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口述史是采访者与讲述者经过口述对话合作完成的。主要负责提供资料的讲述者的自我意识及记忆都是不确定的因素，采访者需要克服这些因素。而采访者与讲述者不同的身份带来的对话中的不同地位也会影响到访谈的进行及结果。口述史的最终面貌即是二者彼此主张又妥协合作的结果。
关键词: 口述史; 采访者; 讲述者; 共享权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陆口述史实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理论界则相对沉默。究其由，则在于过度强调口述史真实与否的资料价值，容易抹杀其参与者的个性，影响其扩展研究空间。国外学者在此领域要领先一步。在英美等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采访者与讲述者关系的理解，是分析口述史采访到的、讲出的或未讲出的故事的重要途径”［1］，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究竟谁是口述史的作者/权威( authority) 的问题上，米歇尔·弗里希提出的“共享权威”( shared authority) 是在考察采访者、讲述者的合作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共享权威”的意思就是“参与采访的双方都要对它的创造负责，共享著作权。”［2］( 29) 另一学者则使用“协合”( negotiation) 的概念，指出“口述史的传记作者”力图把握他们的“编辑、对象，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他们自己的声音和代理人”时所遭遇的重重困难，认为“编辑的主要责任就是确保这本书不只是录音采访的手抄本; 编辑与作者共同努力使读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也许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对象———相信这本书中的生命不止影响了历史，而且他就是历史。作者……有时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中徘徊: 审慎地剪裁、勾勒出历史情况，同时保持对象的人格”［3］( 21) 。
        这两种理论都说明，“口述史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3］( 2) 那样简单，也不仅是采访者、讲述者两人的事情，而是涉及众多因素。口述史专家唐德刚曾提到，《李宗仁回忆录》写成后，“哥大方面的美国同事阅后都嫌其太简略了———因为这是大家等着看的‘最重要的一章’———我自己反复读来也觉得有避重就轻之感，那决定把全稿抽出，从头改写”［4］( 784) 。这一章讲的是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国民党宁穗分立、李主持国共和谈并邀请美国介入的事情。这在1960 年代是“写当其时”、很有“时效”的事情，非常受读者关注，也是其卖点所在，所以备受重视。但 10 年后，“李宗仁先生已经早成了历史上人物”［4］( 816 ～ 817) ，失去时效性的《李宗仁回忆录》不仅在美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在香港的连载也中断了。可见，对于强调“原汁原味”的口述史，时效性非常重要，同时对读者有较强的依赖性。
        在具体的口述访谈中，采访者与讲述者也是不平等的，以致有学者把二者的关系看做是不平等、敌对关系的范例［5］( 104) 。采访者的目的是“获致某类资料，设法在整个过程中保持适当的关系”［6］( 295) 。在采访开始的时候，他需要向讲述者说明谈话目的、设定谈话范围，并时刻注意防止讲述者可能不着边际的跑题。他要保证对话可以继续，就必须与讲述者形成和保持稳定、和谐的关系，同时“时刻牢记这种职业关系不是友谊，如果必要的话，让讲述者明白这一点”［7］( 137) 。
        讲述者与采访者有着共同的任务，即完成一段口述史。为此，他需要回忆往昔: 可能是辉煌经历，也可能是伤心往事。他或者希望对人倾诉或者根本不愿提及，而他愿意倾诉的可能不全是采访者关注的; 他不愿提及的也许正是采访者的目的所在，如很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宁愿那段噩梦永远被尘封。“在这种意义上，讲述者是处于优势的一方”［8］( 84) ，讲述者面对的是听众、读者，他有讲不讲、讲什么的选择自由。
        但采访者作为课题的承担方，一般具有较讲述者宽广的视野、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只对讲述者的某些经历有兴趣，这使得他可以超然于讲述者的情感世界之外。讲述者恰恰相反，他对往事的回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己之见或者情感色彩，需要采访者的纠正、指引。这是由口述史的目的决定的: 追逐史料而不是认识一个人。这就带来了口述史的最根本矛盾: 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人发现确定的、冷冰冰的史实。
        口述史第一个不确定的地方是，“在一个人的讲述中，哪些是私密的话题、哪些是公众的话题，经常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以私人生活历史为( 难以确定的) 主题的时候”［9］( 26) 。这也是为什么以发现、保留史料为目的的口述史经常是以“回忆录”、“自传”、“实录”等名称出现的原因。口述史专家波特利采访过一个女裁缝，他觉得讲述者的爱情故事要比她对反抗纳粹的回忆更具有历史价值，因此得出结论: 区分“个人经历的历史性和个人在社会、公众事件( 战争、革命、罢工、洪水、地震) 的历史中的角色”［9］( 26) 是一大难题。
        采访者在采访之前要告知讲述者访谈的课题，并要求他按照课题讲述，即要求讲述者自行区分私人生活与历史，要讲述者把自己丰富多彩的生命让位于言之凿凿的史实。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最终《李宗仁回忆录》中只有军国大事，较少个人情感生活———尽管并非一开始即如此。不同的讲述者区分私人生活与历史的时候，表现是不同的。唐德刚将胡适、李宗仁进行过比较。胡适是学者，“其向学精神，老而弥笃”、“一字千钧、半丝不苟”［4］( 792) ，《胡适口述自传》也极好地阐述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见解; 李宗仁完全相反，对学问“完全漠然”，“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4］( 792) 。唐德刚此处所指的不全是私人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区分，还包括虚假消息等的剔除。他“先把客观的、冷冰冰的毋庸置疑的历史背景讲清楚……然后再请李先生讲自己在这段历史事实里扮演的角色”［4］( 794) 。唐德刚替李宗仁区分了私人生活和历史。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他们的个人经历只是历史的例证，只需要讲述与某历史相关的部分即可，比较容易区分; 同时普通民众一般缺乏足够的控制能力，经常会把历史与私人生活、情感、感受联系起来。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讲述的时候，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对“历史”事件产生个人情感，联系到自己的身世。口述史需要的是史实，即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屠杀、强奸等具体罪行，这些罪行因为种种原因，需要由幸存者、见证人讲出来。幸存者在讲述的过程中谈到自己的身世、情感是正常的。对幸存者而言，南京大屠杀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私人生活是“家庭、住所、抚养子女、娱乐、友谊、社交”［10］( 1) ，而大屠杀摧毁了幸存者的私人生活。因此，讲述者自己很难把私人生活里的某些部分作为历史与其他部分截然分开。这时，采访者就如同一位检察官，根据自己的目的和判断帮助讲述者调整讲述重点。
        口述史从完整的个人生活中抽取历史的公众的部分、舍弃私人的部分，但“不同的人对什么是个人的有不同的理解”［11］( 95) ，界定时的模糊标准使得访谈充满了不确定性。有的口述史专家“通过对私人经历的编纂来重新创造历史”，并且认为“口述史的要点在于使人们有机会接触私人经历，而不是公共事件”［12］( 67) 。依其所举例证来看，也是通过私人生活来考察历史事件( 诺曼底登陆) ，这也说明口述史中私人生活依附于历史事件，而口述史始终是历史的、非个人的。有研究者提出“像媒体一样，历史学家越来越想知道公众人物的个人的、隐私的方面”［11］( 95) ，但他同时也承认“重述高度个人化经历的痛苦会使采访中的双方很尴尬”［11］( 96) 。采访的特殊场合带来了操作的困难，也使口述史往往停留在与历史相关的部分，避免涉及、深入个人隐私。
        口述史第二个不确定点是讲述者的记忆。首先是，谁在回忆什么? 经常是，讲述者首先被采访者回忆起来，才会被采访者采访。在采访者采访之前，很多讲述者根本不“存在”。被采访者回忆起的讲述者只有一部分“与( 采访的) 核心事件有关的人”［7］( 46) 才有回忆的机会。讲述者在讲述的时候，要依据采访者的要求选择性地回忆，并且要与社会大的“集体记忆”保持一致。普通民众的讲述者中“基本上只有少数人会读历史书。绝大多数人对过去的看法和情感来自于家庭成员和教师的故事、报纸文章、历史虚构小说、虚构的半真实的电影、纪录片”［13］( 73) 。讲述者的记忆中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如何从中剥离出属于讲述者个人的部分，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难题。讲述者往往缺乏剥离的能力，剥离的工作主要是采访者去做的。如“李宗仁每每喜欢开玩笑地说他所说的是‘有书为证’，而他的‘书’，却往往是唐人街中国书铺里所买的‘野史’”［4］( 793) 。这些“野史”组成了李宗仁记忆的大背景，在此基础上的对历史事件、人物的理解肯定会有偏差，讲述也会丧失原有的价值。唐德刚带史籍给李宗仁看，使他能有一个更准确的记忆背景。但这样一来，李宗仁讲述的就不再是自己的记忆，而是经过修正的，包含了他人和社会的记忆在内。
        第二个问题是，记忆不只是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而是与现在息息相关的。记忆是“真实地存在于一个人精神中的，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14］( 82) ，发生过的事件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作用或者适应了现在的需要，留下了印象才会被记住，因此“记忆是现在经验的一个维度”［14］( 82) 。可见，记忆中的过去不是透明的、确定的，相反都已经过了各种变形。
        个人记忆可能有虚构的成分。口述史专家桑迪·普利什克采访一位女工人记者时，就发现她“编造自己的背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左派人士甚至是工会激进分子”［15］，原因是她“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抵抗不住把自己空虚、不够生动的经历变成美丽故事的诱惑”［15］。这位女工并不是第一个虚构自己记忆的人。现在的情境、心境会影响人们回忆往昔时的看法。《爱德华时代的人》的采访、创作是为了考察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变化，可是活下来的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人”，后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现在变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16］( 35) ，他们讲述的不再是纯粹的“爱德华时代”了。
面对讲述者提供的虚假信息，采访者要祛除其中的不实成分。但有的口述史研究者认为，“不实”正是口述史的特殊真实。在谈及“是否应该相信口述信息”时，波特利认为“口述信息是可信的，但有着特殊的可信度”，“记忆不是被动的收集事实，而是创造意义的主动的过程”［17］( 52 ～ 53) 。言下之意，口述史的可信之处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产生、形成的过程。口述史把历史的制作、形成过程和结果展现出来，这提醒我们曾被看作确凿无误的史籍也是写作的结果，在写作中“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18］( 166) 。即使时间、人物、大事件确定的历史，史籍在细节上的记载也未必是可靠的。史书中的不确定性常常是因为历史人物的缺席，无法再现历史场景。当历史人物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口述史又指出，他们也未必能确切地讲出自己经历的 120 “历史”。
        记忆的第三个问题是遗忘，包括自然遗忘和选择性记忆中被有意留出的空白。讲述者的自然遗忘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性记忆则要复杂得多。讲述者即使在同意讲述之后，他也未必愿意讲出采访者希望得到的一切。特别是大灾难的经历者、幸存者，灾难对他们是不愿意再提及的悲伤往事。以日军侵华时期造成的很多“慰安妇”为例，她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过严重的创伤，新中国成立后又因为自己的经历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当以搜集史料为目的的采访者需要她们讲述的时候，她们必须在心理上要有激烈的斗争，同时要承担极大的风险。有的慰安妇讲述的时候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什么也不怕了。”［19］正说明其为难之处。
        有研究者认为，“所有的人，当他们变老和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们会经历一个生平回顾的心智过程”［20］，并专门创造了一个词“生平回顾”( life review) 来描述这一现象。但即使这一名词的提出者也“同意老年人对他的过去之所以感兴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对现在生活的评估( 暗示了满意) 以及死亡的迫近”［21］( 29) 。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令自己满意的“现在生活”，也不是所有的往昔事件都会被讲述出来。慰安妇的事例就表明讲述者在很多时候不愿意“回顾”“生平”———尽管这里的“生平”毫无疑问影响了讲述者人格的发展。采访者并未利用它来发现、解释讲述者的人格，而是停留在对事实的挖掘上。
        为了得到确凿的史实，采访者必须要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凡是讲述者的记忆希图或者实际上已经遮蔽的部分，都需要采访者在采访( 对话) 中和采访后解决。受过训练的采访者会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预先做好准备，并在采访的过程中随机应变，解决问题。例如针对讲述者对往事的遗忘，采访者可以用丰富的史料来提供线索、设置背景以便他们能顺利地回忆起往事。如果讲述者不愿提及往事，采访者需要做思想工作，但也未必能使讲述者讲出真相，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再三支吾其词就是例子。
        口述史的采访过程中充满变数，为了得到“真”的口述史，采访者需要做去伪存真的工作。口述史借助于采访来探寻事实真相，不仅要克服讲述者的不确定性，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难题: 讲述本身。“时间使讲述者本人远离了事件，反复的讲述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22］( 1) 口述史不确定性的第三个方面正是采访( 对话) 。对话往往会产生歧义。口述史是把自己的制作过程和结果一同展示出来的历史，它的制作过程主要是对话。讲述有发展成为文学( 故事) 的倾向———历史上很多口头流传的故事最终都变成了纯粹的文学作品。这是采访者所借助的工具———谈话———本身的问题。在谈话中，采访者和讲述者首先是合作的关系，也不乏斗智斗勇。对话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都会影响最终的口述史的面貌。
        前苏联学者巴赫金认为在对话中存在一个非常受话人( superaddressee) ，即说话人在谈话时想到的能理解他的受话人，不同于面对面的受话人( immediate addressee) 。巴赫金用非常受话人的概念表明，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都相信自己会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一时间被某人理解，这是谈话的前提［23］( 18) 。口述史的谈话双方特别是讲述者相信自己讲述的正确性，但讲述者未必正确，有时甚至未必准确。采访者、讲述者在参与采访之初都怀有对相关史实的既定看法，通过口述访谈的对话，两者可能都会获得新的认识。讲述者的人格魅力、个人际遇也许会突破采访者求真动机的束缚，使采访者得到史实以外的收获; 讲述者也会因为采访者愿意倾听他的谈话而心怀感激。
        对话是动态的、复杂的。不同的讲述者会带来不同的对话关系。口述史专家采访普通民众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放松的。即使如此，他仍需要为对话的顺利进行作努力，“使被采访者放松，认真倾听他们不得不说的话，尊重他们的观点，鼓励他们坦率的反应。聆听的技巧不会自行到来，需要努力去做”［11］( 84) 。但由于普通民众普遍缺乏一定的知识储备、深刻见解，一些讲述者甚至缺乏配合采访、谈话的能力，采访者要达到目的，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如讲述者使用方言讲述时就需要采访者付出更多的努力。由于有的讲述者年龄已大，记性差、无用的话多，采访者容易产生厌倦心 121 理，这也会影响采访的顺利进行，可见，口述史是基于实践、充满变数的。口述史是采述双方在采访、谈话中制造出来的，而对话的气氛、对话双方的心情都是变动不居的因素，其变化最终影响着口述史的面貌。这要求采访者受过专业训练，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要有提问的技巧:“什么时候引，怎么引，是访谈中最难，最见功夫的。”［24］( 296) 同时采访者“要有较丰富的人生经验”也就是“打交道的能力”［24］( 296) ，能够应付采访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时候，讲述者可能会基于某种原因排斥采访者或者他的某些要求。采访者要得到确凿的史实就必须克服这些不确定性因素。
        谈话中的采访者与讲述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主动的。特别是讲述者，他对自己记忆的修改、对谈话内容的回避和改变都体现了他的主体性。他( 有些时候是无意识地) 依照社会的、他人的、自己的要求，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和经历中体现的自己。有研究者认为，具有主体性的采访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对话对于保证采访者正确理解被揭露的事情是必要的［25］( 123) 。采访者积极地投入到对话中，他没有传记作者发现、解释传主人格的动机，宁愿选择“放弃对研究对象的权威，而不是对文本的责任”［26］( 28) ; 讲述者的讲述则很可能偏离史实、进入自传作者展示自我主体性的轨道。口述访谈就是采访者利用各种技巧使讲述者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史实上，为采访者的动机服务。两者的主体性在谈话中的较量，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必然是复杂的和具有开放性结局的。
        事实上，采访者在访谈的过程也是变化的因素。采访者有可能脱离访史的目的，对讲述者产生移情，进入了传记作者创作传记时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对口述史的完成是不利的。采访者要竭力避免，因此他需要专业的训练，来保证自己的客观态度。当讲述者是显赫人物，特别是张学良这样的特殊历史事件的唯一见证人时，他的绝对权威、独特魅力，使得唐德刚等采访者对他采取了仰视的姿态，较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声音。与普通民众做讲述者的情形联系起来，说明口述史的形式不是确定的，采访者与讲述者的关系也是不固定的。
        在访谈完成以后，采访者要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出文字资料，这既包括了从语音到文字的转变，也包括纠正讲述者的错误。最后采访者把修改好的纸质文本交给讲述者过目，在征得其同意后，一份口述史就完成了。“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磁带而是打印的纸本，纸本通常是口述史作者为了准确性而编辑的。”［27］( 7) 在访谈中所有不确定的因素被纸质文本固定后，“准确性”就取而代之了，最终口述史成为类似于历史典籍的史料。口述史把真实性作为第一标准，“对见证人讲的故事检查、再检查”［28］( 127) ，并尽力消除不确定性。口述史的产生、制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其最终结果也是不确定性的固定而非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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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