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档案”反映的是大众记忆或历史记忆的内容， 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口头传说。最早正式提出“口述档案”这一概念的是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其定义为“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形式。”而在此之前，国际档案学界已经对口述史和口述档案给予了普遍重视和广泛关注， 例如美国在20 世纪30 代就已经成立了专门机构， 一方面有计划地开展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的工作，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口述档案；另一方面还十分重视对口述档案的理论研究， 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此外，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芬兰、新加坡等国家也相继开展了口述史和口述档案的调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历史学界、档案学界也逐渐开展了对口述档案的研究与实践工作， 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著，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本文拟就近三十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现状分专题综述如下， 以进一步推动口述档案的研究。
一、口述档案概念研究
        档案学界关于口述档案概念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口述档案”能否称为档案展开探讨，有些学者对“口述档案”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王茂跃对口述档案的来源及本质属性进行分析后认为：“由于口述档案没有前身， 这种口述档案只能是口述资料”。因此，“我国目前所称的口述档案并不能称为口述档案，应当称为口述资料。”[1]王立维等人从档案产生的原因、目的、形成过程和本质属性等方面进行比较后指出：“档案与‘口述档案’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事物，将档案作为‘口述档案’的属概念是不科学的”。[2]张仕君等人认为：“口述档案不是伴随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自然形成的， 不具有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 因此现在人们认为的‘口述档案’其实不是档案，而只是一种辅助档案利用的参考资料”。[3] 宛志亮也认为：“还是把‘口述档案’作为资料看待更合适，这样做并不妨碍我们档案部门去收集、保存它们。”[4]
        然而，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的观点。王景高认为：“档案从它的起源和本质讲， 乃是一种社会记忆工具，书面档案和口述档案的本质都是社会记忆，他们都具有原始性。”[5]李南星指出：“因为口述档案是由对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曾亲历、亲见、亲闻、亲访和身怀绝技的‘活档案’直接口述而形成的声像或文字材料，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称‘口述档案’是确切的。”[6]吴品才提出：“档案是历史的记忆， 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档案与通过事后口述形成的口述档案是一样的，都是历史的记忆。”因此，“应该对这样的历史记忆像对待档案一般地对待，给他一个正当的名分———‘口述档案’”。 [7] 黄项飞指出：“口述档案可以被历史学家作为另一种原始资料加以利用。所以，口述档案的合法性问题是无可非议的。”[8]蒋冠等人认为：“口述档案应是档案的一个分支。依据口述档案的载体形式，可以将口述档案细划分成口述笔录档案、口述录音档案、口述笔录录音综合型档案、口述电子文件档案等几个子类。”[9]
二、口述档案价值与作用研究
        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档案的价值和作用， 对于理解档案的性质、科学地管理档案和充分发挥档案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10]应该说，档案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深入。范金霞认为：“口述档案是对历史事件、风土人情或重要人物、事物经历、耳闻目睹的知情人，通过直接口述形成的声像或文字材料。
        这种通过知情者的口述得到的历史记忆， 除了具有凭证价值、参考价值、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外，还有着其独特的作用，如能够填补传统档案的记忆空白、拓宽档案的记录范围等， 更重要的是能够挽救非物质文化遗产。”[11]刘旭光等人指出，口述档案不仅具有档案的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而且还具有“填补历史的空白点和弥补历史的断层、变革现实的意义、挽救民族文化遗产、生动地再现历史以及改善档案馆馆藏结构”等价值。[12]张玉荣通过对口述档案重要性的研究指出，“口述档案工作的发展可以大大丰富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及经济等方面的史料， 所以档案部门以至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和发展这项工作”。[13]黄项飞撰文指出，口述档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构筑大众历史记忆的重要基石、是填补历史空白的有效举措、对鉴别文献史料的真伪有着一定意义、是改善我国档案馆馆藏结构的途径之一”等方面。[14] 此外，赵局建认为，口述档案“拓展了档案工作的领域”。[15]
三、口述档案工作实践研究
        正是由于口述档案在当今社会中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作用， 许多学者呼吁档案界要重视加强对口述档案的调查、收集、整理、鉴定、归档保管等实践工作。何欢欢指出：“开展口述档案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国各个档案馆应该对口述档案的收集加以重视,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口述档案史料”。[16]沈固朝认为：“今天急迫的问题， 不仅仅在于档案工作者应重视口述资料的搜集， 而且应把它作为一项具有抢救知识财富性质的工作来做。”[17]洪慧娟提出，“档案界应把口述档案的研究纳入档案学的大范围内，丰富和发展传统档案学理论， 并结合其业务进展情况，尽快开展对口述档案制作、管理、利用的一系列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研究，以指导具体工作，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18]
        在如何进行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方面， 李涛指出：“口述档案的搜集是一项学术性和社会性都很强的工作，为了提高口述访谈的指导性和针对性，确保口述档案的质量， 探索科学有效的口述档案的搜集方法是十分必要的”。[19]李小江认为：“档案工作者收集口述资料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从已经做过口述研究的人手中征集有关资料， 另一种是档案部门以做‘口述史’的方式收集口述资料”。[20]王俊斌等人则提出了收集口述档案主要包括“确定口述主题、选取受访对象、准备访谈提纲、实地开展口述访谈以及对口述资料进行必要的注解和整理”等环节。[21]刘亚青结合徐州市档案馆收集口述档案的实践， 进一步阐述了调查收集口述档案的具体方法，即“有针对性地选择采访对象；拟订具体采访大纲；将拟定的提纲送交采访对象，最大程度确认口述档案确实可信；采用采访形式，以磁性材料(录音带)为记录载体，以文字说明为辅助记录；整理、加工和编辑采访内容”。[22]在口述档案搜集的范围方面， 刘晓蓓认为口述档案采集的范围应包括“本地口头传说、本地传统表演艺术、本地民俗活动、本地有关自然界的传统知识和实践、本地传统手工艺技能、少数民族文字、方言或像“女书”一样的特种文字的发音及语言等“。[23]在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国内许多档案馆先后启动了口述历史档案项目， 抢救性地建设具有典型性、特色性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其中云南文山档案馆是国内较早开展口述档案收集整理工作的单位， 该馆从1993 年10 月开始组织力量收集壮族的口碑档案史料，取得可喜成绩，其中收录了反映壮族的民族来源、生产生活、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的录音磁带45 盘； 拍摄了展现壮族群众生产劳动、婚礼场景、节日活动的照片500 张；录制了壮族婚礼的电视专题片。[24]这些资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壮族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徐州市档案馆为弥补徐州地区重大历史事件和自然、社会及人文等各个领域文字资料的不足， 完善馆藏结构，也开展了口述档案收集整理工作。经过近半年的实践，共录制磁带12 盘，约660 分钟，取得初步成效。[25]宁夏档案局在实践中积极加强对口述历史档案的采集研究及实践探索，形成了《口述历史档案采集标准》，进一步促进了口述历史档案采集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秩序化。此外，为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模式， 扩大国际交流与文化合作，2010 年3 月， 国家档案局批准将云南省作为开展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试点地区， 同年7 月在昆明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联合举办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 从而率先正式启动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口述档案项目。
四、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
        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是当前我国档案学界的一个薄弱环节， 目前仅有少量文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且缺乏深度。汪洁认为：“在口述档案立卷过程中，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数码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建立民间传承人图文影像档案数据库， 使优秀的民间文化存活下来，传承下去，弘扬开来。在口述档案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 要重点研究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 为地方申报文化遗产提供可靠的资料。”[26]黄峰指出，由于口述档案编研与传统编研相比较具有特殊性，因此“在利用中决定了口述档案编研要遵循存真求实原则、突出特色原则、尊重受访者原则”。[27]韩英等人提出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中“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收集和整理等基础性工作， 促进高新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融合， 力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纳入当地文化产业的开发战略体系”等问题。[28]
五、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是近年来兴起的档案工作新领域， 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比汉族文字档案的数量少， 因而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收集和保管较之汉族口述档案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档案学界关于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研究与我国众多的民族成分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相比， 无论是从成果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需要不断加强，在研究领域方面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黄琴等人通过对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概念的辨析，在对云南民间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类型、历史价值以及流失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云南民间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保护抢救的对策与措施。[29]陈子丹等人认为：“如果只把有文字记录的材料视为少数民族档案史料， 而不承认那些口传的、具有强烈民族感情和时代特征的古老仪式歌、民歌、创世史诗、叙事长诗、传说故事等是口述档案的话， 那么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成了空白， 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就是不完整的文化。实际上， 口述档案不仅对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而且对有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也起着极为重要的补充作用。”[30]王治能以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收集无文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实践经验为例， 呼吁有关部门要及时组织收集和翻译整理无文字少数民族的口述档案史料， 指出这不仅是“为国家抢救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留传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 也将对今后研究民族历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31]曹红梅以裕固族为例，指出“对于裕固族这样一个没有文字又缺少史料详载的古老民族来说，口述档案工作的开展在其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毋庸置疑。”[32]李红英等人通过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解读，探讨了口述档案在“弥补历史、印证历史和鉴别历史”方面的价值。[33]此外，黄志洪还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存口述档案的内容、口述档案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文遗存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立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存口述档案的对策建议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34]
        综上所述，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口述档案的研究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特别可喜的是学术界已逐步从最初对口述档案的概念之争转向了关注口述档案的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探索， 这无疑对推动口述档案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看到，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述档案的概念与范畴、价值与作用、收集与整理以及对口述档案开展抢救保护的意义和对策措施等方面， 而对于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 尤其是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方面的关注明显不够， 这也给今后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此外，加强口述档案研究的人才队伍建设，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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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档案学通讯》2013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