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说：“历史写得好，就能答复革命史与整个历史的关系，就能说清楚整个历史为什么发展到以革命为中心。”[1]240 我们在《山西抗战口述史》课题的采访调研过程中①，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比如抗战时期共产党如何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拥护？战争如何锻炼了人民锻炼了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认识，等等。《山西抗战口述史》中的资料大多为第一次进入史书的百姓口述资料，这些资料不仅能充实已知的山西抗战历史，同时也填补了某些抗战史问题调查研究的空白点，解决了一些重要的抗战理论问题。

一、抗战时期共产党如何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革命是个曲折、复杂和困难的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多数人拥护。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的觉悟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提高的。
（一）减租减息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最早提出给农民减租减息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然而，在国统区里，减租减息始终是一句空话。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减租减息也没有真正地推行下去。减租减息得以付诸实践是在1941 年以后。这时，根据地在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中不断缩小，抗日政权和武装斗争遇到了空前困难。1942 年的后半年，刘少奇同志到了太行、太岳和晋西北地区，给地方和军队的同志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如何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刘少奇同志很严厉地说：“再不发动群众，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太行、太岳、吕梁的农村真正搞减租减息，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时任和西县委书记的李修仁同志说了他们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必须根据农民思想状况的顺序，一步一步地往下走。第一步就是诉苦，调动阶级感情，政治教育和生活经历联系得很紧。诉苦就是说你家里怎么样，好多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夏天吃不上，冬天穿不上，老婆孩子又怎么怎么样。第二步，搞宣传的同志就帮助农民挖“穷根”，有人说是命不好，有人埋怨爹和娘，还有人说上一辈子就没办好事。我们的同志就给农民讲，这些轮回、报应全是假的，把精神枷锁给他们解除了。然后再给他们说清楚：穷，不是天注定的，是被剥削穷的。地主富，那是他们有房有地。这么一讲，就是给他讲了生产资料的道理。地主有地，再雇人劳动，在其他人身上取利，这就是剥削。教育了一番以后，农民明白了土地是自己的，是劳动者的，他就理直气壮地跟地主闹减租，说1937 年就搞二五减租了，到底谁欠谁的租？农民开始与地主清算，地主说粮食都被日本人烧了，农民说没有粮就拿地折么！这是第三步。地主退了地，这就给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所在[2]338-342。
        关于减租减息，方山县的吕世春、在娄烦县搞过减租减息的郭长庚，讲得都很生动。减租减息以后，抗日政府征粮征兵，都不发愁了，老百姓参军参战与过去旧式军队抓壮丁不同，成为自觉的行为。军队加强了，老区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农民从二五减租中得到了实惠，而国民党对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表面上，农民会拥护谁？结果可想而知，拥护共产党么！
（二）民主选举让农民参与了政治
        农民在战争时期直接选举出自己满意的乡村政权，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模式，也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据保德县离休干部张金驹的回忆，抗战时农村进行了民主选举。下面是采访人与张金驹的一段对话[2]21-22：问：那时候新政权建立以后有没有民主选举？答：有，干部都是群众选的，都是群众举手表决。一级提一级，村里由乡上提，乡里由区里提。那时保德是地委所在地，在康家滩住过。在保德县，三区是区委，保德县（还有）四个区：东关一个，桥头一个，南河沟一个，（后来）腰庄加了一个区。参加的（选举的）人还比较多。问：你记不记得第一次选举？答：保德县第一次选举是1940 年，那时村里是群众讨论后提名，提名谁当乡长，再讨论有什么意见。（那时）举手多，填票是个别村。村民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选择，这确实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左权县麻田村村民张汉生，在采访中也提到了民主选举。
        问：当时的村干部是上面任命的还是你们选的？
        答：村里面选。选的村长。有农会，农会管的是咱们村上的农民，管农民的地，问你收东西。
        问：当时选村长，候选人是怎么定的？
        答：那会儿都有区，区上指定上二三人，再竞选。
        问：他们竞选的时候，还要上台跟大家见见面?
        答：是。
        问：你们当时还投票么？
        答：投票。你同意谁，就写在纸上。有人不认字，就让认字的代他写。点出票来，你200 多张，就能当村长；你150 多票，就不能当[3]。谁的票多谁当选，民主选举落到了实处。党在领导农民经济上翻身的同时，也在积极领导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从基层开始把旧的政权打破。实行民主选举后，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也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了。这就是共产党政治上的先进性。
（三）农民在各种学习班里得到受教育的权利，
        学习反抗侵略的道理和方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除了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予看得见的利益之外，进行了针对性很强的文化补习，比如各类夜校、识字班，农民都在那里学习文化，学习抗日的道理，学习打日本的方法。祖祖辈辈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开始从精神上得以翻身。寿阳县的朱荣1944 年当了区长。他回忆说：“我们区有40 多个村，几乎村村都有学校。当时的学校我觉得办得比现在都好。小娃娃就在那里上学，教材就是抗日教材。每到晚上，各村里的人几乎都到民校来识字、唱歌，可红火了。人们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也还是要到民校。”[2]17-18左权县的杨廷垣概括道：“那时当教员实际就是宣传员”。他说：敌人占了城以后，我就到了村庄里头当小学教员，在左权东乡、赵庄、南村当小学教员。那时在乡村也叫民革小学，就是宣传抗日。给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的人们上课。下午给妇女上识字，上政治课，晚上是给青年、壮年讲抗日宣传材料。那时候抗日课本是很简单的，大概就是能识字就行。那时当教员实际就是宣传员，写抗日标语，争取敌伪的标语，抗日生产的标语。发动群众的抗日标语那会儿经常换。一听说敌人扫荡呀，咱就换上这争取敌伪标语。敌人走了以后，又换成这抗日生产标语了嘛。学校教员每一个村只有一个人，搞民办教育，实际上顶个抗日宣传员，教育儿童工作是一种附带工作。三天五天就是到县里听报告，回来宣传抗日，宣传当时国内形势变化、国际形势变化[4]329-331。
二、战争锻炼了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
         战争锻炼了山西人民。八年的抗战，八路军的总部就设在了晋东南，共产党的边区政府就设在了吕梁山和太行山，山西的老百姓从一个内陆多山环境封闭的状态，直接开始了与八路军相互依存、共同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与具有世界第一流军事实力的强敌在战争中的直接较量。他们在战争中锻炼出对敌斗争的才智，锻炼出消灭敌人的胆略。对于战争的胜负，武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却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正规军的武器严重不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民兵、游击队的武器更是不敷使用。在缺枪少炮的情况下，民兵发明了各种骚扰敌人的办法，多种形式的地雷战、城市街巷战，打不走敌人就把敌人挤出去。交城三区人民的经验是：“敌人驻扎下以后，修的碉堡很坚固，都在山头上。那时候咱们的武器不行，对碉堡没办法。1942 年毛主席提出，打不走可以把他挤走。怎么挤？不给他供给，让他吃不上东西，喝不上水，得不到情报，让他成了瞎子。”[2]397 在沁源围困战最艰苦的两年半里，全县没有出一个汉奸，没有一个村子维持，敌人来了就组织空室清野，把粮食埋藏了，把碾子、磨都卸了，把水井填了，村民都跑到深山里面躲避起来，就是让日本人没有一点能够利用的东西。沁源人民还抓住机会“到敌人嘴里把粮食抢出来”。当时，在沁源出现了“坚定庄”、“正气沟”、“顽强圪梁”这样的新地名。就是凭借着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凭借着人民中间蕴藏的巨大力量，沁源的日军被赶了出去，交城的日军被挤了出去。战争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展示。“没有电也要生产枪炮子弹。”离休干部黄锐锋讲述当年平顺太南二所的生产完全是依靠人力，“电怎么解决？天轴上吊着磨盘，磨盘中间有个眼，眼里插上一根钢管，是弯（曲）的，四个人绞[摇]，一边两个人，让机器转起来。四个人就是动力，管一台车床。磨盘用皮带吊着，上面是天轴，用天轴吊起来，中间用一根皮带连上，一台车床至少得有五个人。磨盘上有皮带，连到天轴上，大轮转小轮，就产生了动力。”[2]250 左权云头底村的兵工厂利用水力，完成了带动机床生产的一系列工序，生产出一批批武器弹药，保证了敌后战争的需要。战争对女性的锻炼也是显而易见的。广大妇女在民主政府的号召、鼓励下，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离开了锅台、碾台、磨台，除了做军鞋、缝军衣、纺花织布搞生产，还同男人一样，埋地雷、送俘虏、救伤员。涌现了一大批党政军妇女领导干部，涌现出拥军、生产、射击、杀敌的英雄模范，像平遥县妇救会主任梁奔前，阳城县牺盟特派员江涛，马背上与敌人战斗的女政委李林。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经受了特殊的考验，经历了非凡的困苦，在战场上学习，在战争中成熟，在苦难中磨砺，在前进中壮大。可以说，共产党的将领80％是山西培养的，八路军的力量是在山西壮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当中，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这八位，都在山西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的战役、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功劳薄上，有许多是在山西成就了一世英名的高级将领。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4 万余人，抗战结束，八路军的总人数超过了90 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了120 多万，这不止是数量上的翻番，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质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苦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过程，经历了联阎抗日、逼蒋抗日最终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考验，经历了对日军的平川正规战和山地游击战，经历了蒋介石国民党、阎锡山晋绥军的挤压，经历了根据地空前的困难和大生产运动，经历了纯洁队伍凝聚人心的思想和组织的大整风，成熟了，壮大了。八路军的名字是在山西响亮起来的，共产党的威信是在战争中建立的。共产党人在战争中经受了特殊锻炼，在战争中扩大了组织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5]1031 聂荣臻同志在《中国人民怎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这一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动员、组织与教育了广大人民，大大地增强了人民民主的力量，为以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强的基础。战争不仅锻炼了人民，锻炼了人民军队，并且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6]1
三、“不靠老百姓，战争就胜利不了。”
        抗战时期任交城三区区委书记的李立功同志给我们讲：“全靠老百姓了！毛主席讲我们是人民战争，不靠老百姓战争就胜利不了！”“老百姓自觉得很。那个时候群众觉悟高，老百姓抬担架、照顾伤员熬稀饭、熬鸡汤，都是自觉的。除了打仗以外，老百姓就是个大供给部，老百姓就是个大后方，什么都是靠老百姓，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老区的老百姓，确实是觉悟高，革命的成功全靠老百姓啊！”[2]394-396这是一位领导干部多年来的思想认识和经验总结。1935 年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来到陕北，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山西与陕西一河之分，山西恰似陕北的一道天然屏障，而且阎锡山在山西搞了二十多年的建设，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有一些政治基础。当时阎锡山非常矛盾，既不希望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在山西壮大，更不希望日本人入侵自己的地盘，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感召和影响下，他同意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开进山西，与晋绥军一同阻挡日军的进攻。整编后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迅速开赴山西。山西从此成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大本营，山西的老百姓从此就成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农民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是如何认识的呢？兴县蔡家崖的老民兵温根枝老人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几位晋绥边区领导人与老百姓交往的平凡琐事：
        问：我听您说，“过去官兵都一样。”
        答：过去蔡家崖有司令部，毛主席对人民最关心、最好，人家贺老总对人民最关心。
        问：抗日战争时期，你对边区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边区的领导，老百姓的生活什么的。
        答：见贺龙就像见你们一样，咱也不怕，人家也不怕老百姓。
        问：你见过的领导人有些谁，还记不记得？
        答：都见了嘛！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甘泗淇、关向应。
        问：贺龙他们跟你们聊天吗？
        答：说些老百姓的事，还跟我们一起种地。过去的首长真是特别好！你像人家李井泉吧，出来个人[自己]也穿得不好，个人的一身衣服还给了讨吃的。这个讨吃的叫张爱保，是岔子上的，不是咱们村的。对老百姓的那个好啊，贺龙的老婆叫薛明，（一次） 我正在外面担的一担红枣卖，薛明出来了，就说要买红枣。她走过来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我的油灯，是大麻子油，灯瓜瓜［灯
盏］里的油全倒了。薛明挽起袖子，用手把地上倒了的油一点一点弄回灯瓜瓜里。我就说不用了，她说，不行老乡，可惜得不行。这阵子想起来也感动了[2]158-159。当年共产党就在人民中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血肉联系，是鱼水之情。前运城地委副书记段书香说：“那时候想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群众利益谋好，个人私利没有。思想上就是想的这个，没有其他的想法。思想观念就那么单纯，就是为人民服务。整风时，就要问你，这一天这一年想的为人民谋利益，是全心全意还是虚情假意，是三心二意还是半心半意？”当年根据地缩小的时候，沁源成了太岳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大本营。问到当年沁源的老百姓有没有怨气时，段书香同志说：“没有，沁源老百姓人性好。有自己吃的就有抗日武装吃的。不讲究那么多，你是当兵的，我是老百姓，那就是一家人。”[7]
        据左权县史志办前主任程文华同志介绍，左权县参军的人数抗战时五千多，人员死亡一万多，死亡人数占到全县总人口的13％还多。沁源县的老干部郭景和说，沁源一个县，当年参军的就有一万人，牺牲的有一万人，后来南下的干部也有一万人。山西像这样在抗战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县份岂止左权、沁源？
        国民党政府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开始也在积极抗日，但没有发动群众，更不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是人民战争，发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日。共产党、八路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八路军和阎军的最大的区别。沁源县的离休干部陈昌奇说：“咱们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根本原因就三条：第一是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真正体现了现在说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二是军爱民，民拥军，军队保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是鱼水情；第三是群众有艰苦奋斗、战胜敌人的积极性，战胜困难的勇气。”[2]248
四、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日军的再认识
        日本是一个后起而侵华程度最深的国家。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1895 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北洋海军，接着在1905 年打败了俄国，1931年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军国主义的扩张气焰空前嚣张。祁县一位叫陈光华的老农民接受采访时说，他当年在日本人的车站干活，那站长就对他们说过：“我们日本人这一回打你们中国呀，日本首相从这上一辈至这一辈已经准备了五十年了。准备了五十年这才打的你们中国。没有这五十年的准备，我们也不敢打你们中国。”[8]241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推行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强权政治，以忠节、勇武、孝义、廉耻为核心内容的武士道精神，驱使着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军人成为战争炮灰。芮城的祁正儒老人讲：“日本人1945 年投降的时候，我在永乐顶头上的那个营子村嘞，队伍都在那营子村住着。那底下送上信来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一听就赶紧往下走，队伍一下跑到永乐镇。到了永乐镇的时候那日本人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就又赶快撵，撵到了晓里镇，??最后我们就把这十几个人从晓里撵到了河滩里去了，晓里不是离河滩近么。我们撵到河滩的时候，人家（日本兵）不交枪。那个时候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有一条，交枪只给国民党交，不给共产党交，打死打活的那就是不交枪。我们就一直撵，撵着打，撵到了那大河边，黄河边儿上。那十四个日本人就把那枪全部给撂到河里去了，那些日本人也都扑进河里死到河里头去了。”[8]240日军有优良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再加上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驱使下的好战嗜杀，使得战争初期中国老百姓特别惧怕日本官兵，一些人几乎得了恐日病。据许多年长者的回忆说，初见日本兵的时候，一两个拿枪的日本兵就能把全村的老百姓赶着跑，中国百姓对日本兵的凶狠野蛮充满了恐惧感。原平县河南村的一位老农民讲述：日军报复忻口战役发生地的老百姓，原平南怀化村一个九百多口人的村子，就被日军杀了七百多，老人说：“那时候咱们老百姓见了日本人，日本人领的一条狗，碰见咱们的老百姓，用手一指就上来了，呼一下就上来了，把衣服撕了，有时候就把人吃了，手段真是残忍。一见了日本人就没跑处了，吓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8]46 在临县碛口采访时，偶遇一位叫白绍英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们日本人杀害了她的爷爷、奶奶和哥哥，她说日本兵杀人的时候，还要用中国话加上一句“看看你们的这些活人血好不好？”当时，一个地方上的老百姓，甚至清楚这个县里哪一个日本军官杀人多。60多年过去了，许多老人回忆起当年日本兵进村的情景，还是用“可怕可怕了”的拖长语调，表达出生命在极度恐惧绝望中留下的心理伤痕。
        当年日军之所以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就占据了大半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当时的现代化程度比我们高，国民受教育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李宗仁说过：“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以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9]603 对日军的训练方式、生活习惯和教育水准，采访中基本无人回避。左权离休干部尚林玉回忆说：“日本兵也是坚强了，一个是他们的枪打得准。他们也艰苦了，平时练刺刀，被俘了也不投降，很顽固。??在武乡的一次，一个日本人躺在地下也不投降，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打你，后来上了好几个人，才把他制服，这是我亲眼看见的。”[8]225 方山县老兵吴丕杰亲眼目睹过日军士兵的训练：“训练就是拼刺刀。练的时候，带上面罩，就像个壳子，肚子绑上竹板，怕伤害。面罩是铁的，就像个铁笼子。??每天早上都练。练的时候，哈－！哈－！哈－地喊着，可凶了。”[8]225
        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开始推行义务教育，国民素质提高很快，因此日军在卫生、健康方面当时也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我们的采访中，其中不乏有对老百姓关于日本士兵、文化高、讲卫生、体力好以及日本兵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真实记录。这些好吃好穿的日本兵，当年踏上中国的国土，表现出侵略者的极度傲慢和残忍，对穷困的中国人甚至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压迫。岚县的文史工作者刘海珍边讲述边分析：“老百姓那个时候文化程度低，岚县又比较闭塞，当时政治宣传也比较少，见了日本人的洋枪洋炮，特别害怕。日本人的汽车能爬坡，穿着呢子大衣，军鞋走起路来帮帮响。再看看咱们这边，当时岚县的人能有个棉袄穿就不错了，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也没有棉裤，没有棉鞋。日本人的这一套装备，一下子就把老百姓给镇住了。”[10]
        这些来自民间的历史讲述，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警示，对抗战时期日军的嚣张与中国百姓的心态更多了一层深入的认识。研究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不仅对中国人民有教育作用，而且对日本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张成德，孙丽萍.山西抗战口述史：第三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3]李卫民.采访左权县麻田村村民张汉生的谈话记录（未刊稿）.2005-01-07.
        [4]山西抗战口述史：第二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星火燎原：选编之七[Z].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7]孙丽萍，李卫民.在运城采访离休干部段书香的谈话记录（未刊稿）.2005-03-09.
        [8]山西抗战口述史：第一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9]山西抗战口述史：第一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10]李宗仁回忆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来源：《晋中学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