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一二O 师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三)
坚持反顽斗争,大力支援新军
120师在晋西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立和发展根据地所以取得成功,是与师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协同山西党组织,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大力支援新军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晋西北根据地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紧密结合的产物。
统一战线在山西的特殊形式,主要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军同阎锡山及其旧军的又团结、又斗争上面。对于其抗日的一面,积极支持,而对于其妥协、投降,反动的一面,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邓小平、左权、杨尚昆、彭真等同志,都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具体到山西和晋西北,薄一波、续范亭等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36 年10 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便组成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在阎锡山允许的合法斗争中,积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进步力量。在接办和改组牺盟会的基础上,陆续成立了各种训练班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积极培养与训练进步青年,为组建抗日武装进行准备工作。抚战一开始,阎锡山的晋绥军,有的吃败仗,溃不成军,有的闻风而逃,丧失了战斗力。雁北及绥远大部地区沦于敌手。阎锡山在惊魂未定,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同意组建新军,并委托薄一波负贵这一工作。于是从1 93 7年8 月1 日起,先后在山西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 、2 、3 、4 纵队和“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伙即工卫旅)。其中决死队第4 纵队和工卫旅长期活动在晋西北地区。
与此同时,1937年初,著名爱国将领,原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1 军中将总参议续范亭,接受周恩来、南汉哀同志的建议,以杨虎城将军代表的身份问到山西,去做阎锡山的工作,推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了战动总会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于9 月在太原成立了战动总会,由续范亨任主任委员,我党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哀等参加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
太原沦陷前夕,战动总会辗转到达晋西北的中心奇岚,密切配合120 师和牺盟会的部分武装,共同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续范亭和在战动总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在120 师的帮助与支持下,在晋西北、晋中以及绥远、察南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短短1 年时间里,便组建了10 余个抗日游击支队,共l 万余人。后改编为暂编第l 师,由续范亭任师长,一直活动在晋西北地区。
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决死队和暂编l 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在山西的产物,它们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领导,称为“山西新军”,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指挥的。到l 939 年夏天,整个新军发展到5 万多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杭日武装。120 师同晋西北区党委、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合作得是很好的,根据地建设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战动总会这个统战组织去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实际上起着政权的作用。在山西新军开展游击战争,组建游击队的过程中,得到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八路军曾派一批军事千部到决死队工作。八路军总部和120 师曾向战动总会人民武装部派去红军时期的干部l50多名。他们同当地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知识青年结合,成为这些游击队的骨干,为学习与继承八路军的建军路线和优良传统,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对于革命武装的迅速发展壮大,阎锡山非常畏俱,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限制和破坏。因而共产党和八路军同他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1939年3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的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目的是为了消灭山西的进步势力,以实现其对日军妥协投降的预谋。他提出一个把山西新军统一于旧军的“统一方案”,要取消新军番号,全部按照旧军体制改编;取消新军的政委制,直接由阎锡山指挥;同时还提出取消战动总会和控制农救会等各种群众组织。薄一波、续范亭等对阎锡山的妥协投降谬论和倒退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
1939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命令当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抗日军队。为此,阎锡山企图乘机掌握晋西南与晋西北两区,充当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l 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他一面派人与日军试行所谓“和平谈判”,一面委任国民党军第1 军军长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并于29 日部署驻在晋西南的6 个军,堆备向决死第2 纵队及我115 师晋西支队发动军事进攻。他对晋西北则一面指示赵承缓假意同我谈判,以为缓兵之计,一面命令赵承缓骑兵第1 军与郭载阳的33 军适时集结于兴县、临县地区,依城筑阵,屯积粮弹,监视晋西北新军及我八路军的动态,待解决决死第2 纵队后,乘第均军、引军由晋西南越离(石)军(渡)公路北进时,再合力消灭晋西北新军。
阎锡山的阴谋计划部署完毕后,于12 月3 日,首先在永和地区解决了决死第2 纵队l 弱旅旅部,并先后杀害曝县、清县、石楼、永和、洪洞、赵城等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我晋西支队阻县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数十人,制造了“十二月事变”。
山西旧军对新军的武装进攻,表明了山西顽固派对抗日的叛变。
面对这场严重的斗争,中央指示我们八路军在新旧军的武装冲突中以调解的方式出现,并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如果旧军敢于公开向我军进攻时,则联合新军予以消灭。总之,我党我军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对顽固派的坚决斗争,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的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根据党中央的上述方针,晋西北各县广泛召开了反妥协投降的群众大会,揭露了顽固派投敌叛国,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各地群众纷纷要求阎锡山、赵承绶严惩制造磨擦分裂和叛国投敌的分子,给顽固派以极大威胁。
晋西北区党委为了防止叛军对决死第4 纵队的进攻,将该纵队调到岚县地区,靠近120 师彭358 旅旅部,进行清理内部,加紧巩固部队,井布置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工作。在军事上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消灭叛军的方针,由新军各部、及八路军代表组成最高指挥部,续范庭、雷任民全别担任军政总指挥。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l 次反共高潮,党中央、毛主席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原则立场出发,积极地从多方面进行工作。当时我率359 旅驻防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地区,担任何防任务。为配合晋西北的斗争,毛主席把我叫到延安,当面交代我去做邓宝珊的工作,从而促成高双成、傅作义等国民党地方势力在“十二月事变”中保持中立。即使对顽固派,我们仍然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当晋西北的武装冲突迫在眉睫时,比月23 日,毛主席来电指示,阎锡山己令赵承绶向决死第4 纵队进攻,晋西北的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但是,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当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
晋西北区党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抓紧赵承绶发动公开进攻之前的机会,一方面加紧调整军事部署,决定控制兴县,切断保德与临县叛军的联络,另一方面,则推动新军加强与赵承绶的联络工作,并于12 月25 、幼日,在兴县召开了统一战线座谈会。续范亨和彭358 旅政治部主任刘惠农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时,决死第2 纵队与1 15 师的晋酉支队,在晋西南已与叛军苦战兼旬,击溃其两个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弹药奇缺,而且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经中央同意后,决定向晋西北转移,以保存军事力量,配合晋西北新军给叛军以更大的打击,然后再收复晋西南。
12 月底,中央军委电令彭绍辉、罗贵波同志率领所属部队,接应决死第2 纵队与晋西支队继续北上;同时,命令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120 师主力由恒山地区星夜赶回晋西北,以便集中力量反击叛军的进攻。晋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将所有部队分编为左右两纵队,对如何接应决死第2 纵队和晋西支队北上,如何保障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如何消灭叛军与警戒日军等,作了具体部署,并决定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
l940年1月上中旬,我八路军和新军对叛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战。军委滕代远参谋长也到达指挥部,组织了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晋西北我军和决死第2 纵队。晋西支队作战和处理军事行政间题。
1月10日,我指挥部乘晋西南叛军尚未北上的时机,决心集中兵力,消灭叛军赵承绶、郭载阳两军于临县地区。经我晋西北各部、决死2 纵队、晋西支队和717 团的连续打击,使临县地区的叛军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陷于恐慌混乱之中。赵承绶为了保存实力再图反扑,遂于1 月13 日夜弃城逃窜,其主力越过离军公路向晋西南逃去。
1940年l月底,贺龙、关向应同志率师主力5 个团,由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统一指挥晋西北的八路军及新军。2 月初,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集结师主力、晋西支队、决死2 、4 纵队共14 个团的兵力,堆备在阎锡山发动新的进攻时,相机反攻晋西南。同时派彭358旅主力以新军的名义及暂编1 师的36 团,肃清盘据在河曲、保德、奇岚等地的叛军。叛军被我打击后全部逃过黄河以西。至此,晋西北地区的顽固派势力全部被我肃清。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进一步向山西扩张,阎锡山既对蒋介石顾虑重重,又白知武装解决新军已非力所能及,不得不接受我党主张,继续谈判,于4 月初正式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旧军活动的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及新军活动的区域。从此,晋西北地区就成为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加强全面建设,将晋西北化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初,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师主力回到晋西北后,大大地加强了抗日进步力量。同时也引起了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更加重视,加紧堆备大举进攻。而我根据地内部,由于阎锡山的长期盘剥与日军的烧杀抢掠,社会秩序混乱,军政经费和吃穿都非常困难。因此,加紧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
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米电指示,要求晋酉北迅速完成政权改造,建立真正的抚日民主政权,并颁布具体的施政纲领,制定全区的财政经济计划。积极帮助新军巩固内部和提高战斗力。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间题,指示着重指出:牺盟会、新军与新政权,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尊重阎锡山的领导,拥护其进步的纲领、口号与命令,以利于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部,避免其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团结一切扰日力量,建立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先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关向应、甘酒淇、周士第、王震、肖克、林枫、赵林、张宗逊、李井泉、陈士集、彭绍辉、罗贵波为委员,贺龙、关向应同志为正副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晋西北与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组成晋西区党委,以林枫、赵林为正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与绥远地区党的工作。为了统一晋西北新军的领导,成立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以续范亨为司令员,罗贵波为政治委员。同时确定,新军在作战时受120 师统一指挥。随即又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以贺龙、关向应、甘洒淇、林枫、续范亭、牛荫冠、罗贵波7 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委员。
2月l日,由栖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主持,在兴县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并决定正式成立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作为新政权的领导机关,推举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牛萌冠为副主任。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及部分区村政权,早在“十二月事变”中已被进步势力所掌握,随着行署的成立,各级政权在组织上工作上迅速建立与健全起来。
新政权成立之后,立即着手进行财政经济的恢复工作,确定“开源节流,自方更生”的财经工作方针,颁发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减租减息、公粮政策等进步法令。为保障我军的给养供应和迫切的战备需要,实行了钱、粮、鞋、兵的四大动员。我们之20 师抽调300 余名千部,组成了l0个工作团,分赴各地参加根据地建设和扩兵工作。四大动员是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进行的,一般是动员地主老财出钱、出粮、出鞋,基本群众参军参战。由于四大动员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大部地区,迅速形成了献金、献粮、献鞋和参军的群众热潮,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为地方武装的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晋西区党委于3 月9日发出了《 地方武装的两个月整军计划》 ,10 月又发出《关子群众武装工作的指示》 。各地在我师派出的地方工作团的协助下,根据一面整顿一面大量发展的方针,积极整顿了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至6 月止,游击队共扩大到3200 余人,枪1000 余支。每个专区编1 个独立营,共编为5 个独立营,辖32 个连。在各县,区的中心区和有党的基础的地区,建立模范自卫队,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除建立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外,并建立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游击小组。同时,整顿自卫队员7600 余人。行署并颁布了自卫队组织条例。
晋西区党委根据党中央3 月6 日《 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 及毛主席3 月11 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千部会议上所作的《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精神,于5 月中召开了扩大千部会议,检查与总结了反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成绩,检查纠正了某些.左”的倾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扩大。
2月10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 ,要求晋西北心将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之间的地区,化为巩固的根据地,以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确定了晋西北我军的任务是:开展文水、交城、孝义、太原、阳曲、平遥的游击战争,与晋东南相呼应,发展绥远的游击战争,并加强地方工作,以切实掌握绥远。
2月26日,在临县窑头村召开了120 师和新军旅以上千部会议。会上根据晋西北的战略任务,对军事工作作了统一部署。
3月10日至19日,师召开了参谋会议,总结了1939 年的整军经验,制定了1940 年的整军计划。120 师经过四大动员及各部开展的扩军运动,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升级,共补充主力部队1 . 2 万余名新战士。经补充后,120 师驻晋绥部队共达3 .洲万余人。
4月,师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全师的政治工作经验,决定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并颁发了《政治工作条例》。
新军的整顿工作,3 月份即开始进行,以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保证党对新军的领导,提高政治质量与战斗力,整顿组织与建立制度为中心,达到巩固新军的目的。为加强对新军整军工作的领导,八路军政治部考察团以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帮助新军整训,共派出5 个工作队,分赴新军决死第2 、第遭纵队、工卫旅、暂编卫师、总指挥部的特务团等部,具体帮助工作。经过整编,晋西北新军共编为7 个大团和4 个小团,大团辖3 个营,每营辖3 个连,小团直辖5 个连。作战连队由40 至动人增加到的人左右。以连为单位统一调整了武器,每连均有轻机枪五六挺。总计晋西北新军共有12092人,长短枪5 500 余支,轻机枪215 挺,重机枪14 挺,迫击炮6 门。
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项建役工作都取得了明界的成绩,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20师部队在整训期间,为了打退日军和顽军的进攻,还执行了频繁的作战任务。自2 月下旬至3 月下旬,我师部队共与日军进行了大小战斗53 次,打退了敌人的袭扰与进攻。4 月中旬以后,晋西支队开赴山东,归还115 师建制。我师留在冀中的第2 、3 、4 、5 支队也陆续返回晋西北,4 支队随之开赴绥德,归还359旅建制。独2 旅714 团也返回晋西北。
经一系列战役堆备之后,日军于1940年6 月,以2 万余兵力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企图寻求我军主力作战,一举摧毁我晋西北根据地。这次反“扫荡”战役,自6 月8 日起至7 月6 日止,我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251 次,毙伤敌4500 余人,俘日军11 人,伪军妇人,缴获各种枪支700 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军主力的企图。
1940 年秋,我们120 师和晋西北各抗日武装,还根据总部的指示,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总计战役前两个阶段,我120 师和新军以及地方武装,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200 余次,共消灭日伪军2500 余名,破铁路40 余公里,公路270 余公里,缴炮3 门,长短枪100 余支及其它军用品一部。“百团大战”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成立一个领导全区武装力量的军事领导机关,以便使武装建设、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晋西北军区,并于1940 年11 月7 日,在兴县李家湾举行了晋西北军区成立典礼大会。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由120 师领导机关兼晋西北军区的领导机关,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甘泅淇为政治部主任。又依据行政区划、地理条件与作战需要划分为6 个军分区。由各旅或纵队之领导机关兼军分区领导机关。晋西北军区所辖范围,北起大青山,南起汾离公路,东至同蒲路,西至黄河。总面积约13 万平方公里,人口250 余万。普西北军区的成立,对加张这个地区人民武装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在晋西北军区成立前的10 月间,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根据地来往人员、物资、经费的护送任务,根据军委指示,成立了晋酉北交通司令部,并由3 鸦旅和决死第2 纵队各组织了相当于1 个营的兵力的交通大队,担负护送任务。从1940年冬至1942 年,我们120 师部队和新军各部队,在中央和军委的关怀下,在晋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同晋西北人民一起,度过了极端困难时期。日军的连续“扫荡”和残酷的“三光”政策之下,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1941年春,日军又开始了对我根据地实行“治安强化”运动、“蚕食”政策和“扫荡”三者相结合的进攻,特别是“蚕食”政策对我危害最大,曾使我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人口大大减少,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个极端困难的阶段中,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坚决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政策和指示,大力加强反“蚕食”斗争,逐步改变了军事上的不利形势;认真地执行了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发展生产等一系列的重要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了提高与加强,物质方面也得到了改善,从而能使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最后把敌人挤出了根据地:
为了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党中央于1942 年9 月l 日发出了《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以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觉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为此,于10 月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以关向应、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洒淇、王达成、龚逢春、赵林、吴亮平等9 同志为分局委员,关向应同志为书记,林枫同志为副书记。分局代表中央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取消原来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晋西区党委。同时将晋西北军区改为晋绥军区,统一领导上述地区的军事工作。至此,晋绥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统一领导下,晋绥根据地开始了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1986年7月24日定稿)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