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妇女口述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最近几年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方面。妇女民族工艺口述史、女知青口述史、女工口述史、战争口述史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她们理应得到关注，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
关键词: 妇女; 口述史; 研究综述

        严格来说中国妇女口述史开始于20 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8 年在西安召开的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把妇女口述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妇女口述史作为史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开始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几年妇女口述史发展方兴未艾，不仅有数量上的增加，内容上也趋于多元化。现将主要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
        妇女口述史涉及的范围较广，其中比较重要的分支之一是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有些学者认为: “即使这些口述史采访不能描绘一个客观的过去，它们也带有明白无误的过去的痕迹。”［1］所以，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者试图通过厘清过去妇女遭遇的种种，揭示这些个人叙述中的“明白无误的历史痕迹”。现在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妇女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
        1． 透过少数民族妇女的视角，折射出少数民族文化面对外力时呈现出的衰落。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2］记录的是西江苗族妇女的历史。书中她联系了外部不断变化的世界，认为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外来文化的侵蚀下特别容易流失，现在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采访记录是保存原有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一种方法。与张晓认为的苗族文化的没落源于外来文化的入侵不同，定宜庄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3］中把满族文化的没落归结于政治因素。满族在300 年内从政治的边缘到舞台的中心再到政治的边缘，自身文化也经历了从发展到繁盛再到衰落的过程。特别是晚清以来，旗人妇女身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她们的民族认同感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从晚清旗人到现在的汉人或者是蒙古族人，不再视旗人为一个光荣的身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在近100 年来的沧桑变化，给探讨满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界限提供了基本的材料。赵明湄在《80 后摩梭女达布口述生活史》［4］中站在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摩梭族妇女的现代社会生活史，通过观察摩梭族当下的生活来了解她们的风俗习惯是否已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2． 弥补少数民族妇女史研究领域的缺失，力图展现少数民族妇女独有的特色。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5］展示了畲族特有的政治、经济、风俗、信仰、语言、人口、教育和族源等内容，描绘了一部活生生的畲族妇女史，弥补了中国南方唯一原著少数民族没有口述史的遗憾。宝贵敏的《额吉河———17 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6］真实地记载了17 位蒙古妇女一生的悲欢离合。她们身上深深地被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作者认为在蒙古族男权至上的社会中，蒙古族妇女遭受了难言的苦难，但她们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的坚韧和豁达带着浓郁的草原价值观。

二、妇女民间工艺口述史
        除了在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外，学者们在民间工艺口述史上也获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妇女在民间工艺方面拥有先天的特长，她们的作品诠释了人类智慧的结晶。但随着我国与世界的交流不断密切，西方商品和价值理念不断输入，民间手工艺及其承载的价值内涵不断被削弱。如何让少数民族工艺得到传承和发扬，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中用口述史的方式来记录这些濒临失传的民族工艺，是国家和学者正在努力做的工作，所以妇女民间工艺口述史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
        作为“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出版物，《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7］丛书已于2010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共10 卷，载入的女艺术家有剪纸大师刘静兰，惠山泥人世家喻湘涟和王南仙，土家织锦大师及其传人等。由刘静兰口述、姬雁姿整理的《剪出来的大师———剪纸大师刘静兰口述史》一书中，刘静兰老人回忆了剪纸给她带来的酸甜苦辣，对她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所以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刘静兰老人的一部艺术人生史。《西兰卡普的传人———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由一个群体讲述了在时代变幻面前，土家妇女为了保存民间艺术西兰卡普而付出的难言艰辛。《手捏戏文———惠山泥人世家喻湘涟王南仙口述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喻湘涟和王南仙的口述回忆，另一部分是对泥人创作的介绍。这套丛书当然还有共同的特点，即无论是剪纸、织锦还是泥人的塑造，都给老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艺术形式已经嵌入到老人的生命当中。书中除了让人们领略到剪纸等艺术形式的魅力，还让人们体会到这些文化形态给我们当今生活带来的有益的精神价值。
        另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魏国英、祖嘉合的《我的民间艺术世界———八十位女性的人生述说》［8］。这本书从女性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民间艺术，女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所以这些作品在男权主导的世界中依然可以诠释人类的精神文明。作者一方面强调对这些艺术品需进行必要的尊重，保护它们不会消失，另一方面旨在唤起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

三、女知青口述史
        知青历史是新中国一段比较特殊的历史，一直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各个地方都建有自己的知青网站，一些影视作品也以知青作为素材。对男性来说上山下乡都是一场人生的考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哪些遭遇，更引起大家的讨论。现在那段岁月离我们还不是太远，大多数知青都健在，她们的口述记录能够真实直观地再现那段难忘的岁月。另外一些学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早已开始关注知青口述史。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刘中陆等主编的《青春方程式: 50 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发表。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女性的角度重新来看待过去所发生的那段历史。很多初高中刚毕业的女学生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于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书中虽然每个人物篇目简短，但读者依然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女知青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受的各种磨砺，也正是在这种磨难当中她们茁壮成长。正如该书前言中所写的那样: “理想与现实，追求与失望，青春与苦难，罪恶与在最险恶的环境下所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这构成了一代知青丰富、复杂、痛苦而激烈的生命的交响。”［9］
        除了知青妇女口述史的专著外还有许多知青口述史涉及到女知青的口述史。例如张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10］，虽然不是专门记录女知青的口述史，但是书中有关女知青口述史的资料也蔚为可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3 年推出了定期刊出的《口述历史》杂志，一些专门的知青网也会不定期上传女知青的口述史。这些文章多数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对她们自己家庭条件的回忆( 是黑五类还是可教育的子女，或者出身革命的家庭等) 、自己在上山下乡所在地遭受的苦难、政策的变化给她们带来的影响、知青生活对以后生活的影响等。尽管那个时代早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研究，特别是对女知青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四、女工口述史
        女性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一直不占优势。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突出女性的政治化，过分要求男女平等，在男女拥有同样的劳动强度条件下，女性的合法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所以女性的工作、生存状况和经济地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领域。
        潘毅、黎婉薇的《失语者的呼声: 中国打工妹口述》［11］认为，打工妹出来打工，贫困虽然是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农村女孩儿出来打工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她们对农村单调生活的厌倦，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对繁重的农活的逃避，还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等等。这些问题尽管从表面看体现在打工妹的身上，但折射出农民当下生活的困境和城乡贫富差距的拉大。在进入城市之后，打工妹遇到了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被老乡欺骗、被老板拖欠工资等一系列问题，发现理想与现实有了很大的落差，造成她们心中苦闷和压抑。但她们毕竟不是“驯服的身体”，相反她们是“机灵而反叛的身体”，隐蔽且无时无刻不在反抗着霸权。作者认为她们不仅是对不公的制度和资本的反抗，而且是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关注女性权利地位的文章有周凯的《女性地位》［12］。作者以湖南省靖州县新厂镇新厂村的妇女为例，调查分析了妇女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该村妇女习惯性地把自己定位为家里人这一角色不仅束缚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也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过去30 多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作为人口大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占有人口一半左右的女性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深圳作为改革开放中进步最快的城市，它的发展强大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的辛勤劳动。为了真实地记录深圳发展的每一个脚步，2014 年深圳市政协联合深圳晚报在网上开设了“深圳口述史”专栏［13］，记录为深圳发展作出贡献的劳动者。例如《莘静轩: 从险被遣送回乡到活出自己都没想到的精彩》《孔爱玲: 与世界的统计同行再度结缘》《陈玲梅: 初闯深圳摔断腿也阻挡不了46 岁闯荡特区》《祝希娟: 24 小时决定南下创建深圳电台》等，这些女性见证了深圳的发展的每一个瞬间。尽管不像其他底层打工妹那样进入工厂重复繁重的工作，但她们在起步阶段也遭遇到了外来女性特有的困难，这对初闯深圳的她们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但她们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
        她们的口述更像是一部创业史、一部深圳的发展史，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五、妇女战争口述史
        战争作为人类史上一个沉重的话题，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创伤。一般人们关注的都是男性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以及舍身为国的英勇悲壮。但战争的背后是女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前线她们要做和男性相同的工作，在后方又要抓紧生产保证前方的供应，就是逃难的时候她们也会遇到性别上的不同遭遇。所以女性口述史书写的不仅仅是可怕的战争场景，更多的是还原当时战争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惨象。尽管各种战争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但是由于时间的久远，经历战争的老人越来越少，所以妇女口述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妇女口述史和抗战妇女口述史上，妇女口述史也成为保存那段历史的一种方法。
        1． 土地革命妇女口述史。李小江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14］中的口述者们很多都参加过这场革命，而且她们也是自觉投入到土地革命当中去的。作者认为与其他妇女所经历的战争回忆不同，这些妇女口述者为了摆脱封建束缚毅然参军，所以战争也让她们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和自由。作者在书中强调他无意从女性的角度来构建一部新的历史，而是认为研究女性历史只是弥补过去的缺失，回顾在这段历史中女性的不可或缺而又不能跳脱出当时的大环境。因为对中国妇女而言，“一个世纪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女性的苦难之外，确实还有沉重的国难和家难; 在‘妇女权利’之上，确实还有民族存亡和阶级压迫问题;在‘男女平等’之中，确实还有于全社会都十分紧要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贫困问题……于此，中国妇女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历史反应: 很大气，很壮阔，无论你怎样启发和诱导，它的立场永远在女性之上; 的确更像是‘民族的’和‘社会的’，而不尽是女性的———倘若我们只把它禁锢在女性主义的理解框架中，也会委屈和曲解了她们的声音”［14］7 － 8。
        2． 抗战妇女口述史。美国学者李丹柯的《女性，战争与回忆: 35 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15］以重庆妇女为采访对象，真实记录了她们在抗战中的坚韧表现。虽然她们厌恶战争，并且每天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但女性在战时的精彩表现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认为正是女性在战争中的表现提高了她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台湾地区罗久蓉、游鉴明的《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记录》［16］中的讲述人现在虽然都生活在台湾，但她们都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量的妇女也跟随着丈夫来到台湾，而这一路上可谓颠沛流离。她们的历史称得上是一部迁移史，书中记录的不仅有个人历史，还有在路上的见闻。战争给她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带来了巨大伤害。
        抗日战争中有很多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悲惨的遭遇让她们面对这段历史往往会难开其口。但是事实已经发生，有些学者为了控诉日军的暴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受害者进行采访和记录口述。张双兵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17］以山西中东部受害妇女为调查对象，回忆了她们在日军的强迫下发生的不幸，这些行为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灵和身体创伤。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讨回公道，她们周折辗转于中日之间，有些受害者甚至还没等到得到公正的说法就已先行离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张双兵收集的口述史料为日军侵华所犯下的罪行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

六、其他妇女口述史
        研究妇女口述史的还有杨立文主编的《创造平等: 中国西北女童教育口述史》［18］。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宁、甘、青三省女童教育问题。他认为教育是振兴经济之本，西部女童教育发展严重滞后，影响经济发展。女童教育口述史中取得的经验可以为三省的教育发展作出贡献。宋美娅、薛宁兰主编的《妇女受暴口述实录》［19］中讲的是妇女经历了不幸的婚姻，面对丈夫一次次的家庭暴力，她们很少有人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要么一直受委屈，要么忍耐达到一定程度，挥刀砍向丈夫，自己也因此身陷囹圄。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每篇叙述了受访者的遭遇后都加以点评，为以后妇女遇到同样的事情时出谋划策，捍卫妇女的权利。徽学现在作为史学内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在徽州妇女口述史方面也有贡献。黄山学院拥有地理上的优势，形成了徽州妇女口述史系列: 韩宁平、熊远报的《农民的妻子: 20 世纪前期徽州妇女的口述史之一》［20］，胡素文、韩宁平的《嫁做商人妇，富贵也艰辛———20 世纪前期徽州妇女口述史之二》［21］，余南宁的《女子教育———20 世纪前期徽州妇女口述史之三》［22］，韩宁平的《女裁缝: 20 世纪前期徽州妇女的口述史之四》［23］。这一系列口述史记载内容兼具徽州地方特色，又反映出近代中国转型时全国各地共同遭遇的困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妇女口述史研究的三大特点: ( 1) 对史料的抢救性。口述者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们所承载的历史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失。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抗战口述史，二战离我们越来越远，抗战老兵存世的也越来越少，想要追寻那段难忘的历史，对老兵的采访必须得跟死神抢时间。( 2) 为弱势群体发声。在男性占主导权的社会中，女性的声音也应该让人们听见，这是女权主义者在研究妇女口述史时的一个出发点。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女性的权利。采访的口述对象一般多是底层妇女，这些妇女没有多少文化水平，做的工作也是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但正是这样的境遇代表了大多数中国妇女的生存现状。妇女口述史研究为解决当下妇女所遇到的问题，提高妇女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 3) 人文的关怀。学者们从女性的角度观察过去发生的历史，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又以女性特有的人文关怀给现代社会带来不一样的启示。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研究女性口述史可以为解决当下人类在社会中遇到的人性道德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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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