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当代学者将历史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史料文本之外，以口述史的形式，从社会下层发掘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集体记忆的传承力量最大限度地触摸历史的真实。由张成德、孙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无疑是这种积极探索的又一新成果。
        以往对山西抗战史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文献史料基础上，成果十分丰富。《山西抗战口述史》以全新的视角，走进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集体记忆。如何界定“口述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唐诺·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指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教授则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义，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口述历史可归纳为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它是声音的历史，是由口述工作者提问，口述者回答而产生的对于亲历亲闻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回忆；第二，在现代意义的口述史中，这些声音应当借助于录音机和摄像机记录下来；第三，由口述工作者将这些声音的资料整理成文字资料，以便研究使用。因此，口述历史是在既定的学术架构下进行的学术活动，是将存藏于受访者记忆中的“历史”物化为能传之后世的主动存史行为。在传统史学之外，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它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口述历史将历史关注的目光投向中下层社会，透视了不同层面人们的生存诉求和情感方式，允诺普通民众进入历史层面作最直白的诉说。“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索领域”，也能“通过曾经创造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
        这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我们可以从各种边缘的、被忽视的历史记忆中，了解和接近更为真实的历史，实现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和解读。在这一点上，传统史学是无法企及的。国内学术界用口述方法搜集整理抗战史料始于 ,20世纪60年代初，政协全国委员会于1960年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以亲见、亲闻、亲历“三亲”为特色，编辑、收集和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近现代史资料，其中有相当部分为抗战口述史料。80年代后期，口述史的抗战研究蓬勃发展，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收获颇丰。
         与以往抗战口述史研究成果相比，《山西抗战口述史》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一、这是第一部以口述史的形式整理和重构的山西抗战通史。课题组的成员艰难地寻访和记录。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调查500多个村落和社区，寻访了2000多位老人，搜集了400余万字的原始口述资料，录音3000多个小时，见证实物2000多件，拍摄照片3000多幅。
        《山西抗战口述史》一卷三部（即第一部：暴行、奴役、苦难；第二部：呐喊、觉醒、抗争；第三部：浴血、丰碑、回望），突破了以往对抗日战争史的专题性口述研究，编排领异标新，以主题整合口述史料，真实记录了从1936年2月红军东征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山西抗战的历史。它涵括了抗战时期中日双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从整体上拓展了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领域。
二、具有较新、较高也较完整的史料价值。首先，《山西抗战口述史》以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为主，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回忆和讲述，记录了日军残酷的暴行和军民英勇抵抗的史实，大量生动鲜活的记忆均是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展示了抗战时期山西民众的苦难和全民抗战的历史。
        口述历史将抗战历史还原到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记实，无意于煽动仇恨，而在于引发思索：日军非人性的暴行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复杂因素，什么是战争中的正义和邪恶、暴力和人性，是什么塑造了普通民众的复杂情感。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认为：“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事实的背后人们是怎样想的，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人们又想从他们的过去中得到些什么，这正是传统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达到的。
        其次，口述史料的挖掘补充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抗战期间，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许多事件和细节无法留下文字记录。当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真相时，只能对知情人进行口述调查，收集口述史料。正是有意识地对这些记忆进行召唤，使一些可能湮灭不存的叙事空间得以挖掘。书中对1937年到 1945 年山西各地的生态、宗教、风俗、卫生、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调查访问，是过去文献史料中记载不足的。特别是对文字史料缺失的山西各地日军的生活、训练甚至日本官兵的心理和宗教信仰，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些口述史料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颇有价值。记忆中的细节让我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和更加清醒理性的对待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再次，让事实还原，让历史归真，可以起到证史的作用。以往的山西抗战史研究将焦点大多聚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抗战活动上，而《山西抗战口述史》则通过普通民众的口述，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而且客观地记录了国民党政府军和晋绥军在抗战中的顽强抵抗，再现了国民党政府军和晋绥军在忻口等地的对日作战。特别是对抗战时期的阎锡山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书中对部分口述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地方文献资料的补充，同时，附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更增加了历史记忆的实证与生动。
        三、厚重鲜明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本书完整地保留了山西不同地域方言的原汁原味，以一种独特的语汇系统构筑了一片叙事空间，让我们体会到“倾听”历史的真切，也能从中感受这段历史的沉重与悲怆。本书还对抗战时期山西各地民众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原生态”的记录与保存，对抗战八年山西的社会状况和百姓生活，特别是普通民众在战争环境中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心理状态有大量的细节性描述和写实性记录。“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这也是口述历史带给我们的震撼。口述史的社会性必然基于其访谈对象的社会层面的分布，就此而言，这部书中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和需要完善之处。我们发现，在此次口述史的采访对象中，男性510人，女性仅为35人，男女性别比例约为15:1，女性声音的“微弱”无疑是这部口述史的一大不足。这固然与受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女性社会活动范围狭小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 在口述历史中如何倾听女性的声音。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女性独特的视角不应该被忽视，她们的讲述更是不可或缺的，以女性的视角反思战争，无疑应当受到我们的关注。
        此外，对于重构的《山西抗战口述史》而言，研究视野可以更为扩展些，因为战争时代也不仅仅是战斗，大量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内容共构了特殊时代的历史。即使是战争时代的生活也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如抗战文学的形成、根据地的版画艺术、民众的“冬学”等富涵丰厚多姿的社会史内容，本来可以借助于口述史的优势获得深入发掘，反而书中少有涉及。作为抗战史的口述记忆，应该从将军到士兵、前方与后方、军队与地方诸多层面进行全方位的分层面的访谈口述、记录整理，才能重构起完整而通贯的历史。尤其是口述采访对象中缺失了抗战的决策者和指挥者的讲述，对于定位于通史性质的口述史著作而言，则留下缺憾。由于本书的口述史料以“问题归类法”进行编排，掩卷而思，留给读者的大多是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和鲜活的细节，作为一部“史”，就其系统性和完整性上尚显不足。瑕不掩瑜，《山西抗战口述史》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口述历史的著作。

       （来源：《历史教学》2006年第12期，注释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