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山城堡战斗后，我们红二师由陇东回到陕北，在井家沟一带休整。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集中反映了在日寇加紧侵略的严重形势下，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在西北地区，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在陕西“起家”的十七路军，要么继续在西北“剿共”，要么“让出”西北远去闽、皖。我们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对张、杨二位将军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艰苦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早在1936年1月便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希望同在陕西的东北军“枪口一致对外”，联合抗日。后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写过信，周副主席亲自会见过张学良；叶剑英等同志在西安多次与张、杨恳谈，提出“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等主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热烈赞同和衷心拥护。“西安 事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当然，我们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仍然感到突然。
        记得那是12月14日深夜，天气很冷，我和萧华同志在一个屋里睡得正香，急促不停的电话铃声把我们惊醒。萧华同志没来得及穿棉衣，抓起耳机就问：“哪里？”我也从炕上跳到萧华同志身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没有重大事件或紧急任务，这么晚是没有电话的。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对方很激动，很兴奋，一听就是左权同志的声音，“西安出了大事，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
        “什么？”萧华同志看了我一眼，好像问我听清了没有，又好像是问自己。其实，他是在问左权同志。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左军团长用更大的声音又一次肯定地说。
        我和萧华同志半晌没有说出话来。是呀！我们是被蒋介石逼着拿起枪杆子的。从拿起枪杆子的第一天起，想的、做的，都是为着打倒蒋介石，推翻他的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宁肯吃苦、受罪、流血、牺牲。如今，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中国最大的反动头目被活捉了……
        “你们要注意，”我们正想着，左军团长又讲话了，“事变发生后，部队肯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反映。高兴嘛，那是自然的啦，但是决不能放松警惕。情况是复杂的，变化也将是急速的。一定要使部队稳定。最主要的是一切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排，这一条一定要向大家讲清楚！”
        我们很快就把这一消息传达到了各部队。红军指战员们的掌声、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人人欢喜若狂，个个奔走相告，庆祝再盛大的节日也没有这样的欢乐过。大家除了赞扬张、杨二位将军的爱国行动外，几乎都想到一个问题：怎么处置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呢？
        指战员们想到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完全可以理解。十年内战，蒋介石的双手沾了人民群众和我们共产党人多少鲜血？苦难的中国人民，哪个没有一本血泪账，谁个忘得了那仇和恨？“蒋介石罪大恶极，死有馀辜，杀了他，毙了他！”这就是指战员们一致的反映和要求！我们要大家一定记住左权同志的话：“一切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排！”这样牵动全国甚至影响全世界局势的大事，决不能感情用事。但是也应该承认，道理好讲，具体工作是很难做的。有的同志甚至说：“除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谁要说不杀蒋介石我就和他拼！”
        党中央和毛主席恰恰决定：不能杀蒋介石。“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而且就在我们得到“西安事变”消息的这一天，中央派周恩来同志率领我党代表团从保安（今志丹）县去西安了。
        当时，南京国民党集团已经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这必然会置蒋于死地，扩大内战；宋子文、宋美龄等亲英美派代表人物，则火速飞抵西安“救蒋”。各地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韩复渠、宋哲元、阎锡山以及托派、汉奸等派系，也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如走马灯一样，纷纷登台表演。日本政府公开威胁国民党政府，不准与张、杨妥协，否则他们“不能坐视”，明显地支持何应钦“杀蒋”，打内战，而且积极策划当时在国外的投降派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成“新政府”。直接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也发生分歧，莫衷一是。
        我们部队对这极为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虽然一时难以了解和理解，但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深信不疑、绝对服从的。待大家逐步知道了一些具体情况之后，便认识到我们党借此机会促进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动员、说服张、杨“放蒋”的决策是英明的，这样做，既打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同时也表现了我们党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无私！
        为了打击亲日派何应钦以“讨伐”张、杨为名，兵临潼关，威逼西安，扩大内战的阴谋，党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开赴西安一线，准备与张、杨所部共同对付何应钦。
        我们红二师奉命由井家沟经吴起镇进入甘肃，过庆阳、宁县等地，再进入西安以北的三原地区。由于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理迅速、果断而又正确，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我们沿途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在庆阳第一次与东北军见面，他们的一个营长率全体官兵挑着粮食，唱着《打回老家去》的歌曲欢迎和慰问我们，气氛相当融洽。以后每过县城或大一点的镇子，那里的县长、镇长和什么保安团长、队长都要请我们吃饭。
        我们有个连长，开始不敢应邀，跑去问团长，团长也没有经验，便来请示萧华和我。我说：“人家真心请你，你不去怎么行？失礼嘛！”萧华说：“我和师长也要去吃哩！吃是为了工作，不去吃怎么做工作啊！”
        我们到达三原时，“西安事变”已经圆满解决，何应钦进攻西安的阴谋破产。仗没有打起来，但是我们一个师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竟扩大了两千多人，这种在根据地也属罕见的情况表明，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是多么的高涨；“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带来了多么大、多么好、多么深远的政治影响！
        我们在三原时，彭老总也来了。我去看望他并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见他正坐在屋里同一个西北军的军官谈话。彭老总向我介绍说：“这位是西北军的赵寿山旅长。”赵寿山握着我的手，说：“久仰，久仰！”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些“程式化”的应酬很不习惯，但还是热情地说：“欢迎赵旅长到我们那里看看。”
        彭老总高兴地笑了。
        赵寿山走后，彭老总给我讲了个故事：
        赵寿山有个女儿，曾经在我们红军学校学习过，回去后，赵寿山把她安排到自己的警卫连当了指导员（她是看我们连队有指导员，也要了这么个职务）。这位指导员不仅向她的士兵宣传抗日，还向她的父亲宣传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甚至还传说她烧过赵寿山的一个“草料场”。彭老总讲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叫姑娘逼着老子学林冲，造反投奔‘梁山泊’哩！”
……
        过完1937年元旦，1月底，上级命令我去军团部带一批干部赴延安“抗大”学习。到军团部才知道，参加这次学习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带队的是陈赓同志和我。老战友们相见，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我，一个挑煤、修路、打短工的农民的儿子，能进自己的大学学习，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陈赓见到我便说：
        “老杨呀，咱们要做同学了。”
        我说：“你是黄埔的老毕业生，我还没进‘抗大’的门哩！”
        陈赓一摆手：“咱们的‘抗大’和黄埔可不一样啊。”
        我突然想起了陈赓的爱人王根英同志，便问：“你爱人有消息吗？”
陈赓说：“她是政治犯。恩来同志和国民党谈判中，要求释放政治犯是重要的一条唻！大有希望呀！”他停了停，突然大笑起来。“你是不是急着等王根英回来给你讨老婆哟——没关系，我这个人是说到做到的！”
        陈赓总是这样爱开玩笑。
        我们一行由三原起程，走了10天到达延安。大家从南门进城，找到了“抗大”。
        这里有几所低矮简陋的窑洞式房子是校部的办公室，学员的“教室”和桌椅板凳都不够，要自己动手干。记得开学不久，副校长刘伯承同志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作‘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的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唻！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唻，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唻——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唻！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同志就是嘛！他们是老教授了。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嘛！’你们同意吗？”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答刘伯承同志。
        “我们这里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中华民族的正气！”刘伯承同志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打了多年的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中央要你们从理论上加以提高，还是为了打好仗。用战士们的话说：学好本领打日本嘛！”
        “抗大”住窑洞，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这些困难，对于我都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自己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差。课程多，时间又紧，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过去接触很少，学起来很吃力；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虽然过去都懂，但也没有系统地学过，特别是没有从产生这些方针、路线和政策的理论根据上研究过；至于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应该是最熟悉的了，但也没有很好地上升到理论高度去总结过。那时没有教科书，讲义也极少，每队有几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黄又粗的纸上或者是标语口号纸的反面上，有的字刻得潦草，难认得很。有时教员讲半天，有些记不下来，只得全凭脑子“储存”，现在想来，年轻真是一“宝”——脑子好，记忆力强，接受能力也快。所以，我以亲身的经验相劝现在包括少数待业的青年在内的同志们，尽量珍惜、利用你们年轻这个无价之宝去努力学习吧！
在“抗大”对我帮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陈赓和姬鹏飞同志。
        毛主席在“抗大”的讲演，给我的印象最深。毛主席那时才四十几岁。他来讲课，总穿一身灰布军装，不戴帽子。乌黑浓密的头发显得有些长，也有点乱，大概是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理。宽大的前额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讲话的语言特别生动、诙谐、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打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说，对付蒋介石，就要象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牵，后面要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懒、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百姓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讲话，不但把我们全吸引住，而且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了。以后，他还给我们讲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等问题，揭露了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阐明了我党的积极抗战路线。这次讲话后来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正确的理论又是指导实践的锐利武器。“抗大”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水平。对我个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们正夜以继日、积极努力地学习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入侵中国腹地的军事部署，向我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正如中共中央7月8日向全国发表的抗战宣言中指出的：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
        “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
        “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我们在“抗大”的学习提前结业了。结业典礼是在我们这个队由延安向三原搬迁的途中——洛川举行的，可见时间、任务之紧迫。
        8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同志为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左权同志为副参谋长，任弼时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原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为主，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主任罗荣桓。我被聂荣臻同志要回老部队，到这个师所属的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团长，副团长是陈正湘和萧远久，政治部主任是邓华。

        （来源：《济南文史资料》2005年第3期，总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