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8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 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经过50 多年的发展, 口述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 其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 尤其在当代中国风云人物与重大事件的研究中, 显示出独特的韵味与魅力, 获得巨大的成功。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起步较早,互访交流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 年代, 近年来有着更为密切的接触, 两岸口述史刊物与口述史成果的交流也获得长足发展, 标志着一个新的口述史研究热潮的到来。
关键词:口述史;海峡两岸;研究交流

一
        “口述历史”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生事物, 它有特定的现代含义。杨祥银先生引用路易斯·斯塔尔的话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 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 1] 斯塔尔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始人阿兰·内文斯的同事和学术继承人, 他的解释具有某种权威性。请注意这里“有保存价值的” 、“迄今尚未得到的” 这句话, 表明它的目的在于抢救第一手资料, 以便充分研究、运用, 揭开某些重大事件的历史内幕。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理解, 口述史学就是“抢救史学” , 就是“揭密史学” , 使用录音机仅仅是它的一个技术特征而已。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许多档案, 在现当代史上造成许多历史之谜。战后, 许多当事人移居美国, 向他们采访成为一种可能。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心存疑虑, 并不愿意讲出不利于自己或不利于朋友的历史真情, 宁愿作为“隐私” 带到棺材里去。于是这种“采访” 涉及到一个人权保护问题, 同时还涉及到一个知识产权问题。离开这两个问题, 是讲不清楚口述史学与其他采访的区别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是充分尊重口述人(被采访者)的人权与知识产权, 与之签订必要的合同。口述人不愿意生前发表的, 就一定要等到当事人去世之后, 同时给予一笔金钱, 作为对拥有这一资料的报酬;而口述人也要对所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张学良口述史档案” 就是典型的一例。实际上, 就是通过法制条件, 把即将“逝去” 的历史资源“赎买”出来。(当事人自愿提供的“口述史资料” 可以不必付费, 但仍须注意对口述人负责和对资料负责)美国是一个有着平民文化传统和实用主义精神的国家, 口述史学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平民意识, 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各层面, 包括社区历史、妇女儿童问题、移民文化问题、城市史研究等等, 形成了一个口述的“平民文化史” 领域, 挑战着正统的“帝王将相历史” 和作伪的“撒谎者历史” 。当然也运用于传统的史学领域。
        口述史研究刚刚诞生, 即逢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 国民党丢失了大陆各地的极大部分档案。东亚剧变立即将美国口述史研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最先行动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58 年, 富兰克林·胡和马丁·韦尔布教授设立了一个项目, 旨在记录1911 ～ 1949 年期间国民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回忆, 以弥补档案资料的缺失。
其中包括国民党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等国大使、外交部长、各省省长、国民党将领以及一些著名的教育家、银行家、工业巨头、文化名人等。如曾经担任海牙国际法庭副主席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和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胡适。访谈主要集中在他们的生活、经历。这些访谈现都已转录, 很多已写成回忆录出版, 在整个国际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受访者还为访问者提供了大量的私人资料, 包括日记、照片等珍贵物品, 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非常重要的、最具特色的历史资料, 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 1] 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项计划是与台湾互动的, 唐德刚、胡适等人都曾参与到这项计划之中, 其后, 又通过他们把这项研究工作拓展到台湾史学界去。

二
        台湾的口述史工作稍后于美国, 但在中国问题的口述史研究中几乎与美国同步。唐德刚教授是第一个从事当代口述史研究的中国人, 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后在校留任。从1957 年起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 在50 年代至60 年代, 他完成了许多重要的采访活动, 后来整理出版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黄郛夫人回忆录》等书。特别是《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影响深远, 堪称“中国流” 口述史的蓝本。唐德刚主张口述、文档与研究“三位一体” , 该书既有胡适“口述” 的家世、求学、治学及其政坛活动的主要经历, 又有胡适提供的信札日记、学术文章等“文档” , 还有唐德刚先生对胡适及其时代的体悟、研究、考证与解读, 首次在台湾出版便引起海内外的重视, 被称为是研究和了解胡适这位现代思想家兼学者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具有“实用价值” 的“名人自传” 。《顾维钧回忆录》与《李宗仁回忆录》的出版也引起大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被许多人辗转引用, 丰富了近现代史研究的内涵。
        胡适受到唐德刚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鼓舞。1958 年回到台北, 担任“中央研究院” 院长后,即向近代史研究所提出建议。次年10 月, 由近代史所创办人郭廷以先生主持规划, 邀请史学家沈云龙先生协助主持, 展开了一项庞大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由研究人员访问军政、财经、文教等各界有重要经历之人物, 请其口述生平经历、见闻, 分别纪录, 加以整理;同时搜集有关之回忆录、年谱、传记、日记、函札、相片等历史资料。该项工作与近代史所从事的“史料编纂” 、“档案编目(整理)” 工作相匹配, “其目的在广泛搜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 为国民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纪录, 以备将来之研究” 。该项计划从1960 年9 月起, 受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资助, 彼此的口述历史研究计划相互靠拢, 合作两年, 工作范围亦有所扩大。从1962 年起, 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两期(每期5 年,共10 年)资助, 推动专题研究与史料编纂工作(包括档案资料与口述资料)。12 年多的时间里,参加口述访问的专业研究人员有22 位, 郭廷以、沈云龙先生亲自参加, 培养、锻炼出大批后继者(不少人后来担任了近代史所所长);被采访者有70 余人, 其中以军事将领居多, 党政、外交、交通、财经人士亦有应访者, 成稿480 余万言, 另搜集专题资料66 份。1980 年,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在所长吕实强先生的主持下, 经受访者同意, 筹议出版《口述历史丛书》。1982 年刊行第一册《凌鸿勋先生访问纪录》(凌为铁路交通元老), 以后陆续刊行《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下)、《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口述历史访问纪录》、《民营唐荣公司相关人物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 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中、下)、《海军人物访问纪录》、《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菲律宾华侨、华人访问纪录》等70 多种口述历史丛书, 影响巨大, 开辟了口述历史的新路径。
        1984 年元月, 在所长吕实强先生推动下, 成立了专门的口述历史组, 由郭廷以先生的弟子陈存恭先生具体负责, 重新恢复访录工作, 并由重点人物访录扩大到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口述史料访录, 如“二·二八” 事件、“八·二三” 战役、“孙立人案” 等等。
        陈存恭先生自1963 年进入近代史所即参加口述历史工作, 亲身访录了许多重要人物, 完成了《八·二三战役口述历史采访》、《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等史料工作。在他的提倡下, 形成了由近代史所研究员担任访问、助理研究员担任记录及整理(后来改由约聘人员负责)的工作传统。实践证明,这对扩大访录效果、保障史料质量是非常有益的。
        1986 年以后, 近代史所的访录工作为配合当代热点问题研究, 扩大到科技领域, 访问科学界与医学界重要人物;并在针对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中, 除中心人物外, 也注意周边相关人物的访问。10 余年来, 已访问764 人, 成稿约583 万言。1989 年12 月,值该所口述史计划实施30 年之际, 在陈存恭先生和张玉法所长的倡议下, 又创办不定期刊物《口述历史》, 迄至目前, 已出10 余期。台湾的口述史研究是系统的、完善的, 并根据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美国的口述史方法, 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尤其在吕实强先生担任所长后全力推动之下, 开拓了全新的领域, 获得了新生。即以笔者所见台湾“二·二八”事件资料为例:近代史所将行政院移交其典藏的“二·二八”事件档案全部编目完成, 于1992 年对外开放;并且编辑出版了《“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二、三、四)4 册;1995 年还配套出版了《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中、下)3 册, 计193 篇、1 361页、60 万字, 包括了200 多位事件亲身经历者或目击者的访谈, 其中有官员、警察局长、宪兵、学生、市民、无辜受难者亲属等, 镇压者与受害者、官方与民间, 各自从不同的立场讲述事件的某一侧面, 观点差距甚大, 但都真实、完整地保留下来, 以便对照了解事件真相。其上册分成要塞司令部、市政府、火车站、高雄中学等单元;中册包括左营炼油厂、高雄监狱、警察局、路途遇难、自宅受难、枪决、出狱后亡故, 以及卒于牢狱、失踪等部分;下册包括被捕、受伤、证人、外地骚动等单元。除访谈所得资料及照片外, 并佐以当时的报纸《国声报》、《民报》、警备总部记录、大溪档案、高等法案判决等辅助资料。这样, 就将史料编纂、档案整理与口述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可说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完善、也最丰富的有关该事件的权威资料。1995 年我在美国看到该资料时就想, 这套方法最适用于研究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例如“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等, 否则言人人殊, 恰如瞎子摸象, 后来者是很难把握事态全貌的, 客观上必然降低研究的深度与精度。
        最近10 余年, 台湾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各方面, 如社区史、学校发展史、家族史、企业史、妇女儿童史等等, 尤其在社区历史研究领域中, 普遍应用了口述史学方法, 而且建立了各自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为便于沟通、协调, 彼此交流, 陈存恭先生与朱源先生提出建议, 由近代史所发起召开全台口述历史工作会议, 邀请“中研院”台湾史田野研究室、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空军总司令部、空军军官学校、台湾省文献会、台北市文献会、高雄市文献会等单位参与, 1991 年2 月8 日正式召开。此后, 每隔一两年召开一届, 至今已召开九届。

三
        大陆的口述史工作堪与唐德刚媲美的, 首推叶永烈, 他的“王、张、江、姚传”以及他采访“四人帮” 、陈伯达等人的录音资料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普遍重视。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个史学工作者, 其初衷也不是要搞口述史, 但他的确完成了这项壮举。我在哈佛访问时, 麦克法考尔先生就曾向我表述过这种看法。应该说, 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关于大陆口述史研究工作的情况, 杨祥银先生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杨雁斌先生的《口述史学百年透视》等文已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近年来的蓬勃发展, 也为学人所熟知。他们的精辟见解,我也大多是赞同的, 本不该在此续貂, 然下文所要表达的, 毕竟是个人挂一漏万的一点思考, 写出来对学科建设恐亦无害。
        有学者认为, 国内的口述史工作“与同期别的国家相比并不落后” , 并举出50 年代出版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 60 年代出版的《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70 年代恢复的地方志工作以及各省市的“四史”(厂史、村史、家史、行业史)书籍为例证明———“这些都是口述史学的成果”[ 2] 。单就数量而言, 这批成果的确相当巨大, 《红旗飘飘》1957 年开始出版, 共出27 辑, 约500 万字;《星火燎原》至1966 年“文革”前出了10 辑, 约400 万字;1960 年开始出版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还不包括各省、市、县的《文史资料选辑》)就更庞大了, 至今已出100 多辑,总字数在2 000 万字以上! 至于各省市新编地方志资料及“四史”资料, 规模尤为惊人, 字数上亿,真可谓汗牛充栋, 在“世界史学史上亦属罕见” 。果真如此, 中国的口述史学称得上是“盖世无双”了。然而笔者还是不敢苟同这种看法。口述史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它是“立体的、全景的、动感的、互动关联的、带考据的”创造性劳动, 不是某种形而上的形式, 不能简单等同于“口述经历”(别人整理)或“撰写回忆录” 。诚然, 上述资料(尤其是《文史资料》)保留了大批党史、军史、革命史以及现当代史的活资料, 某些部分还相当珍贵, 一些篇章也采用了“口述—整理”的形式(方法), 但90 %以上的部分连这种形式也不具备。况且, 其整体框架是“盛世之言” , 难免先入为主, 与口述史学并不吻合。说到形式, 曾经有位先生事先写下“自述”, 然后对着录音机一句一句, 一本正经地念文稿, 这就背离了“口述”的初衷, 还不如直接交出文稿, 免得浪费“整理者”的宝贵劳动, 何必多此一举“做秀” 。至于“整理”得最好的“经历” , 莫过于溥仪皇帝的《我的前半生》, 到头来还留下个版权官司, 闹得沸沸扬扬, 恐怕也不能算口述史学。
        比较接近“口述史学方法”的, 是近代史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实地调查” 。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广西, 1954 年由政府组织调查, 写出了《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1960 年广西通志馆组织人力, 先后对太平军初期活动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玉林、桂林和广东的信宣、化州等17 个县(市)的53 个公社进行访调查, 受访者达600 多人, 记录下口述资料约40 万字, 拍摄照片300 多张, 并收集到一些相关的碑文、族谱、诗文手稿或抄本等, 以后整理成《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1958 ～ 1960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博物馆合作, 组织学生对曾经参加过或支持过义和团运动的古稀老人进行采访, 共有123 位义和团骨干、团民、红灯照师姐等亲历者接受采访, 记录下数十万字口述资料。1972 、1974 、1975 年, 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又在天津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调查, 采访了1 114 人, 最后整理出《天津义和团调查》;1961 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会党组织江湖会(又称兄弟会)进行调查, 访问了300 多位老人, 进行了1 200多次访问, 最后整理为《江湖会资料选辑》;江苏地区也有类似项目开展, 1957 年,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 深入上海、苏州、太仓、常州、镇江、南京、扬州、淮安、南通、徐州等地, 收集乡土资料, 亲访辛亥老人, 最终整理出《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其中部分是口述资料。
        以上三项“实地调查” , 现在看来颇为不易, 补充了相当多的资料缺失, 丰富了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功不可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史学界以农民战争和“五朵金花”为背景,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 调查方向难免一边倒, 这是存在遗憾的, 因此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口述史。大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或称口述史工作)是从80 年代开始的, 也就是粉碎“四人帮” , 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之后。前述叶永烈的成果, 就诞生在这一时期。
        首先是一批先知先觉者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充当“吃螃蟹者”与开路先锋的角色。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杨雁斌先生、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钟少华先生, 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立文先生、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先生、吉林社会科学院的王庆祥先生等等。
        杨雁斌先生从80 年代初就开始介绍国外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 并且形成一套自己的见解, 他的文章和学术报告, 极大地推动了口述史学的宣传与普及。钟少华先生从1986 年起, 与美国哈佛大学的何海诗博士合作, 共同访问中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 认定他们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治学经验以及关注人生的独特见解, 并没有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体现出来, 抱着抢救活史料的强烈愿望, 不辞辛劳地采访了100 多位科学家, 经过10 年努力,于1996 年出版了口述史著作《早年留日者谈日本》。
        杨立文先生以北大讲坛为阵地, 从1996 年起开设了《口述史学研究》的课程。杨祥银先生并利用网络技术, 在吉林大学校园内开辟了口述史学网站,让学生直接到国际口述史网站去“冲浪” 。王庆祥先生在溥仪研究中, 注重采访“相关人” , 包括溥杰、李淑贤(溥仪遗孀)、李玉琴(福贵人)、毓岩(溥仪嗣子)、毓唐(溥仪族侄)、高丕昆(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秘书官)、巨赞法师(广济寺主持)等人, 积累了大量口述资料, 电影《火龙》的剧本, 就是根据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整理的资料改编的, 影响很大。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 口述史学在90 年代后期渐成热点。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新闻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都在筹备成立专门机构, 从事口述史工作。在这些组织的旗帜下, 庄建平、刘志琴等热心人士运用民间渠道, 正在做“延安保育院” 的红色后代口述史。北京大学的牛大勇、南京大学的张宪文、复旦大学的沈渭滨等人也动了起来, 就近采访学者、教授, 或文化界名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在熊月之的发动下, 48 个人全部上阵, 兼做口述史工作。唐德刚教授与美国的一些口述史学者, 也专程来过北京、上海, 与大陆的同行们进行接触、交流。
        勿庸讳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大陆口述史圈子内(恐怕还不能称为“界”)的受访对象主要是文化人、教授、科技工作者等知识分子, 很少以党、政、军负责人为受访对象(叶永烈是个例外)。史学界离官方“较远” , 缺乏紧密的联系渠道。同时, 由于档案资料开放程度不够, 像“二·二八”事件那样将原始档案、资料选辑、口述采访三者完整、有机结合起来的大型个案尚未有。不过, 也正由于这种状况, 倒促成了几种相当好的著作面世。1995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是一例。相信许多人都看过此书, 无需笔者赘叙, 该书能否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著作可以商榷, 但该书作者借用了口述史学采访资料的成功方法是可以肯定的。1998 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该书作者采访了25 个与周扬有关的人士, 结合文献研究, 以价值中立的态度, “把周扬放在了整个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定位上。他的自觉和无奈以及最后的命运,都显示出了历史的复杂性。”1998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 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口述史著作。该书选取“文革”中“五·七”干校知识分子的特殊经历, 加以采访、浓缩、定格处理, 对“文革” 知识分子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有200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1949 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以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铃、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茅盾等9位作家、诗人、学者为对象, 花费10 年心血与时间,严格按照口述史学的路子与方法展开记叙, 某些笔调恰似唐德刚一样, 虽说是以“文学作品”的面貌推出, 其实是上乘的口述史著作, 读者阅后自会判断。
至于前些年出版的作家冯骥才的《100 个人的十年》, 虽然也带有口述史的味道, 却不免相形见绌了。1999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口述传记》丛书计划, 近年陆续出版;2003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口述历史》系列丛书第一辑, 虽标题套路略显陈旧, 与台湾雷同, 但内容还是新颖的。还有近些年纷纷拥入“口述采访”行列的作家、记者, 更使这个领域热闹非常。
        同期, 也有人从学术的角度埋头苦干。1997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 作者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与有利条件, 回到苗寨妇女中实地访谈, 深刻记录她们的生活习俗、社会地位、家庭状况与内心世界, 是不可多得的口述史学术专著, 对中国妇女史、少数民族史的研究贡献极大。2004 年1 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也属同类作品。2004 年1 月,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由吴德口述, 朱元石等访谈、整理的《十年风雨纪事》, 对“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了系统回顾, 是十分难得的口述史料。而同期最重要的口述史成果, 要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李力安、朱元石、程中原等采访、整理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该书有宋任穷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段工作;邓力群谈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大前后;林默涵谈17 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吴德谈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王尚荣谈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余秋里谈大庆油田的发现;钱敏谈西南三线建设;谷羽谈其所了解的中国高技术发展… …该书涉猎党、政、军、科技、文艺各界, 以“国史” 、专业的形象出版, 摒弃了“野史”与媒体炒作之嫌。更为重要的是, 《共和国要事口述史》还“将一卷卷郑重出下去”(见“出版说明”), 表明“国史”系统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投入到口述史研究的工作中。这一系统之内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四川研究所与《当代四川史研究》编辑部闻风而动, 前些年也已拟订出《当代四川要事口述实录》计划, 展开了全面工作, 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 创刊了《当代史资料》, 北京的同们也创办了《口述历史》杂志。

四
        台湾口述史学界与美国口述史学界的交流是长期而密切的。尽管台湾在口述史研究的实际操作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且根据中国史研究的特点作了大量改进, 日臻完善, 某些方面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美国(台湾是由一流的史学人才来做口述史), 但在其心目中, 美国仍然是值得景仰的口述史研究发源地, 著名抗日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口述史选由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来做, 就是一个较好的证明。但这其中的曲折得失却是另一码事, 后人自可明鉴。
        台湾与大陆的口述史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与两岸通商的深入, 也逐步进入议程。两岸文化互访的人士在文章及交流活动中均多有提及, 大陆学人凡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访问, 多半都会关注台湾的口述史研究成果。其中, 与唐德刚先生交往、交流的不乏其人, 而冯其庸先生恐怕是较早的一位。他1981 年赴美讲学时, 曾经住在唐德刚家里, 秉烛夜谈的内容之一, 就是“但开风气之先”的《胡适口述自传》;20 年后他到台湾再遇唐德刚时, 谈话的内容仍然关注着台湾的口述史成绩。然而两岸更多、更直接的口述史研究和交流, 却是通过香港进行的, 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媒体。早在80年代, 台湾和海外的客家人联谊会就通过各种渠道到大陆沿海地区寻访祖籍余绪, 所采的方法和依据的资料大多是口述史的(也有族谱的或文化人类学的), 进而将口述史的观念和方法传授到大陆地区。
        随后, 香港崇正总会成立, 资助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在香港、深圳等地采访、调查客家人聚集的社区,完成了多种口述史课题(也可以视为社会学课题)。1996 年以后, 又通过四川客家联谊会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作, 在成都东山龙泉驿区、绵阳三台、宜宾珙县、泸州隆昌等客家人聚集区展开大规模的口述史调查, 并且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 总结、交流经验, 可谓盛况空前。台湾铭传大学的史学工作者还准备将东南亚、香港(深圳)和四川三地的客家人聚集区调查作一综合比较, 相信可以丰富口述史的研究和交流。同期, 台湾的史学界同仁, 也在关注着大陆的口述史成果, 前述“中研院”近代史所和铭传
大学的取向足以说明。
        两岸史学界的互访交流,今日已趋频繁,两岸口述史研究的情形, 大体上也互有了解。然而, 以个人之见,不能以此为满足。大陆的口述史研究, 应该更多地向台湾的口述史同仁取经学习, 建立起规范的机制与程序, 以适应前进中和变化中的历史研究使命。

参考文献:
[ 1] 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 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3):47-58 .
[ 2] 杨立文.中国的口述史学[ N] .光明日报, 1987 -05 -06(3).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