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日，日军一面在台山广海登陆，进犯台城；另一面由新会陈涌进入三埠，劫掠三天，自行撤退，所谓“三·三事变”也。当时黄启光为台山县长，彭霖生为游击司令，邓彦华为第一区行政专员，事前均一无所知，毫无准备，日兵入城，始各作鸟兽散，人民备受摧残蹂躏，捐失惨重。是年夏，第七战区长官部长官余汉谋与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派员在长沙设立广阳守备区指挥部。广者指广州，阳者指阳江，横贯一带，管辖范围广阔。顾名思义，这个自是指挥军民对日作战的机构。但类考其实，殊有大谬不然者。首任指挥官为王德全，第二任为彭霖生，第三任为李务滋，末任为李江。我于广州沦陷后，避地开平楼冈，担任广东国民大学教授。多年蛰处其间，对于该部先后各期各人各方面的动向，时有闻见。兹特录之，藉供社会人士参考。

一、王德全任指挥官期间

　　    1938年冬，广东国民大学迁入开平楼冈墟继续上课。计大学部和中学部学生，共有千人。学生宿舍分设五所，俱用竹木搭成碌架床。1940年4月18日早晨，忽有军队七八百人，开入楼冈墟内，涌入各学生宿舍，硬要占用，迫学生离开。视其旗帜番号，是35集团军156师446团。全校员生，哗然不知所措。同事中有人知余曾在黄埔陆军小学肄业，后来又食过军界饭，对于畏惧军队的心理，较诸普通群众要好一些，乃共推举余作代表，出与交涉。余问士兵们团长为谁，现在何处。答曰团长是刘镇湘，住在墟尾乡公所。再问师长，则曰王德全，还在离此20里的长沙珩，没有到来。余骤闻“王德全”三字，忆起1932年余任徐闻县三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有梁国武一团人，驻防该地，其中有一营，营长是王德全。“九·一八”事变后，该营说是奉调前去抗日。余率领全校员生，参与誓师典礼，临别赠言，悲凉慷慨，仿若易水送别，军民有泣下者，不忍相别离，彼此印象非常深刻。今师长若是其人，虽属云坭远隔，亦不致健忘。乃即到乡公所谒见刘镇湘团长，问清来历，借用团部军用电话，接到长沙珩师部，找着王德全接通话。殷勤寒暄一番之后，遂达请求维护学校秩序之意。王氏即着令刘镇湘另觅祠堂屋宇，安置士兵，不准占用校舍。夫弦歌未绝，还靠朝内有人，否则碧水园桥，早已化为荒烟蔓草。其时军队的纪律，于此可见一斑。

　　    翌日，王德全即由长沙珩亲身策马来到楼冈相访。细谈之下，始知他以辅助余汉谋倒陈济棠之功，升任为一五六师师长，现奉命兼任广阳守备区指挥官，镇守四邑两阳一带，尤其侧重缉私一项任务。全师共辖四团兵力，除一团另有任务暂时未来外，已有三团到达。另附政治部、骑兵连、迫击炮连、通讯连。官兵合计约有万人。拟觅相当场所，设立指挥部，开展工作。余当时认为有此万人正规军，坐镇一隅，家乡从此安如磐石，无虑寇患。乃召集国民大学同仁，设宴款待。王氏对余极为推崇，恳邀相助，聘余为该部参议。余自思一介穷鬼教师，天涯沦落，平日受尽校方当局白眼及当地豪绅冤气，正在牢骚满腹，今得此荣衔，藉以自重，虽云不求闻达，亦可苟存性命，于是课余之暇，时与周旋。

　　    宴后约一星期许，王德全就在长沙埠直街尾一所大楼，挂起广阳守备区指挥部招牌。部内组织人事，除指挥官由师长兼任，政治部主任由师政治部主任李盈三兼任外，设有参谋、副官、秘书三处。参谋长为许冠英，原是一五六师的师附；副官处长为梁凤岗，是王德全在徐闻当营长时的政工员；秘书长为王弼尧，是王德全的堂弟。此外职员20余人，参议则无定额。外围兵力的分配则以一个团布驻新会，团长为刘镇湘；一个团布驻台山，团长为杨智佳；一个团布驻阳江、恩平、新兴、开平，团长未忆其名。所有管辖范围内的挺进队、游击队、民团大队，如彭霖生、袁带、周汉铨、钟炎如、黄汉源等等杂牌军，概归指挥。每月经费，即以原师所领者支拨。士卒衣衫襤褛，藉地睡宿，早晚两餐。只是粗米莓菜。惟官长则养尊处优，“名园”、“万华”、“万香”、“广东”等几大酒家，常见其足迹。余每逢星期六晚由楼冈出三埠，必随同陪啜。环顾酒楼下面四周，饿孚饥民，遍地皆是，与杜甫诗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出一辙，殊可痛恨。

　　    该部除按月领正饷外，未有横财收入，闲居燕处，相互呻穷。其时余出入三埠，必在长沙万源行食宿，全部免费。该行是民大校长吴在民一班人所开的，经营旅店业务，兼贩运西江南路各项货物，资本雄厚，生意兴隆，交际手段异常阔绰。王德全的老妻，千里寻夫，亦寄寓是间。聚首日久，王与该行伙伴，竟成同道。乃密商集资20万元，派员赴阳江走运私货，预计往返三五次，可致巨富。王即出现金5万元，另约阳江县长彭展义亦出此数，其余10万，则由万源行凑集。彭展义是35集团军内人，两地自可照应，又有军队押运，万无一失。我蒙王德全特别照顾，多垫2000元，作为我的股份。我当时笑问之曰：“指挥官曾经说过，指挥部的任务，尤其侧重缉私，今竟自走私，毋乃作法自犯。”他笑答我曰：“所谓缉私，是指要缉私枭们大帮的私，今我们自己的小小玩意，不在此限。”噫，原来如此！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准点灯，古语诚不我欺矣。此事正在集齐本钱，择日登程，忽然传来日军进犯台山、新会的报告，因此终止。然犯意既已发动，不过未遂究不能视为非罪也。

1940年9月20日，日军由江门兵分两路，进犯新会、台山。朱晖日、王德全惊惶失措，寝食不安。据报告两路敌兵，各不满千人，但多属伪组织的杂牌军和临时就地收编的流氓地痞，日本正规军，实寥寥无几。但台山方面的杨智佳团，却节节退却；新会方面的刘镇湘团，则断绝联络，全无讯息；而所辖的挺进队、游击队，各做潜龙走马，无影无踪。所谓组训编成的民团，迫得欢迎日本皇军，筹办维持会。未闻炮声，未见膏药旗影，指挥部即撤退杜江，次日又退走楼冈，次日又跑到仓城，最后缩在张桥喘息。台城三埠，相继沦陷落入敌手。刘、杨两团与原驻开平的队伍，通通集结在张桥一带。军粮缺乏，要找开平县长林光远设法接济，不料大老爷早已逃入深山穷谷，鸿飞冥冥。朱晖日、王德全暴跳如雷，要斩要杀，忙乱情景，无异于南京失守之时。其时国民大学许多人员，亦走来此地。我对朱、王献议说，日军不过千余人，而孤军深入，实犯兵家之忌。我们所拥正规军，共有七八千之众，可用一半兵力，向敌正面迎头痛击，再派两翼奇兵，暗行左右包抄，区区小丑，何难聚而歼之。一鼓作气，民众必闻风兴起，四面响应。若不抵抗，一味退避，入其谓公何。王德全望着朱晖日，长叹一声，嗫嚅说道：“要同日本仔硬打，则士卒伤亡必大，一旦本钱缺少，就会被上级撤销番号。连我这个师长，都没得做了。所以保存实力，是现在各军共同信奉的教条，而且邓总司令连日来电，要将本师即刻调走，只以四邑是朱副总司令的家乡，绝无腰骨，怕遭乡人永远咒骂，故迟迟未敢行。”言时即拣出邓龙光来电相示。前后电文略云，四邑一隅之地，得失无足轻重，该师另有重要任务，着即开赴德庆集合，如胶着迟误，后果自负等语。四邑是爱国侨胞的乡土，抗战事起，华侨出尽血汗，捐输救国，原来乃是无足轻重者，可慨也矣！这样军国大计，我这个挂名参议（头一个月，王德全令副官长梁凤岗送我伕马费100元，我推却不受，以后就同别的参议通是名义职），既无权可参，又无事可议，殊觉闷煞。朱、王两人则住在民大副校长张景耀的郊外果园一间小泥屋中，终日垂头丧气，借酒浇愁而已。

　　一个早晨，我又到张景耀的果园，只见王德全在那里喜气洋洋。我问朱老总哪里去了？他说：“去新兴县府筹备军粮。我正接到报告，我军昨夜已经将三埠台城的敌人通通肃清，骑兵连业已入驻长沙。”我惊讶地说：“大兵还结集在此，汝前日还说，不便同日本仔硬打，今何其神速乃尔。”他神秘地笑着说：“我是非常敬重汝的，当是老师看待，凡事不敢相欺，其实敌人是自动撤退的，惟我的处境困难，汝可原谅。转汝替我讲些好话，不可揭穿底了，万分要紧。”我于是亦喜气洋洋，转告乡众，我军如何反攻，敌人如何惨败，讲得有声有色。群众于是亦即喜气洋洋，烧炮仗、贴标语。而张景耀等亦即喜气洋洋，大摆筵席，以慰劳抗战的英雄。一班逃难大员，如第一区党务专员冯镐、第一区行政专员李郁焜、台山县长陈燦章、开平县长林光远等等，又恢复宝座，大谈其如何“发动民众”，如何压迫强寇的功绩，按级上报，邀请恩奖。上下相蒙，相率为伪，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古今一辙，可胜叹哉！王德全得些好意，即就服从命令，偕老朱悠悠然率领全师归德庆去了。这一役称为“九·二〇事变”，新会、台山、三埠，遭受灾难10余天，损失无法统计。

二、彭霖生任指挥官期间

　　    王德全去职后，七战区长官余汉谋、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双方同意，委任彭霖生接充广阳守备区指挥部指挥官、龚楚为副指挥官。彭原是游击司令，驻防台城，所属部队约共有八九十人，说是素以打手著名。内部组织，一如王任。参谋长初为刘定原，嗣与彭发生利害冲突，改任陈济南（陈济棠弟弟），一个花花公子也。副官处长仍为梁凤岗，秘书长姓关，政治部主任为潘作良。继续聘余为参议。这时此项挂名饭桶，实已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至于管辖的范围，指挥的权责，名义上虽一同旧日，惟实力薄弱，号令实不能行于长沙一埠之外。该部经费，仍由35集团军核实员额拨支，缩至渺乎其小，起不了什么作用。

　　    彭霖生的拿手好戏，一为贪恋酒色。卧室床下，陈列许多名贵贡酒，如白兰地、威士忌、茅台、五加皮之类，一杯在手，不复知爹娘姓甚名谁。对于好色，则不论精粗美恶，无不垂涎三尺；尤其追慕大学的女生，常常乞人介绍，欲得一以为妾。二为贩卖枪枝。随时平价收购手枪、步枪，高价出售，以博取盈利。三为走私漏税。常常派出卫队押运粮食和钨矿出口，卖给日寇，视当地人民的饿死与伤痍于不顾。四为盗卖公物。其时宁阳铁路已被破坏，剩有公益埠的铁桥一座。他授意政治部主任潘作良，率领员工前往拆卸。事为公益埠警察所长朱人杰所知，向我报告，嘱出而劝阻。我以这是人民财产，且他日还要兴复，乃向彭质问，并阻止之。潘作良竟拔枪示威。幸因我在当时还算是一个地方人士，而朱人杰更是朱晖日的嫡亲侄子，彭氏乃制止潘作良，并让他向我道歉，即刻设宴，拍和敷衍，并专请朱人杰到会。余静听他们商谈的内容，原来盗卖铁桥的勾当，朱某实曾预谋，嗣因分赃不匀，乃以公义正言来激我，使我出面作“磨心”。蛇鼠一窝，贪污奸诈。我70老娘，只有愤然退席，不再闻问。该座铁桥的大量钢铁，就从此失踪。

　　    彭霖生还是余汉谋旧属，惟与35集团军全无渊源，王德全退去之日，急于觅取替身，顺手推荐，乃得指挥官宝座。幸日军一年多不来“光顾”，大有时机演其拿手好戏，获得腰缠百万。惟台、开人士，鉴于“三·三事变”，对他全不信赖，加以陈济南、潘作良等辈助纣为虐，邓龙光、朱晖日复事事加以制肘，指摘不遗余力。同时他的老妻，常常拈酸呷醋，闹得不亦乐乎。他的女儿彭秀芳，屡次闹出桃色笑话，贻羞老父。他在四面楚歌之中，豪兴阑珊，不得不鸟倦知旋，自行辞职。原属朱晖日五邑民众组训处的办公厅主任李务滋，遂乘机争取了余汉谋、邓龙光两人的同意，取而代之。

三、李务滋任指挥官期间

　　李务滋曾当过县长、师长，又曾跟朱晖日逗留四邑多时，今日旧地重游，驾轻就熟，惟只有卫队一排，简直是一个无兵司令。部内的组织，大致照常，多添了一个副指挥官，由许冠英充当，是邓龙光之意也。参谋长为童某，余汉谋委托来的。副官长仍为梁凤岗，秘书长仍为关某，政治部撤销。经费亦按员额核发，又延聘许多空名参议，余亦其一。诚所谓烂羊头烂羊胃，不值一文矣。指挥官、副指挥官、参谋长三人，派系不同，一国三公，诸多矛盾。李氏装成风流儒雅，日谈诗画以自遣。但识者视之为“诈瞓蛇”。

　　李务滋生财之道，不敢效法彭霖生之明目张胆，而别出心裁。盖运货走私，当时要通过几处游击队、挺进队的防地，自己只有一排兵力20余人，鞭长莫及，诚恐黄雀在后，得不偿失，只有暗同各方之有力者勾搭，分些肥水。适其时蒋介石由重庆向内地倾销鸦片，转由第七战区长官部令军务处长伍藩押运烟坭2000箱到三埠来，指挥部代销600箱，得了一笔大大的回佣。此外他又密谕其带到部来供职的韩某，暗约本地赌棍，开设赌场多处。每当夕阳西下，韩某就手挽一个空皮袋出去，即装满银纸归来。月中这宗收入，高于正饷百数十倍。长沙埠有一间大商店，是一个大财主老黎荣所开的，店名余已忘记，就叫荣记吧。生意兴隆，财源顺遂， 人人知是一块肥肉。一日李务滋说是出巡恩平去，许副指挥官和童参谋长，即派兵围困该店，声称搜查违禁物品，从朝到夜，断绝交通。卒以店主黎荣事先外出无从掳人勒赎，又查不出一点赃证，无法加以罪名，乃撤队解严。但同时又派便衣5人到荻海和丰米机搜查私货，将店主邝秉衡捕拿，并在铁夹万内搜刮国币25000元。后由李江之岳父邝有机和邝铁公到指挥部交涉，由该部军法官张明德接见，即允将邝秉衡交保释放并将国币发还，又将该便衣5人扣留，指为违法乱纪，以资掩饰。嗣后是否处理、只有天晓得。最后李务滋归来，竟置之不问。市人大哗鼓噪，援引春秋笔法，责其出不逾境返不讨贼，认为这是由他主使，要向上级控诉，而35集团军亦来电责问，被迫不得已，然后呈报上级，归罪于许老副和童老参，卒由余汉谋把许、童二人调差，遂作了事。“诈瞓蛇”的称号，原也不错。

　　李务滋素有福将之称，无论做县长还是做师长，所在地都未曾发生过重大事件，并非其才识足以镇之，实侥幸而已。1944年2月间，日军又骚扰新会、海口一带。三埠震动，人心惶惶，所有商店机关，均已迁走一空。群众拖儿带女，流离转徒，惟李务滋仍坐镇指挥部，时时凭栏啸傲，不露惊惶之色，一似指挥若定者，人多服其胆量。我亲到该部探询观察，原来他的家人财物，早已安置在安全地带；部内人员公件，亦已搬走一空，彼孑然一身，时而后行，固绰绰然有余裕也。这种镇静，陈叔宝曾优为之。日人只在新会海岸边骚扰片刻后，即自动退却，台、开内地，鸡犬不惊，秋毫无扰，平安渡过。焦头烂额的难民，鱼贯归来，咸歌颂指挥官之真得其人，所以日军不敢侵犯。而李氏亦自比为谢太傅围棋胜算，诸葛亮空城妙计。此公不惟是个福将，且善于解嘲。

　　四邑这个地盘，最得人艳羡，垂涎思染指者，不乏其人。李务滋脑满肠肥，自当退让贤路，乃不识时务，恋栈留连。1943年秋，传言李江会来接任指挥官，李务滋坚不之信，以为这个职任必要沟通长官部和35集团军两方，才可攫取。李江虽是余汉谋的亲信，但邓龙光、朱晖日最憎恨其人，必不同意。不料李江竟绕过35集团军所在地，前来接事。李务滋愕然失色，迟不交代，密电35集团军请示。邓龙光以李江竟敢不先来拜见，就居然接任，殊属荒唐，拟饬李务滋拒绝之。嗣由朱晖日劝以余汉谋究是顶头上司，而且李务滋自恃资格老，对总部一向未曾有一些孝敬，何必因他这个人，而得罪了长官部。邓才复电给李务滋，不予支持。李失了靠山，不得不黯然去职，但仍长期居留长沙迟迟不忍去。

四、李江任指挥官期间

　　    李江上任后，对于部内职员，除留用副官处长梁凤岗以资熟手外，一切更换私人。参谋长我未与相见，秘书长为其妻族之邝文光。空头顾问参议的名额，则有加无减，最显著的乃以妻舅邝瞻善为总参议。所有实力，仅是接收过来的卫队一排。因为失欢于35集团军，经费更为拮据，办事更为棘手，辖内的杂牌军队，更常常白眼相看。这个无兵司令，尝自叹为每况愈下，命不犹人。

　　    李江的政纲军略，首要集以上三任三大成，大开烟赌之门，使陋规源源而入；贩卖枪械；漏税走私，不管地方秩序，不顾国家法令。月中横财所入，不让前人。以筹组“四邑自卫军”为名，发出公电，致美洲侨胞，捐募美金1000万元，组织两团自卫正规军，常川驻防本地，归他统率。又勾结各地土豪劣绅，霸耕新会、台山沿海乡人的圩田。

　　    1944年，日人要打通南方路线。6月24日，敌伪军联合进犯三埠、台城。李江逃到深山穷谷的恩平合水地方，只责成沿途各乡公所按日传报消息，敌伪遂节节前进，如入无人之境。始而新会、台城、三埠，继而仓城、新兴，继而更通过35集团军在德庆的老巢。所占后方各个据点，均留下兽兵二三百人。日向乡民勒取米粮、酒肉、少女、玉帛。遗民处于日寇铁骑之下，任由摧残蹂躏，泪尽声嘶，无可告诉。许多侨胞眷属，漂流到南路未遭寇患的各地去，求人收为婢妾。台城市面，竟出卖人肉，作为果子貍。惨绝人寰，不堪回首。

　　    当长沙还未见敌影之时，所谓第一区行政专员总保安司令黄秉勋，早就跑入张桥去，当着众人大骂四邑人无用，任由敌人几次长驱深入。他不抵抗，想把亡国破家的责任，通通推在人民身上。时有国民大学某教授起而讽之曰：“老先生名是行政专员兼总保安司令，平日对于民众，不曾做过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今稍有风警，又即先走，且各乡仅有的自卫枪枝，又通被政府缴了去。今日即有文天祥、戚继光一班民族英雄，都无所措手足，民非亡国之民，官皆亡国之官。张桥亦非安全地，我们一介草民，生死不足惜，老先生身家高贵，性命要紧，还是快些远走高飞为上。”黄秉勋愕然语塞，翌日真就远走高飞了。

　　    台山、开平两县人民，屡次结合起来，围歼敌寇，惟徒以蛇无头不行，恐被敌人各个击破，引致焚乡灭族的惨祸，乃共推举张景耀、吴宗瑜及余三人为代表，前去德庆35集团军总部哭师求救，只要一团兵来，以壮声势，则各乡必闻风响应，人自为战，区区小丑，不难一举荡平。不料当我们涕泣陈词之时，邓龙光、朱晖日一味低头无语，漫不经意，竟顾左右而言他，只坚留我们食饭，以资敷衍。我们停箸不食，声泪俱下，彼才尴尬说道，现在连本处亦只有一营人，实在无兵可调。问其所辖三军10多万人何处去了，说是到中原前线作战。然乎否乎，惟有天知。饭后，秘书邀我们出外游观山景，说是总司令要午睡了。泪洒秦庭，卒听不到无衣同袍之咏，诚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谁实为之，谓之何哉！

　　    1945年夏，日军节节失败，接近投降时，乃撤退四邑驻军。李江归来，重登宝座，召集各方代表开会，高谈其善后计划，自诿为这次失败，小固不足以敌大，非战之罪也。先是当日军进攻开平赤坎时，路经南楼碉堡，遭到乡人枪击，不敢前进，相持一昼夜，卒用大炮轰毁之。5名守楼壮士，生生惨被火油烧死。至是赤坎市民开会追悼五烈士，邀请李指挥官到场训话。李江大模大样，姗姗而来。一入礼堂，见正中挂起一对輓联，对头为“三军逃夹水”，对尾为“五士守南楼”。他当时面红耳热，无地自容，喏喏数言，托故而退。李江“复辟”后，又优游了些时。一直到战事结束，各地的指挥部，先后裁撤。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