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主要作用， 是大量搜集来自社会普通民众的口述资料， 促使研究者能够更多地从社会基层的反应来展开研究，从而拓宽研究领域，得出新的结论。正像一位英国专家所说，“口述史意味着历史中心的转移”。百团大战后，日军大规模“扫荡”，根据地面积缩小，物资损失巨大，百姓流离失所。当时，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等真正推行起来。然而，既往的研究，忽视了从根据地百姓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结论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一
        百团大战后，各根据地都感到了发动群众的迫切性，但这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工作。当时，普通百姓士气低落，恐日、惧日情绪严重。侵华日军，因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对中国百姓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压迫。日军士兵训练严格，装备精良，作战勇敢，给山西百姓的印象十分深刻。左权县离休干部尚林玉回忆：“日本兵也是坚强了，一个是他们的枪打得准。他们也艰苦了，平时练刺刀，被俘了也不投降，很顽固。……在武乡的一次，一个日本人躺在地下也不投降，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打你，后来上了好几个人，才把他制服，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进一步评论：“训练不严格，他（指日本兵）就不是这样的战斗素质。誓死不投降，顽固了。”方山县岭上村的退伍老兵吴丕杰，童年时还到附近的日军碉堡玩过，他记得日本人的武器有“轻机枪，就是拐把子机枪；还有重机枪，是水冷式的；步枪、手榴弹、刺刀、掷弹筒、迫击炮”，他亲眼目睹日军的日常训练：“训练就是拼刺刀。练的时候，带上面罩，就像个壳子，肚子绑上竹板，怕伤害。面罩是铁的，就像个铁笼子。……每天早上都练。练的时候，‘哈一！ 哈一！ 哈一！ ’地喊着，可凶了。”除了军事素质高，日本士兵的文化素质也普遍很高。抗伪小学的教员，与日本士兵有过接触，他认为，日本士兵大多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
        问：您一直担任伪小学的教师，能不能谈一谈对日本人的印象。
        答：日本人在学校挺规矩，喊报告以后才进来。日本人平时乱打乱闹，对着人们喊“亡国奴”（用日语）。但进学校很规矩，他重视这个，还有佛寺。一看见学校的牌子，他就不敢胡来。很礼貌，先问能不能进来，然后才进来。日本兵很尊敬老师。日本兵里中专大学的很多。
        问：他们告诉你了？
        答：他们自己就说了。他先问了你，然后就告诉你，他是毕业于哪个大学， 哪个系， 也可能是哪个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家里有父母，服兵役，没有办法，“没有法子，没有法子”。
        问：他们说的话您都能听懂？
        答：有的听不懂。听不懂就写，写中文。
        问：这些人中，中专学历以上的有多少？
        答：这个多啦，没有小学，大学的有一半，很多人都是中专以上，水平高呀。
        问：他们文化水平高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写汉字写的很流利。《唐诗三百首》拿日语背下来。非常熟悉。人家英语好。懂英语的人多。我们学校里的教员有人也会英语，个别还是山西大学毕业的。跟日本人会话，咱的人不行，人家很流利。
        问：看到这些，你们有什么想法？
        答：都佩服人家，日本鬼子文化水平高呀。
        问：还有哪些表现呢？
        答：特别爱中国的汉字。拿上张纸，让会写的人写上点儿，他很高兴，说要带回日本家里贴起来。
        此外，日本军队的后勤给养也是高水平的。程西当时就战时岚县东村地下党情报员程西， 因他的公开身份是东村是日本人的房东，程家的房子被改建成了日军医院，他还记得，日本人的生活设施还有“姑娘房子”（慰安妇住所）和“饼干房子”（做糕点的地方），日本士兵的卫生习惯也很好，“平时都带口罩”。吴丕杰也认为：“人家那里头（指日军碉堡）干干净净的，不让我们进去捣乱。日本人对卫生方面可讲究了。”⑥现代化装备、军事和文化素质都很高的日本军队，给中国普通百姓形成了精神上的强大压迫。岚县的文史工作者刘海珍认为：“老百姓那个时候文化程度低， 岚县又比较闭塞，当时政治宣传也比较少，见了日本人的洋枪洋炮，特别害怕。日本人的汽车能爬坡，穿着呢子大衣，军鞋走起路来帮帮响。再看看咱们这边，当时岚县的人能有个棉袄穿就不错了，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也没有棉裤，没有棉鞋。日本人的这一套装备，一下子就把老百姓给镇住了。”
        日军扫荡时，确实出现过吓死人的情况。昔阳的焦白小诉说了他的母亲被吓死的过程：“俺妈是被吓死的。有一次我们村被抓住了好几个人，其中有我母亲。当时日本人看每个人手上有没有老茧。有一个教书先生手上没有老茧，就被杀了。正好这个人当时站在我母亲身边。这以后我母亲就被吓病了，半年以后死了。那一年我15 岁。”一般情况下，百姓听说日本兵要来，唯一的选择就是往深山里跑。但是，山里土窑里的生活，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原岚县县委宣传部长李光旭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细节。
        问：您和您的家人在扫荡时候逃进山里，您能不能给讲一下山里的生活？
        答：这山里的生活太苦了。第一，老窑洞的质量很差。山里的窑洞都是土窑，建得不好，有的时候甚至发生了窑洞坍塌砸死人的事件。我们村就有家被压死，死了以后，别人也不知道。第二，是疾病流行。山里的生活，卫生条件很差，很潮湿，经常得病。这一个是容易得疥疮，我家好几个人到生疥疮长燎泡，流脓。另一个是爆发过伤寒，那是传染病。还有一次，是在1941 年爆发痢疾，我的一个伯伯当时拉黑水，拉了三天。这场痢疾，半个月要了20 多个人的命。当时我们村有50 多户。还有一个是脑膜炎，我的一个叔叔就得了这种病。第三，是买不到布和盐。买布和盐，得要良民证。我们没有良民证，就买不上盐。只能将盐碱地里的水晒干了，吃那样的盐。没有穿的，日本人把羊也抢走了。我们也只能用仅有的几只羊，扒羊毛纺线。以后，我工作了，上面发羊毛，我还会织毛衣。当时没有布，没有衣服。穿的破破烂烂的，一些妇女连羞也遮不住。当时有很多人就露得很多。一些地主也被抢光了东西，也穿不上衣服。第四，是混住。打下土窑，大家混住，也不分男女老少大家就住在一起，什么也不管了，就这么住着，啊呀。

二
        百团大战后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当时“发动群众”的具体内容， 就是要帮助广大百姓克服恐日惧日心理， 提振士气，团结起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到各项抗日活动中来，展示出中国人的力量。分析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根据地的共产党干部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对百姓心理产生了作用，而且，这样的工作促成根据地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1. 减租减息———农民平等意识的树立
        减租减息历来被视作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事实上，减租减息此时得以真正推行， 是共产党干部积极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农民解脱了心灵枷锁之后的结果。原山西省委副书记李修仁，1941 年任和西县委书记，他回忆“减租减息”的过程，为动员群众，他问农民“为什么咱们穷？ 穷根在哪里？ ”，农民的回答五花八门，“我的命穷么，这就是命么， 我生来就没有富人命么， 我就是生在穷人家里，风水不好，爹妈不好，埋怨父母，就是没有人埋怨地主，轮回观念也出来了， 佛教思想影响大了， 上一辈子没办好事，这辈子遭报应。”为此，干部们反复讲解，“有地就能富，没地就不能贪’，“光有土地就能发了财？ 他为什么离不了人呀？ 他为什么雇你呢？ 你生产下的粮食，只能吃一半儿。他不在你身上取利，他白养活你呀！ ”輥輯訛农民当时还有疑问：“你出地，我出力，这无可非议么。”干部又得进行针对性教育“他的土地是从哪儿来的？ 土地就都在那儿，怎么他就有地咱就没地？ ”这样一来，农民就“理直气壮了”，“原来土地就是我的。就是这样失掉的呀！ ”，进一步，农民还特别气愤，“土地就是我们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原方山县县委组织部长吕世春， 抗战期间随胡克实在当地横泉村搞减租减息，谈到具体做法，吕说：“他（指胡克实）主要是发动群众”，“就是阶级教育，地主、富农如何剥削人，敌人如何压迫人。”
        李修仁做的“反复讲解”，胡克实的“发动群众”，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细致地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教育农民，让他们主动与地主斗，李修仁说：“恩赐是不行的。群众解放是群众自己的事情。”輥輲訛如果说减租减息之后，农民在经济上还没有彻底解放，那他们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解放了。
2. 民主选举———平等意识的进一步确立
        此时，在政治领域，根据地普遍推行民主选举，这同样促进了百姓的精神解放。保德县离休干部张金驹回忆， 当时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是制度化的，老百姓的参与程度也很高。
        问：那时候新政权建立以后有没有民主选举？
        答：有，干部都是群众选的，都是群众举手表决。一级提一级，村里由乡上提，乡里由区里提。那时保德是地委所在地，在康家滩住过。在保德县，三区老区委，保德县（还有）四个厂：东关一个，桥头一个，南河沟一个，（后来）腰庄加了一个区。参加的（选举的）人还比较多。
        问：你记不记得第一次选举？
        答：保德县第一次选举是1940 年，那时村里是群众讨论后提名，提名谁当乡长，再讨论有什么意见。（那时）举手多，填票是个别村。左权县麻田村村民张汉生，在采访中也提到了民主选举。
        问：当时的村干部是上面任命的还是你们选的？
        答：村里面选。选的村长。有农会，农会管的是咱们村上的农民，管农民的地。
        问：当时选村长，候选人是怎么定的？
        答：那会儿都有区，区上指定二三人，再竞选。
        问：他们竞选的时候，还要上台跟大家见见面？
        答：是。
        问：你们当时还投票么？
        答：投票。你同意谁，就写在纸上。有人不认字，就让认字的代他写。点出票来，你200 多张，就能当村长；你150 多票，就不能当。”农村政治治理的规则向民主化过渡， 必然强化农民的平等意识，也调动起很高的参与热情。“民主选举是山村老百姓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过的，他们激情奔放，畅所欲言，热情评论，比较哪一个人能为群众办事，哪一个人可以当村代表，哪一个人可以当村长，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了底，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当时的民主选举透明度是很高的。”根据地搞民主选举，是多方面的，群众团体的领导也要竞选。黎城北社村的老农董斐，在谈到抗战时的妇救会时，说“（妇救会主任）是选上的，都是选上的。”
3. 妇女人身权利的落实———根据地社会心理的进一步解放
        根据地妇女解放的工作，主要是废除旧的婚姻关系，鼓励妇女追求自身的幸福生活。李修仁回忆说：“妇救会当时就是反对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当时，有一些童养媳就是其中的骨干。受压迫最深的人，反抗越坚决”。“就是鼓励她们离婚，离了以后，再找一个好爱人么。以后就是一层一层发动。然后，没出嫁的姑娘，连缠足也不缠了。”輥輷訛很明显，当时妇女解放的内容， 从婚姻自主扩展到妇女其他人身权利的落实，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了进来。黎城北社村的老农民董斐、李公田的讲述，进一步说明了当时根据地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自我解放，互相影响，形成风气。董斐说：“（妇救会）主要是宣传婚姻自主。”李公田补充说：“婚姻自主这个村可早呢。王麦玉，她是从山东水边老家卖过来当童养媳哩，她1942 年入党，当年就离了婚。这是最早的”，“（她又找了）一般老百姓，不是八路军，他们还是自由恋爱”，“其他可多呢，解除了好几个。起码我这个老婆就是解除了（包办婚姻）跟我的。”輦輮訛李还说：“1943 年，就是这个王麦玉解除婚姻以后，就带动了一批人，也跟着她解除了
这个童养媳。”不难看出，共产党积极有效的措施，激励根据地妇女走向自主，摆脱了生活上、精神上的很多束缚，可以按个人的意愿去追求自身幸福，也获得了其他以前没有的人身权利，而这个过程，首先就是根据地妇女精神上的大解脱、大解放。
4. 文化补习———百姓文化生活需求的满足
        抗战时期，根据地还举办各类夜校、识字班，农民在那里进行文化娱乐活动， 极大满足了他们的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
        左权县的杨延垣回忆说，“那时当教员实际就是宣传员”。“敌人占了城以后，我就到了村庄里头当小学教员，在左权东乡、赵庄、南村当小学教员。那时在乡村也叫比革小学”，在学校里，就是要“宣传抗日。给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的人们上课。下午给妇女上识字，上政治课，黑夜是给青年、壮年讲抗日宣传材料。那时候抗日课本是很简单的，大概就是能识字就行。那时当教员实际就是宣传员，写抗日标语，争取敌伪的标语，抗日生产的标语。发动群众的抗日标语那会儿经常换。一听说敌人扫荡呀，咱就换上这争取敌伪标语。敌人走了以后，又换成这抗日生产标语了嘛。学校教员每一个村只有一个人，搞民办教育，实际上顶个抗日宣传员，教育儿童工作是一种附带工作。”輦輰訛但是，夜校、民校的作用，还有更深层次的作用，那就是积极满足了普通农民的日常精神生活的要求， 增强了共产党干部对百姓的吸引力。寿阳县原经委主任朱荣，1944 年当了区长， 他的回忆很能说明这一点，“我们区有40 多个村，几乎村村都有学校。当时的学校我觉得办得比现在都好。小娃娃就在那里上学，教材就是抗日教材。每到晚上，各村里的人几乎都到民校来识字、唱歌，可红火了。人们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也还是要到民校”。
5. 主动处理好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共产党、八路军亲和力的增强
        当时，共产党干部参加劳动，已经形成制度，这一点，对融洽干群关系，密切党员干部和百姓之间的感情，是有直接作用的。李立功回忆说，“我们开出荒地之后，由自己拉犁，自己耕种， 自己还要拾粪施肥”， 甚至后来参加整风期间，“各个班组也有种地、拾粪的任务”,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结成了一体，群众把我们看成了他们的贴心人，主动借给我们农具和牲畜”。八路军也主动采取措施，改善自身的给养供应，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还给农民以物质支持，密切了与地方百姓之间的感情联系。尚林玉与采访者的对话，说明了这一点。
        问：当时你们吃些啥？
        答：小米加步枪。在哪里吃哪里。非常艰苦。到了一个村里，弄点小米，战士去挖点苦菜，小米苦菜就这么吃了。有时候没有菜，就光吃小米，在武乡，困难的时候，连小米也吃不饱，只能配点黑豆吃。1942、1943 年最艰苦了。当时老百姓也吃不饱，村长收粮也收不上来。当时太困难了。来了道命令，叫开荒种地。我们就在武乡开荒种地，种山药蛋、谷子。开荒以后，给部队供应，也减轻了老百姓负担不少。
        问：你们这个团开过荒没有？
        答：我们在武乡洪水种地，主要种的是山药蛋。种的山药蛋可多了，自己吃不了，还给农民。
        问：白给？
        答：白给。山药蛋就是主食，顶一半口粮。还种谷子、白菜、胡萝卜。种的好了，还能改善生活。当时能吃饱了。以上种种措施的推行、落实，根据地的民心得以凝聚，民气逐渐高涨， 根据地的农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不仅支持共产党，而且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抗日活动。
        刘海珍的概括是：“共产党会鼓动。八路军又是穷家子弟多，穿的很普通，和老百姓距离比较近。所以共产党说话，老百姓听。当时号召做军鞋，妇救会组织，妇女是没日没夜的干。在前庄修机场的时候，有一个民工背了一个大石头太重了，撅得把睾丸都裂了。飞机场很快就修好了，现在都能用。共产党在每个村子都有妇救会、民兵，可积极了，老百姓也特别听共产党的。”
        大量老百姓加入到抗日斗争中来，根据地、八路军在对敌斗争中，就能充分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了。吴丕杰的体会是，“我告诉你，群众呀，毛主席不是说过么，群众真厉害。群众不拥护他么，群众拥护八路军。你比如说，这个村的日本人，知道了别的地方有八路军，他刚一出发，这情报就传到八路军那里了。咱们的同志在那儿就做好准备了，是打了，还是走了，根据这情况，能打，就干他一下，不能打，咱们就撤！ 他就扑空了，他就得不到情报。你部队再厉害，你的武器再好，没有情报，什么也干不成。群众不拥护你，那就根本不行。你比如说，让人给你带路，走捷径就能把八路抓住，可是他带着你绕来绕去，就把这时间腾出来，给八路军送情报。八路军就有准备了。”进一步，各根据地百姓积极行动，交城三区人民的经验是：“敌人住扎下以后，修的碉堡很坚固，都在山头上。那时候咱们的武器不行，对碉堡没办法。1942 年毛主席提出，打不走可以把他挤走。怎么挤？ 不给他供给，让他吃不上东西，喝不上水，得不到情报，让他成了瞎子。”用李光旭的话说，这种作法说明，“我们也有三光政策”。在人身权利和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根据地妇女， 焕发出了很高的抗日热情。朱荣回忆说：“那时， 也有女的要求参军， 不过我们没有女兵指标。村里的女同志也经常参加活动。妇救会还分配军鞋任务，她们还得做军鞋。有时候我们也派她们去送信。妇女们办事，敌人也不太注意。”万荣县离休干部王振华也谈到：“当时这荣河的党员发展的多，妇
女占得还很不少，当时妇女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对鞋、送个信这些事。”
        民兵武器装备比较差，但是也勇于出击，积极进行对敌的骚扰、袭击。据尚林玉介绍，当时他们村里的民兵武器就是“最好的有二八式，还有糙孔枪，手榴弹，毛毛枪，还有大刀”。毛毛枪，就是红缨枪。即便如此，当时“民兵经常山来（骚扰日本人），武委会主任组织。那时候挺艰苦的，经常看见敌人出来了，坐着装甲车，呜呜呜呜的，我们都爬在那儿不敢动。”而且，每次去骚扰都要去“好几个队，好几个村”。
        普通的根据地百姓在抗战中逐渐发挥出很大的作用。原山西省书记李立功，抗战时期任交城二区区委书记，他回忆说：“全靠老百姓了！ 毛主席讲，我们是人民战争，不靠老百姓战争就胜利不了！ 你靠谁？ 我们吃的是老百姓的，喝的是老百姓呀！ ”“老百姓自觉得很。那个时候群众觉悟高，老百姓抬担架、照顾伤员熬稀饭、熬鸡汤，都是自觉的。除了打仗以外，老百姓就是个大供给部，老百姓就是个大后方，什么都是靠老百姓，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 特别是老区的老百姓，确实是觉悟高，革命的成功全靠老百姓啊！ ”
        总之，在日军的坚甲利炮前，普通百姓本来是极其虚弱的。但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教育、引导、组织下，农民逐渐摆脱了怯懦、退缩，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抗日力量。这种社会集体心理的变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云梦学刊》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