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概述
        口述历史，广义上是指以访谈、口述的方式，记录过往的历史、搜集资料的一种方法，其作为一种传播现象，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而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指在录音设备发明以后，借助图像、声音等现代化手段记述历史、传播文化的方法。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通过对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的发掘，主要形成了三种形态的口述历史。
(一) 纪实纪录片
        纪录片作为一种以展现真实为核心的艺术形式和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形态，在山西历史人文知识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其中包括全景式介绍中国最早商人的大型电视人文纪录片《晋商》、60 集文献纪录片《足迹———山西90 年》、三集电视纪录片《山西辛亥风云》、六集大型文化访谈纪录片《红客集结号》、30 集电视纪录片《旗帜·山西记忆》、六集高清电视纪录片《云冈》、大型高清航拍纪录片《飞越山西晋善晋美》、五集电视纪录片《右玉精神》等。这类纪实纪录片多以细腻的文字解说、大量的口述采访、精致的画面拍摄、精良的剪辑制作、高超的艺术表现，宏大真实地再现了山西的历史文化形象。
(二) 文字口述历史
        2005 年8 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西抗战口述史》一书，共三部: 第一部讲述日军暴行、对中国人造成的惨案; 第二部讲述日军统治时社会生活全貌; 第三部讲述统一战线领导下的国共抗日。该套书由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分赴山西119 个县，走访1 500名70岁以上老人，将这些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红军、老干部、普通百姓的故事以口述的方式真实、鲜活、细致地记录下来，对1937 年至1945年期间山西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生态、卫生、宗教、妇女、灾荒、瘟疫、市场、伦理道德等进行全面反映，共有原始资料400 多万字，图片5 000 多幅，这对再现山西抗战时期全景、研究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广播电视口述历史
        2014 年，山西广播电视台在成立65 周年之际，制作完成了山西首部广播电视口述历史研究纪录片———《春天，我们出发》。作为山西首部广播电视口述历史研究成果，主要通过青年记者对老专家、老领导和资深媒体人逐一登门采访的方式，以每个被采访者的点滴回忆为蓝本，完整再现了65 年间山西广电发展的历史全貌。这次大型口述历史的采访活动，不仅对研究山西广电事业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开创了以现代影像为主的山西口述历史完整研究和整理的先河，对于保存历史真实、抢救历史资源
乃至还原历史真相，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
二、媒介生态学视域下的山西口述历史
        传播特点研究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生态学交叉的产物，媒介生态学认为任何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都离不开媒介生态的大环境。［2］本文考察山西口述历史在媒介生态中的特点，主要从传播内生态和传播外生态两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一) 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内生态
        从媒介生态内部角度来说，口述历史的生存和发展除了受到物质层面硬投入的影响之外，更多地还涉及软实力方面，具体包括创作群体、目标受众和传播平台等。
        一是创作群体多元化。目前，山西口述历史的创作群体大致分为三种: 一是社会历史学研究学者，如山西省社科院通过口述记录等方法整理的口述历史成果《山西抗战口述史》; 二是各类媒体从业人员，如山西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中心创作生产的大型高清航拍纪录片《飞越山西晋善晋美》; 三是社会其他人员，如一位20 岁太原男孩为20 位抗战老兵记录的长达70 多个小时的口述历史《记忆》。
        二是目标受众的参与性差。受众是口述历史的最终传播对象，只有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都能适应受众接受心理，口述历史才能有良性发展的动力。但反观山西口述历史中媒介对受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的调动远远不够。山西社科院等群体的口述历史成果大多还限于学术研究范畴。相比之下，各类大众传播媒介在这方面优势更大，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山西口述历史对受众市场的开发还不够。
        三是传播渠道的单一性。口述历史的传播渠道最初发端于纸媒，随后发展为目前以电视为主要传播平台。然而，诞生于新技术革命下的网络、移动媒体已然成为传统媒体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使得媒介生态系统内部受众等资源变得更加复杂。目前，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仍是以传统纸媒和电视媒体为主，其在内容和形式的呈现上就会有较大的限制。
(二) 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外生态
        口述历史的传播除了受到媒介自身影响之外，还涵盖了政策法律、经济模式、文化环境要素，各类因素与媒介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口述历史发展的媒介外生态。
        首先是较为完善的政策法律保障。法律是实现口述历史良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口述历史在其创作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了相关的规章来规范口述历史建设中的采集范围、鉴定标准、传播范围等各项工作要求; 另一方面还严格保障涉及口述历史的各方权益，通常包括访问者、访问对象、保存者和使用者。具体操作中包括及时整理采访记录的内容、请被访者审阅后签字等。其次是经济模式多样化。经济的支持是为防止口述历史昙花一现、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山西口述历史研究的经济模式主要有: 单一式，制作方即投资方，如《春天，我们出发》由山西广播电视台单独出资制作完成; 合作式，由多方负责投资、制作、发行，如《晋商》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山西电视台、山西电影制片厂和北京三多堂影视广告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完成。
        再次是地域文化的充分发挥。从口述历史诞生之日起，它与生俱来的延续历史记忆的功能就格外凸显，随后，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文化传承功能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山西口述历史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电视人文纪录片《晋商》在创作之初，就担负起了向全国观众传播晋商文化、传承山西文化精髓的重任，最终其大获成功正是因为晋商文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媒介生态学视域下的山西口述历史发展研究
        口述历史并非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中，只有系统地把握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才能探寻优化生态环境的措施，使口述历史生态系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
(一) 口述历史媒介生态位的自我完善
        山西口述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拓展内部优势，从创作生产到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内部完善，保证生态系统的持续良性发展。口述历史媒介生态的自我完善要注重创作生产过程: 第一，要不断拓宽选题范围，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都可以成为口述历史研究的对象。目前山西口述历史研究的选题大多集中在抗战历史、文化历史，选题单一。第二，在访问过程中要保证真实，访问者有必要对每一位受访者的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和研究，访问中涉及的日期、人名、地名以及专用名词，应逐一进行查证核实。第三，重视资料的制作保管工作，口述历史访问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整理采访资料，统一归档，注意不能进行简单删减，更不可进行艺术加工处理。
        口述历史媒介生态的自我完善还要加强资源整合力度。首先是人员整合。当下，山西口述历史的开发呈现多方并进、互不干涉的态势，但从实际情况看，一些研究机构在口述历史的开发上有专业知识和研究人员上的优势，而媒体又占有先天的技术和传播平台，各方能力的协调互助将是山西口述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迫切的需求。其次是信息技术整合。利用网络的多功能化、板块化、互动性等优势，强化受众参与性与互动性。此外，口述历史网络体系的建设可以实现全国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共享，更加有利于口述历史的传播利用。
( 二) 口述历史媒介生态环境优化
        媒介的生态系统是由媒介和媒介所处的环境两部分构成。只有健康的外部环境，媒介才能实现良性发展。
        体制创新可以带动媒介的生产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山西媒体在体制创新上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在口述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有效的竞争机制还未建立，具体表现是: 一方面山西口述历史的创作机构性质相对稳定，缺乏行业竞争，如山西社科院、山西广播电视台; 另一方面，口述历史作品发行运作方面并未进行市场优化，直接导致口述历史成果在整个传媒领域和受众市场上的分量不足。
        此外，加强媒介法律建设也是改善媒介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从媒介生态环境整体来看，媒介失衡问题与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存在极大关系。口述历史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遭遇访问者的道德规范、访问对象的民事权利与义务等多种问题。相关法律规定如长期缺位，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持续性将会受到严重挑战。而目前出现的权责模糊、功利性突出等现实问题必将倒逼相关法律的尽快出台。

［参考文献］
［1］ 王希军． 用影像传承历史: 山东题材记录片发展论析［J］． 理论学刊，2014( 6) ．
［2］ 邵培仁． 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来源：《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