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定义: 口述史(0ral History)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近年来, 我国史学界、文化界对口述史的兴趣日增。“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首届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等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 《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口述史》相继创刊; 不少媒体开辟了口述史专栏; 去年11名女红军战士的大型口述文献片《她们的长征》在上海电视台热播。而在档案界, 口述史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正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笔者以为, 作为开发档案信息、再现城市记忆的一个重要载体, 口述史是档案与历史、档案与社会互为补充和印证的重要手段, 与公共档案建设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也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纳入到档案馆的业务工作中去。

       一、口述史在档案馆的运用和开展近年来, 口述史工作在各级档案馆陆续展开。在上海市档案馆, 口述史正逐步渗透到相关工作环节之中:上海市档案馆的百集专题片《追忆———档案里的故事》, 在每集10 分钟的有限时间里, 以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为主轴, 依托丰富的馆藏档案史料, 辅以大量对有亲历、亲见、亲闻经历的当事者的采访, 如上海海关大钟的几守护者、王孝和烈士的入党介绍人、黄金荣《悔过书》的起草人、武术大师霍元甲的嫡传弟子等人绘声绘色的讲述, 把人们的思绪一下子拉入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画龙点睛地刻画出近现代上海的历史真实感和凝重感, 从而使观众对史实的认可度大为提高。档案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内幕性也要借助于有效的方法得以呈现，口述史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档案与史学》杂志曾开辟“口述历史”栏目, 专门发表经专家学者整理的口述史资料, 既保存了一份鲜活的历史, 也可作为馆藏档案资源的补充, 对馆内外历史研究起到有益的作用。其后的《档案春秋》杂志则依托口述史资料, 整理出如《他把书法写上天安门红墙》、《听雷洁琼讲南京“下关惨案”》、《杨逸: 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等文章。以口述史为原料的“细说” 远高于不着边际的“戏说”。

        一些历史展览也已经将口述史录音及抄本摘要整合到展览中,让参观者能听到事件当事人、展品使用者或收藏者的现“声” 说法, 以“跨越展览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口述史录音和录影在展场里穿插播放, 口述史抄本则可以摘录成说明字幕或其它书面资料提供给参观者; 或在展厅、入出口处设置小剧场, 播放访谈纪录片; 展览中各色各样的访谈, 丰富了展览的形式, 有声有色, 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我们看到, 口述史已经体现在公共档案馆建设的诸多方面,它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方面的重要性, 正不断地显现出来, 为公众所瞩目。但不足的是, 不少档案馆尚未对相关资料加以有意识地征集和整合, 更未能有系统、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口述史工作。实际上, 无论从其重要性、紧迫性, 还是操作性上, 档案馆开展这一工作不仅正当其时, 而且责无旁贷。

       二、历史和档案之外的“第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 口述史是历史和档案之外的“第三者”, 但又是密不可分的参与者,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必须把口述史摆到应有的位置。

       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 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档案能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但是, 档案史料也存在某种特有的缺陷, 它只能提供固有的平面的东西, 并不能提供你想要的多维的其他方面, 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异,往往导致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诸多困惑。由于一件档案的公布而推翻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历史学家要想有所发现, 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档案史料中进行艰苦发掘。

       口述史料虽然会存在记忆误差, 导致真实性上的不足, 然而口述历史对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 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 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 所谓“无一字无来历”。档案资料与口述资料, 一个“死”, 一个“活”, 档案资料不能再生, 口述史则如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史, 一个是“听”史,档案不会说话, 读者与档案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面对纷繁的档案文件, 不同读者的理解也是多面、多层面的。口述史料则不同, 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 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 反复、多重验证, 去伪存真, 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寻找历史事件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 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同步采用档案与口述史资料, 一向被视为合理可靠的研究方式。口述史以口述史料佐证、补充书面档案资料, 以活历史补写死历史, 以“听史” 补充“读史”, 它不仅在于佐证和补旧有的档案史料, 还在于可以不断发掘新史料。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与档案史料相比, 口述史具有人事记载平民化、史事记载细节化、史料载体多样化等特性;口述史可注重细节, “拾遗”、“补缺”, 往往很生动形象, 那些内幕、掌故, 尤其是玄妙之处,往往在档案或文献中是没有和无法记载的。口述史可讲述政治家和大人物的故事, 也可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选取独特的个性视角,把历史呈现得鲜活而立体化, 容易被大众接受和认知, 这和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常见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也迥异于档案史料的枯燥贫乏。    

        当然, 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也必须得到档案史料的佐证。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曾回忆他写《傅雷之死》的情形: “当时, 我和傅雷家的保姆交谈, 她告诉我,傅雷是服毒自杀的。由于保姆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 可信度最大。”然而, 当这篇报告文学即将发表时, 叶永烈听说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着傅雷的死亡档案, 就马上赶到市档案馆, 查阅到其中验尸报告上明确写着“颈部显马蹄形索钩”,他才知道傅雷是上吊自杀的。之所以造成服毒死亡的原因是保姆一进房间看到尸体时,尸体已跌落在地上, 傅雷脸色发青, 而且有尸斑, 就以为他是服毒自杀的。傅雷的尸体在解剖后就送去火化了, 因此人们都误以为傅雷的死因是服毒。“我当时查清楚真相后, 连忙打电话给《人民日报》, 抢在印刷前更正过来。”叶永烈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如果简单听信, 可不就犯大错误了——这是对读者不负责啊”。

        因此, 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过程中, 口述史、档案资料和历史研究是三合一的关系, 就档案馆目前工作来说, 口述史工作则明显薄弱, 亟待加强。

       三、口述史工作的走向“一位老人走了, 就带走了一段历史。”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往往已到耄耋之年, 不是身体不好就是记忆欠佳。常有研究人员感慨: “假如能提前十年启动口述历史, 现在就能保存更多珍贵的史料。”发表在《档案春秋》的《山东省昌乐县三名赴日劳工的血泪记忆》一文, 就是根据3位赴日幸存劳工口述写就, 采访时三位老人已是85、77、78 岁, 这些见证人的口述史就是那段历史的极好佐证, 然而待文章发表时,一位老人即已去世。做好这些“活档案”的口述访谈, 是要和时间赛跑、刻不容缓的“抢救”工作。目前, 我们对那些“世纪老人” 的口述访谈, 仍处在零散、随意的状况, 如何作好整体规划,按部就班, 及时“抢救”, 或许是我们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一个新问题、急课题, 这方面口述史工作与征集工作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专题片 《追忆———档案里的故事》中有一辑《海关大楼和亚洲第一大钟》, 而笔者也曾听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声音档案”栏目的《海关大钟》, 两者各有所长, 其中都穿插了大量的访谈。《档案春秋》期刊发表了《聂耳:〈卖报歌〉因她诞生》后, 及时联络征集部门对85 岁的杨碧君老人作口述记录, 并请她亲自哼唱《卖报歌》录音存档。显然, 档案馆各部门都有相应的对外联系职能, 有一定的社会信息资源, 应建立相应的信息传递机制, 由征集部门负责实施, 及时将相关的、珍贵的口述史料征集入库。

       加强档案馆之间、档案馆与史学界之间的交流互动, 则是解决采访群体交叉、定位不清等问题的有效方法, 也是确保口述史访谈质量的重要途径。档案馆目前在开展口述史工作方面可能还处于一个开端阶段, 馆与馆之间缺乏沟通, 在口述史的操作层面上, 较之于史学界来看尚有距离。在这方面, 档案馆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 根据档案的内容, 有意识地采访与馆藏档案全宗有关的人物, 将他们的口述材料作为档案文献的一种补充或附件。如上海市档案馆收藏有丰富的银行档案, 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史料就有3000 多卷, 近年还出版了《陈光甫日记》等, 然而对上海银行的一些老员工的口述史访谈,还是发掘到一些档案中没有记载或不便记录的内容, 如银行家和员工的业余生活、银行防止舞弊的措施等, 可以弥补原始档案文献的某些缺憾。据悉, 由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的上海银行老员工口述史料发表后, 引起了历史研究者浓厚的兴趣, 也为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当然, 口述史工作不能仅仅依赖于受访对象的口述记录, 采访者的自身素质显得极为重要。和历史研究者一样, 采访者的责任在于梳理、对比、考证、分析那些已经到手的口述史料, 以辨明真伪或探明究竟。并不是受访人一边讲, 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就行了。口述史未必就是“信史”, 对口述者而言, 的确存在一个记忆是否可靠的问题, 而且通常讲话是凌乱没有系统的, 往往前后不连贯, 甚至互有出入。因此访谈前的准备, 访谈中的诘问,访谈后的整理尤为重要。既要尊重受访者意愿和隐私、忠实于口述记录, 又要去芜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 还必须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 最后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工作, 过程繁复, 耗时费力,然而却攸关口述史的真实性, 不容马虎。口述历史的成果是访、谈双方互动后创造性劳动的结晶。这是一项技术性强、专业要求高的苦差事, 采访者、整理者必须具备档案人特有的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

       口述史项目实施需经过项目准备、实地采访和整理收藏等相互关联的阶段, 每个阶段各有其不同要求和操作程序。目前档案界口述历史的采编和整理规范还未出台, 如何抓紧口述历史的建章立制以规范口述史工作, 并通过理论和技能培训来提高口述史采访者的职业素质, 无疑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又一课题,值得思考和探索。总而言之, 档案馆作为保存历史记忆的机构,在社会对口述历史的抢救工作中理应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1月版。

2. [ 英] 保尔·汤普逊(Paul.Thompson): 《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3月版。

3.《档案: 还原历史真相》,《北京日报》2005 年11 月28 日19 版(文史专刊)。

4.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 年第3 期。

5.曹幸穗: 《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 《中国科技史料》2002 年第4 期。

6.叶永烈: 《口述历史——与历史对话》, 2006 年8月首届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来源：《档案与建设》2007年第3期   作者：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