位置，访谈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置的，其作用并不重要，其出版物只是加了前言和后记的访谈资料集。这些成果其实只是“口述史料”，还没有到达“口述史”层面。
        成熟的口述史应该对口传史料、调查记、访谈录有所整理和利用。口述史是研究者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研究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应该有脚注（人物、事件、书目等知识性说明），有旁注（对主述资料的校正或置疑，或其他文献资料的补充），也有尾注（编者评述、图例或附录、参考资料等）[8]。“口述史”的记录者要熟悉口述史的通行规则，还要有丰厚的历史知识素养和文学修养。以唐德刚为例，他为胡适的英文口述的中译本所作的注释评论，就是不可不读的口述史佳作。《胡适口述自传》的传与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其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因此海内外史学界盛称:“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唐德刚著《胡适口述自传》的时候，连“记录之外”的边角料都积累了十余万言，后来编成了《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60 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更是耗时7年才得以完成，充分体现了口述史研究工作的深度和艰辛。
        在尽可能地保证口述史可信度的前提下，口述史应该展示出历史叙述的多元性， 为静态的文献历史“去魅”，发挥解除思维束缚的作用。例如傅光明、郑实夫妇围绕老舍之死所作的口述史作品，不仅展现出了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忆与叙述，而且分析出了这种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说明了什么。傅光明认为，“老舍之死”在口述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 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 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他也曾为此迷惑不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真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9]
        需要强调的是，一些口述史研究者虽然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访谈人的作用，例如《口述大寨史》一书，开始注意在搜集相关口述史料的同时进行文献的查证，但遗憾的是，该书的重要文献著作与访谈并没有紧密结合，从附录四“课题组采访编撰记事”可以看出来，其主要用途是用来编写大事记及撰写每个大标题之下的概括性论述，这就难免出现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之间缺乏互证的情况。
        口述史成果多数停留在访谈录和口述史料的层面上，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口述史研究所特有的困难造成的。口述史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特征，历史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整合难度较大，访谈和调研耗力费时，资料的收集、整理、比较的工作量非常大，就连唐德刚也抱怨过做口述史“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是“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10]。不过，也正是在口述史的这种“艰辛的体验”[11]中，口述史的迷人魅力和无可替代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热点三：大家都能做口述史？
        从国内口述史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做口述史的人多半来自历史学界之外， 受访者也遍布各行各业，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唐纳德·里奇所号召的“大家来做口述史”已经成为现实。确实，口述史的访谈对象是不受限制的，但并非是只要有兴趣，不经过相关课程和培训班的专业训练，不懂得口述史的规范，每个人都能做出有价值的口述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任何录音都能够成为口述史料，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口述史。
        与传统文献史料法不同，口述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 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这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其中的关系，对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就会变得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但如果处理不好，就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遗憾，这就需要在口述访谈中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陈墨在做“中国电影口述史研究” 时有过这样的体会：“针对社会角色固化、公众记忆及回想增长率等现象，比较有效的对策是增强对话密度，尤其是增加细节话题。”“与其问一个电影摄制组的政治环境如何，不如问这个摄制组每天什么时候开会、会议由谁主持、会议的话题是什么；与其问一个人对‘大跃进’的记忆或观感，不如问在1958年是否将家里的铁器拿去炼钢、这一年他或她在家里住了多长时间、与家人写信或对话的话题是什么；”[11]类似这样的访谈技巧，不是所有尝试口述史实践的人能轻易掌握的，非得经过长期的摸索或正规的训练不可。在缺少口述史训练的情况下，我们做出的口述史可能会很不规范，也缺乏可信度。
        热点四：谁的口述史？
        口述史的优势在于普通人参与历史的话语建构，“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 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妇女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说， 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 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12]
        近年来口述史也出现了一些普通人的声音，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杨立文主编的《创造平等：中国西北女童教育口述史》（1995），余未人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2001），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系列丛书（2003），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史》及《老北京人的口述史》（2009），吕国光主编的《农民工口述史》（2009），王炜等整理的《大前门： 王永斌口述老北京生活》（2009）等。但从整体看，当下的口述史还是集中在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或文化名人、精英人物上。
        致力于让缺乏话语权的人发出声音，这是现代口述史的主要意义。崔永元策划的《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和我的祖国》等口述系列节目之所以引起一定的轰动，不在于他作为央视著名主持人的强大号召力，而在于其口述史重心是“我的”、“底层的”、“草根的”，而不是“伟人的”、“名人的”、“上层的”。只有形成口述访谈对象的开放性与多元化格局，才能为口述史的迅速发展和成熟作出更大的贡献。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艾恺把口述史分为三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以及区别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史的第三种形式[13]，目前中国最缺少的就是第一种形态，缺少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脉络”的叙述，也缺乏介于大众式和学术式之间的口述史。这应该是未来口述史发展的重点方向。
        虽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刚刚进入发展期的中国口述史，但在今后的口述史实践过程中，应努力做到进一步甄别口述史的概念， 把握住口述史的特质，严格遵循相关要求与规范，加强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和沟通， 实现口述访谈对象的多样化， 在注重口述史料“量”的增加的同时，更注重“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口述史的优势，为口述史学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华胜：《40 个三国人物的口述历史》，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年
[2]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7 年第5 期
[3]（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第261～264 页
[4]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287～290 页
[5]王宇英：《“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 期
[6]米哈依尔·阿·克罗契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赵宝骅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14 页
[7]樊洪业：《关于 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思考———在当代中国科学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 年第3 期
[8]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三联书店，2003 年，第10 页
[9]傅光明郑实：《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426 页
[10]唐德刚：《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 页
[11]定宜庄胡鸿保唐戈：《口述史：艰辛的实践体验》，《博览群书》2010 年第2 期
[12]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当代电影》2011 年第3 期
[13]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3 页
[14]梁漱溟（美）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第1～2 页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