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不断健全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后勤工作人员，紧紧依靠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同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封锁，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进攻，克服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各种困难，保障了部队的供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积极做好出师准备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序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即进行了红军出师抗日的一系列准备工作。8 月6 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结陕西省三原、富平地区整训、改编，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接着，抗日军政大学第2 期4 个队的学员提前毕业前往洛川，以便随同参加洛川会议的部队首长一起返回部队。当时我在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任校务部副部长，随校长林彪从延安到达洛川。在办完毕业学员分配工作后，8 月19 日遇到已调红军总部工作的原抗大校务部部长杨立三同志。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周恩来副主席明天乘飞机从西安来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约我一同去机场接周副主席。8 月20 日10 点多钟，飞机在洛川机场缓缓着陆。周副主席走下飞机，同我们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你们俩又碰到一起啦!”杨立三回答说：“文龙同志是来洛川办理抗大毕业学员分配工作的。”周副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询问当前部队供应情况，杨立三作了简要汇报。周副主席听后叮嘱说：“部队即将开赴前线，后勤供应工作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影响行军和作战，部队出发前要派人下去检查，把工作做细。”随即，周副主席命随行人员把随身带来的50 万元(法币)交给了杨立三，说：“这是从西安领回的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军的第l 笔军晌。你们转交给中央财经组，统一分配给前方和后方使用。”望着周副主席亲手领来的这一笔经费，杨立三和我都很激动，深知这是周副主席代表我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争取到的，确实来之不易。
        8 月25 日，洛川会议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总部”) ，并任命了总部和总部下辖第115 、120、129 师的军政领导干部。八路军总部及各师于8 、9 月间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机构也分编两套班子。延安中央军委总供给部由叶季壮任部长，赵尔陆任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由姬鹏飞任部长，饶正锡任副部长，八路军总部按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名称，设军需处(对内称供给部，赵尔陆兼任部长);军医处(对内称卫生部，姜齐贤任部长);18 兵站分监部(对内称兵站部，杨立三任部长)。各师也设有军需处、军医处(对内称供给处、卫生处，这年冬改称部)，并配齐了领导干部;115 师供给处长邝任农，卫生处长叶青山;120 师供给处长陈希云，卫生处长刘运生;129 师供给处长周玉成(兼)，卫生处长钱信忠。这些同志虽然有的任职不久工作又有变动，但大多数一直战斗在后勤战线上，他们同后来不断充实到后勤战线上的领导同志一道，团结广大后勤人员，成为八路军后勤建设中的一批骨干力量。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从我军在三原、富平地区集结之日起，各部队供给、卫生兵站等部门就紧张地行动起来，积极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供给人员冒雨组织筹粮，以保证出发时携带3 天熟食和几天的粮食。对部队的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经过周密的检查，按需要和条件的可能给以必要的调剂与补充.卫生部门也积极准备战地救护器材和急需药品。伺时，军需部门还为部队即将到来的改编做好了换装准备。
广泛开辟供给来源
        我军挥师北上之际，华北正面临日军疯狂入侵。由于日军烧杀、抢掠，国民党溃兵流窜，加上土匪滋扰，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针对华北的时局，八路军总部及时发出“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号召，使华北人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特别是我115 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消灭了日军坂垣师团1000 多人;接着120 师的雁门关伏击战，129 师的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斗连续获胜，更使我军声威大振，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群众称颂：“只有八路军才是保国卫民的好军队!”由于人民群众把八路军看成是白己的军队，所以我军每到一地，群众都自动出粮给我们做饭，主动腾房给我们住宿;行军作战，要向导和运输力，群众都主动帮助解决，真是如鱼得水，亲如一家。
        正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我军才能够在敌后站住脚根，部队的供应才有了基本的来源.当时虽然规定了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 . 5 市斤粮食(后方机关每人每天125 市斤), 5 分钱菜金，但由于敌后广大群众通常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再加上我方又无统一政权，部队供应上困难仍然不少，往往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吃了今天没明天。
        针对当时情况，1938 年1 月1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 。党中央在这一指示中指出：“一、前方部队给养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国民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很大希望，也不能存在很大希望，外国捐款正在设法中，一时也不易到手;二、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依靠人民的支援来解决;三、这项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的口号下进行。要加强统一战线，从统一战线的展开中去解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迅速扭转困难局面，前线各部队除担负作战任务外，均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各地，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除奸反霸，打击反动会道门，建立基层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实行合理负担，征收爱国公粮，这些都得到了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我军所到之处，群众踊跃捐粮捐款，并积极帮助运送支前物资，护理伤病员。许多妇女也冲破封建世俗的束缚，走出家门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动员儿子、丈夫参军、支前等。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开明绅士们也懂得了“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竞 相主动捐粮、捐款.由于我们宣传工作深入，政策正确，很快就征收、筹措了一批批粮款，对克服当时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英勇抗战，接连取得胜利，不仅受到根据地人民的赞誉、支持也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人士、进步团体以及港澳同胞、爱国华侨、国际友人的钦佩和赞助，他们纷纷筹款募捐，给予支援。上海爱国群众团体、各阶层人士及国际友人为支援抗战，捐赠了近500 吨药品及部分医疗器械、救护车辆等。南洋华侨筹娠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不仅积极筹款募捐支援祖国抗战，而且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也曾亲赴延安慰问边区军民.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宋庆龄，在香港邀集中外著名人士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内外广泛筹款募捐，致力于战时医药的募集工作。8 年中八路军总部收到捐款总计为881万元，慰劳款180 万元(均为“法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本应受到国民政府的公平待遇。其实不然，为了领取一点微薄的军响，却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在八路军改编之初，国民党就在编制上限制我们，只允许八路军按4.5 万人领取军响，还常常少发、迟发，甚至借故停发;随着战争的发展，八路军部队不断扩大，而所需经费却不予增加。正如当时《新华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指出的：“以50 万人巾之众，领4 . 5 万人之响，平均每人不过数角，真是杯水车薪。”1939 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l次反共高潮.事后却反诬我们进犯了他们，并以此为借口，把本来十分微薄的军晌也停发了。对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八路军将士，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了义正辞严的质问电：“重庆军政部何部长应钦勋鉴：据敝军西安办事处报告，皓日据军需局面告，‘奉何部长命令，从本日起，停发给18 集团军经费，即lO 月份未领之20 万元亦一律停发’等语贵部长果有此命令否耶?如果有此命令，则用意何在?欲使饥寒交迫之敝军立即冻死、死耶?抑别有深谋密计非德才浅陋所能窥测耶?谨电奉询，即祈赐复。”质问电在《新华日报》 公诸于世之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为此事，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西安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进行了严正批驳。经过我党、我军据理力争，国民政府迫不得已才同意将1939 年10 月至1940 年3 月停发的军响补发给我军。
        恰在这个时候，我从抗口军政大学总校调到八路军总部供给部任副部长。3 月底报到，4 月6 日既接总部电话要我去受领新的任务，是后勤部长杨立三带我去见左权副参谋长的。一见面，左副参谋长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刚来总部几天，就要清你辛苦一趟，出次远差，去西安领取军晌。国民政府停发我军军饷已5 个多月了，经过我们多方交涉，据理力争，他们迫于舆论压力答应补发。其中1939 年印月至1940 年l 月的已发给，2 月到3 月的待领。现在朱总司令要经西安回延安开会，所以决定派你随朱总去西安，领取这笔军饷。有朱总的声威，预料去时问题不大，回来时困难可能多些，特别是通过日军和国民党军占领区，千万要提高警惕。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在豫北晋南多处围困我兵站人员和扣留我军用物资，这次路过洛阳时朱总司令要同卫立煌交涉，由你带回被困人员，运回重要的物资器材。你带上1 部电台，途中随时与总部联系，以便及时取得指示。”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于4 月10 日随朱总司令从武乡县东堡村出发了。出发前彭总又亲切叮嘱，要我在返回途中一定用电台日夜与他保持联系。去时比较顺利;返回时，我把被围困的绳池、垣曲两个兵站的人员接来，运回一部分重要物资;又用朱、彭的名义写信给驻中条山的国民党第38 军军长赵寿山(我党地一下党员)，把被扣的1 个警卫连(其中有地下党政人员)要回。虽有上千人的队伍，但战斗力不强，加上携带巨款和物资，还要辗转通过日军封锁线、国民党顽固派统治区和瘟疫区，真是困难重重，历尽艰险。有一次我们乘夜通过敌人封锁线，未能与总部联系，回来后彭总告诉我：“那晚我在电台旁守了半夜，真为你们提心吊胆啊l ”我们于7 月17 日返回总部，往返共99 天，带回军响208 万元(包括2 至6 月份的饷款及服装费、过节费等)，还有一大批军用物资。
在抗战初期，我军军需供应的来源，有时还通过没收汉奸的财产、缴获日伪军的装备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等，补充供给。比如，我军出师华北抗战之初，正是日军疯狂南进，企图攻占太原之时，危及到阎锡山老窝的安全.我军北上抗日对解除他的危难有利，所以阎下令，让他的参谋长朱绶光打开太原的军械仓库，为路经太原的八路军补充一些弹药。我总部炮兵团长武亭在领到炮弹后乐哈哈地说“1年前阎锡山阻止红军东渡黄河打日本，我们缴获了他的太原造大炮，但一直没有炮弹，这回可该让大炮吃顿饱饭了!"
逐步健全标准制度
        后勤工作标准制度是部队后勤工作的章法，没有标准制度，后勤工作就没有依据。我军的供给标准，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提出来的。1931 年1 月红军在江西宁都黄陂召开了l 、3 军团师以上军需官供给会议，毛泽东同志亲自到会讲话。他分析了当时根据地立足未稳，敌强我弱，取之于敌有一定困难，红军的供给主要靠打土豪筹款来解决的具体情况，特别强调要精打细算，讲求节俭，并对红军的供给标准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伙食方面，“每人每天要有5 钱盐、4 钱油、1 至2 斤菜的标准供应”;在办公杂支方面，晚间办公使用的植物油灯，“参谋处用3 根灯草，连长、指导员、司务长用2 根灯草，战士每班用1 根灯草”。这说明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供给标准，只不过根据条件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已。
        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战之后，在供给工作上发扬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克服困难，开辟供给来源，一方面逐步健全标准制度，使供给工作有所遵循。当时总部制定供给标准，主要根据以下基本原则：一、敌后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考虑到根据地的开辟扩大和受敌分割缩小等因素;二、根据地的经济生产情况，能负担的实际人口数量;三、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充分体恤人民的困难;四、各根据地之间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差别，体现因地制宜的精神;五、军队内部参战部队与后方机关之间、野战军与地方部队之间。标准应有所区别根据这些原则，总部在1938 年12 月21 日对各级干部及战士的每月津贴费标准作了统一规定：正、副师长和政治委员，正、副旅长和政治委员等5 元;团长和政治委员，营长和政治教导员等4 元;连长、政治指导员等3 元;排长2 元;上士15 元;战士l 元，从1939 年1月起实施。1939 年2 月2 日又对鞋袜费、马干费、出差伙食费等作了规定：连(队)长科员、股长以下干部到战士，每人每月发鞋袜费0.5 元(凡津贴费满4 元者不发);骡子每匹每天发马干费0.25 元，驴子发0.2 元，战马发0.3 元(只限晋东南部队，其他地区的部队应按驻地粮价斟酌增减);因公出差人员，每人每天发伙食费0 . 3 元。为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提高执行标准制度的自觉性，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长叶季壮专门撰写了题为《关于八路军的供给工作与供给制度》的文章，发表在同年第11 期八《路军军政杂志》 上。
        在供给标准上，尽管八路军总部先后做过一些规定，但由于各个根据地之间政治环境、地理位置、经济条件、人日密度、生产发展状况等各不相同，供给标准和部队生活水平也就有高低之分，加上战争与灾情的影响，差异更为明显。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部队的供给条件就比较好些。而晋绥部队地处高寒山区，地痔民贫，部队供给就较差。表现在服装供给上，晋察冀、晋冀豫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 至2 年发l 套棉衣;晋绥部队每人每年只发l 套单衣，棉衣则要2 至3 年才发1 套。在给养供给七，各地部队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大不一样。对于供给生产，同年6 月将总部第6 科(军事工业科)扩编为军工部，划归后勤部领导，部长刘鹏(后为刘鼎)从此，八路军的后勤系统日臻统一完善，结束了供、卫等业务部门直接归总部领导的历史阶段。我在后勤部先后担任过供给部副部长、政委，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务
        1940 年是八路军后勤工作前进幅度较大，各项标准制度进一步完善的一年。这年2 月军委总供给部颁发了《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 。4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省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和统筹统支、反对浪费的要求，在财政经济建设上，初步确定了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在财政开支上，提出了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要求做到量人为出，反对在敌占区抓一把，并规定了军二政一的开支比例。7 月下旬，左副参谋长把杨立三和我叫去，提出为加强后方建设，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要召开一次后勤工作会议，要我们抓紧准备。在经过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之后，八路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于12 月22 日至27 日在山西省辽县桐峪镇召开。彭副总司令致开幕词，杨立三部长作后勤工作报告，我与钱信忠分别就供给和卫生工作作补充发言，左副参谋长作会议总结。参加会议的有总部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及129 师旅以上军政领导和供给、卫生处长。彭总在开幕词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后指出：“1941 年将是抗战中空前困难的一年。敌人对我们的‘扫荡’和各方面的摧毁，在1941 年中会较以前任何一年剧烈、频繁、残酷。”“后勤工作者也许会首先感到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我们不粉饰和掩盖困难，我们是要深刻认识和研究困难，准备力量去克服困难。… … 在我们团结努力下，这些困难是一定可以克服的。”彭总还明确指出：司令部最近提出了一个4 个月的整军计划，并指出建军的三大任务：“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后方勤务建设。我们在这里虽然认为政治建设是主要的，但后勤工作既成为建军工作中三人任务之一，同志们也可以看出后勤工作在建军中的地位的重要。我们认为这三大任务是不可分离的，同时是缺一不可的，忽视后方勤务工作是不对的。”井且强调：“军队大了，必须走向正规化，必须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否则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在正规军作战中，前后方是同样重要的。”彭总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认清了形势，明确了后勤工作在建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加重视和热爱后勤工作。在彭总讲话精神指导下，会议深人研究了抗战中后勤工作的任务、特点，系统总结了杭战以来后勤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间题，研究制订了各种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以及加强生产、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措施。会议特别强调了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会后不久，在彭总亲自提议下，八路军总部成立了有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供给部长参加的审计委员会，部队团以上供给机关也都成立了审计机构。同时，各级还组建了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生产工作。
        这次会议是全面研究后勤工作建设，使八路军后勤工作逐步走向正规的一次历史胜会议，对整个八路军后勤工作的指导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艰苦阶段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