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反共高潮的决胜一仗
        蒋介石没料到中共敢于强硬对抗，没料到国内外强烈反对，没料到日本在河南大举进攻。蒋介石由胜利冲昏头脑跌入进退维谷。毛泽东、周恩来一致估计，蒋介石非找个妥协办法不可了，是他让步的时候了。
        第二届参政会即将开幕。蒋介石企图利用这次会，装扮成全国团结一致，掩盖他剿共造成的裂痕。因此，他迫切需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为他捧场。
        中共决定坚决抵制这次参政会，以揭破蒋的骗局。在开会前半个月周恩来就向小党派说明：蒋介石1月取消新四军的谈话，是表示破裂的开始，我党提出十二条是企图挽救的行动，以期恢复团结抗战，但蒋对此置之不理，因此，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这次会。沈钧儒建议中共可把实行十二条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条件。这一着很高明，中央采纳了。2月15日周恩来将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的公函送给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余人。国民党当局严禁发表的十二条，从此在参政会部分人员中公开发表了。公函送到参政会，被退回，周叫再送去。
        国民党当局见了公函，像着了火一样，立即派张冲来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收回，缓两天容他从中奔走。周严词批驳1月17日的命令，指出这是国民党表示破裂的开始，中共提十二条是企图挽救的行动，但送蒋后一直不置理，除请参政会实行十二条外，无其他办法，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愿与中共谈十二条，参政会可缓谈，但没有满意结果前，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
张冲苦苦哀求周收回公函，以便蒋能见周。周回答此时见蒋没意义，也不会有结果。张说十二条有两点当局决不能接受，一是取消1月17日命令，一是取消一党专政，坚持这两点，必致蒋翻脸。周说蒋已经半翻脸，捕、杀、讨、扣，我们都准备着了。周恩来说，自叶剑英2月2日回延安十多天内，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事件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如国民党没破裂决心，应迅速制止这些严重事件，否则一切都是欺骗之词，我们不能置信。
        蒋吓、诱不成，又施一计，由张冲提出三点办法：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开黄河以北，游击队可留华中，还中共一军，补新四军缺；二、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三、关于制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以后总解决。显然这是维护“皓电”和1月17日命令不变，只以缓期调动和补一军编在十八集团军内来诱骗，对进攻、压迫不加制止，推到以后再说，交换条件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只要混过这一关，他的这些许诺不见明文，毫无保证，只是一句空话，随时可以不认账。这本是他的惯伎。
        周恩来分析，蒋的“目的在找我们捧场，居里在此（重庆）未走，我早面告居里，我们决不出席。英美派很着急，亲日派仍在压，我以为只有决不撤回公函，坚决拒绝出席，才可揭破流氓骗局（骗内骗外）。”
        中央坚持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办法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坚决不出席。
        各小党派得知除非国民党当局实行十二条，中共参政员决不出席，也提出两点建议：一、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二、成立党派委员会，讨论党派关系问题。这既配合了中共的斗争，同时也有利于争取自己参政的机会和提高政治地位。
        蒋介石为孤立中共、拉拢小党派，假意允许成立党派委员会，以各小党派劝中共出席参政会为交换条件。中间人士有的对蒋的许诺存疑；有的期望用劝中共参政员出席换取成立党派委员会；有的指望能选入参政会主席团。一时说客联袂造访曾家岩。他们不同程度地表示，只要中共出席参政会，蒋介石若再失信哄骗，大家愿与中共共进退。有人担忧中共若不出席，党派会开不成，分裂必至。周恩来提醒他们，“不要上当，莫被各个击破”。
        参政会的文章做绝了。但为了打破僵局，进一步揭破蒋的骗局，争取中间人士，关键时刻中央同意以周恩来或董必武名义向张冲口头表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仍保持原来的十二条。新十二条只是临时变通办法，先解决一部分问题。新十二条保留原十二条的基本内容，只是对蒋介石最忌讳的两点（收回成命和取消一党专政）改变个提法。一、不直接提重建新四军而写成“新集团军”。八路军辖四个军，新集团军辖两个军，共六个军。二、防地不变，维持现状（针对“皓电”）。三、承认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合法，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四、党派委员会应明确是独立组织，不属于政府或参政会，任务是讨论党派之间的问题，当然应包含当前的紧张关系。人数要扩大，由各党派自行选定。委员会以国民党为正，共产党为副。对这十二条确有结果和保证，中共就可出席会议。
        新十二条向小党派表明，中共对国民党当局已仁至义尽，提出要明确党派委员会性质任务，逼国民党讲出党派委员会是参政会下属的一个组织，蒋的意见不能改变。小党派的幻想破灭了。
        新十二条送出后，中央书记处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力量，逼我屈服，斗争空前尖锐，毛泽东接二连三电周恩来：“请作准备”，坚决顶住，决不能出席。“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蒋）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蒋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只要熬过这一关，就有好转可能。”
        “我（党）不出席，他也无可奈何。（1）皖南事变他错了，我以不出席示抗议，并未错；（2）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他不答应，其曲在彼；（3）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4）国际形势已到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5）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由于蒋欺骗拉拢小党派，一些人已转到蒋方面，他们的话不可听信。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的空气。但这是一时的，过一时就会起变化。
        参政会通过拥蒋反共提案后，毛泽东指出这是对我抵制参政会的报复，“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但又说决无再剿共。周恩来判断是防御性的，剿共事也不至发展。实为退兵一战。参政会闭幕，《新华日报》对反共提案和蒋演说一字未登，次日报纸副刊登载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文献七种，不送检查，准备他来停刊。前后两个十二条和皖南事变国民党军事进攻、政治压迫事实几十条都公之于众了，真相大白，人心向我。
        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半小时，目的是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我们顾全大局暂时休战。
        小党派一无所获，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共是正确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不斗争就不能生存、发展。他们酝酿组织起来，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加强联系。
        参政会打退反共高潮决胜这一仗，斗争空前激烈，复杂多变。焦点是蒋要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为他捧场，中共拒绝出席。实质是坚持1月17日反动命令与取消反动命令的尖锐对立。从2月15日中共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名义致函参政会抄录“十二条”，要求参政会讨论，到3月8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复电参政会，辩明政府对中共几视同仇敌，中共于情、于理、于势都不能出席，二十来天往返公函多达七件，退回再送，说客盈门，应接不暇，驳谬论，揭骗局，舌战笔战，十分紧张。这场严重的政治大较量好似拔河，一端是国民党当局尽所能发动的各方面力量，包括一些受骗上当的中间人士，另一端最前面是周、董、邓，他们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把脚牢牢抵在大地上。大地母亲——中央和人民给予了无穷力量，使我们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
        第二次反共高潮由酝酿到开端（皓电，齐电），发展到顶峰（1月17日反动命令）到参政会收兵，历时将近半年。我们以“佳电”对“皓电”，以十二条对1月17日反动命令，以新十二条打退他的进攻，挽救了不绝如缕的团结抗战局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大最久的一次反共高潮。中共英勇地、胜利地打退这次反共高潮，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次胜利，改变了顽固派与我党的政治关系和地位，由上下关系变成了党派平等关系；改变了国际对中共的看法，推动他们进一步提高认识并组织起来；教育了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使他们更好地靠拢和团结在党的周围，对1944年以后民主运动来潮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战场都有影响。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党内更加团结，中央的威望也更加提高。这确是一段难得的精彩的历史经验。

对周恩来领导思想和艺术的点滴体会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由于党中央领导正确，其中包括周恩来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他及时向中央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提出了正确的时局分析和对策；他将国统区党组织转入地下，组织了干部和进步朋友的有序撤退；他在重庆指挥了政治大反攻；他争取中间、团结群众，形成国统区反内战的巨大力量。他在毛泽东策略思想发展中作出了贡献。
        回顾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段难得的历史，对周恩来的领导思想、领导艺术，有几点粗浅体会。
        一、周恩来灵活运用和发展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原则
        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二次高潮在酝酿中，党内对时局有种种不正确估计，一是认为四一二事变到了，国共已经完全破裂，或者很快就要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改变了；二是对国民党当局的严重投降倾向和挑起内战的危险缺乏警惕，不懂得斗争的重要性。对这些错误意见如不加以说明和克服，是非常危险的。为此，毛泽东从1940年春至1941年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中共三个革命时期、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透彻、鲜明地阐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原则，既批评了“左”的，也批评了右的错误观点。
        周恩来1939年、1940年曾两次向中央系统汇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和主要论点。他对毛泽东的科学概括是完全同意的，理解是深透的。周恩来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加以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点，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同盟军，是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集中对付日本侵略者，区别对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当时便是把日本及其同盟国家德、意，同英、美区别对待。英美要中国牵制日本南下，因此助蒋抗日。周恩来巧妙利用英美同日的矛盾，遏制蒋介石内战降日。他广泛开展包括官方和民间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托左派朋友为中共坚持抗日造舆论，影响和推动英美政府和人民。他自己成功地做英大使和美总统特使的工作，使他们推动政府对蒋介石施压。这是有效的一着。
        （二）最大限度地争取抗日同盟军，不放过一个可能争取的对象，发展进步势力，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争取中间势力，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尤其有重要意义；孤立反共顽固派，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们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时间越长越好，以免我们两面作战。这三者都是相互联系的，关键是党的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这是决定抗战成败的。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是怎样灵活运用这些策略原则的呢？
        首先，对反共顽固派的革命两面政策。
        周恩来有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熟知反共顽固派蒋介石的抗日反共两重性，又打又拉两面政策，压、吓、哄三种伎俩。蒋在抗战前是对共进剿，对日退让的，后来由于国内国外大势所迫才联共抗日，但他灭共之心不死，有机会就要尽可能敲掉中共军力，华北受挫，又搞华中。周恩来为抗日大局，力争推迟国共破裂时间，越晚越好。同时，对蒋抱有高度警惕性，不怕压，不上当。反共高潮开始时，他就估计到蒋进攻计划不会改变，在实力悬殊下，我江南退一步，以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同情，在政治上有理取得主动，周恩来对蒋的缓撤手令、顾祝同设定的北撤路线、蒋决不留难的许诺，一概不信。当12月据确息“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似有转机时，周恩来却看到局部讨伐的战机，立即为下一步反击作准备。他12月下旬三次向中央报警。当蒋介石异乎寻常地“灌米汤”，周立即敏感到其中有诈，立即向中央报警。斗争要知己知彼，周恩来可说是把蒋介石吃透了。
        1月17日反动命令下达时，国共关系真是到了破裂边缘。国内国外将如何反应，尚难预料，周却毅然决然留下来，冒全体牺牲的危险，去争取好转的最后可能。终于在各方配合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退蒋的进攻，使其被迫处于防御地位。在革命两面政策中又添了两手准备（在作最坏准备时，不放弃争取好的可能）这样一条经验，这应说是周恩来大勇大智的结晶。毛泽东把这条写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在参政会的斗争中，中共同顽固派争夺小党派。开始小党派同情中共，后来被蒋拉过去，参政会已经开幕，似乎无可挽回了，但周还是再拉一把，终于使小党派明白过来，参政会后又转向我们。在反复争夺领导权中，周显示了非常的耐心和韧性。
        参政会通过了反共决议，蒋介石发表了反共演说，但他还是说了以后决无军事剿共。周恩来判断蒋是防御性的，中央可以不理睬，暂时休战。后来蒋介石找周谈话，形势就缓和下来了。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以佳电对皓电，接着以十二条对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最后打出暂行办法十二条，抵制参政会。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斗争胜利。
其次，争取中间势力。
        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进行革命斗争，争取中间势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抗日不抗日为准，对各阶级、阶层区别对待，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把完全降日的亲日派（叛国的和潜伏在抗日阵营中的）和尚能抗日的亲英美派加以区别；把其中中央当权的与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和投日的大地主加以区别，通过如此具体精密的区分和积极细致的工作，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指明共七种），程度不同地利用这些势力和发挥它们的作用，就能为进步势力的活动和壮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
        周恩来对争取中间势力认识较早。抗战初武汉时期着重做国民党工作，迁到重庆就加强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不但包括毛泽东文章中指出的七种人，而且积极开展海外华侨统战工作和国际反法西斯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忽视，南方局是非常重视的，在新闻、教育、出版、科技、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各界，从知识青年到文化界名流，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他们通过社会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下乡做农民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争取中间派必须尊重他们的利益。在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各项政策兼顾各方（劳资、地主、农民等）利益。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和中间派都处于无权地位。因此，周恩来除了宣传根据地政策外，还要宣传和带领他们去向国民党要民主，争政治地位；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争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新闻、出版等检查，争取言论、出版、演剧等自由，使知识分子靠拢我们。
        周恩来在非党朋友交往中，十分注意态度谦诚，并且把它写入统战工作手册第二条。统战是我党真实的阶级政策，在抗日大目标下，联合各阶级、阶层，使各得其所，不是为一党私利拉拢利用别人。周恩来说，做非党人士工作，只能以理服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中间派不经过多次反复的经验，不能认识对国民党斗争的必要。“皓电”时，他们劝我们退让。“佳电”后，同情中央。1月17日反动命令后，他们认识了所谓统一军令，实际是消灭异己，必然导致抗战熄火。但参政会时，他们受拉拢欺骗，又来劝我们出席。中间派特点就是不同程度的动摇性、妥协性。周恩来深知这点，总是以极大耐心和韧性反复争取，不断争取。
最重要的是发展进步力量。
        毛泽东指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
        在国统区，国民党一党专政，怎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呢？
        周恩来总结过去地下党和抗战初期半公开党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建设坚强、战斗、真正彻底的地下党、群众的党的七个条件。他指出：
        ——这是真正彻底的地下党。地区划小（一省分几特委），机关缩小，上下级联系减少，平行支部不打通，党员单线联系或一段时间切断联系。敌人难找到我党，找到也绝少牵连。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这是群众的党。群众聚集的单位或机关都有组织或个人联系。
        ——这是坚强的党。经过审查，留在组织的党员忠诚精干，通过不断对他们进行党性教育，实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溶于群众而不暴露，又保持先进，能影响和推动群众。
        ——这是战斗的党。能打入当权的要害部门及合法组织，用“社会的方式进行活动（职业化、公开化、社会化）”。
        ——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信心，不怕犯错误，知错能改。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善于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党内工作和党外工作配合而不暴露。
        周恩来还利用《新华日报》的副刊《团结》、《青年生活》等指导地下党工作，干部能意会又不泄密。
        这些使党的精干隐蔽的方针更具体、更丰富。南方局可以说是贯彻“七条”的典范，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过程中，始终正确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出种种能体现方针的方法，表现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打开新局面的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自信心。如云南省工委认真贯彻这些原则，在险恶环境下，党的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后来推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再次说明它是必要的、正确的。
党的独立自主即组织上、政策上、思想上独立自主，力争抗日的领导权，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分裂、倒退，这是抗战胜败、国家兴衰的关键。
        贯穿周恩来实践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他1939年提出统一战线的守则，头一条便是坚定的立场，第六条是高度警惕性。他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是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办法切实可行，又有远见卓识，不是短视的实用主义者。他对辩证法运用自如，精密分析各种矛盾，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蒋介石抗日反共的两重性，革命的两面政策和反革命的两面政策，时局好转、坏转的两种可能，应付好转、坏转的两手准备，贯彻隐蔽方针的消极、积极做法，进攻与撤退、公开与秘密，坚持原则与不失原则的妥协的转变，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主次分明，避免片面性、简单化，也不调和折衷。他纯熟地掌握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际，正是周恩来胆略智慧的源泉。
        把周恩来有关统一战线的言论、实践和毛泽东有关文献对照研究，显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策略思想中包含了周恩来的重大贡献，毛泽东的科学概括则使策略理论更系统、全面、正确，代表了党的领导水平。
        二、周恩来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皖南事变前后，时局极其严峻，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相距遥远，但文电往返频繁，多的时候达到一日数电，就像对坐在延安窑洞里讨论、交换情报信息，分析时局，比较各种对策方案的得失利弊，反复磋商、推敲，慎重决策，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周恩来作为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分管国统区工作，一向以大局为重，极端负责。他以高超的情报工作，和通过统战朋友以及党组织特别是他自己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提供大量重要准确的情报，使中央能准确及时掌握国民党军向我进攻的动态，起了顽固派心脏里侦察兵的作用。周恩来向中央提供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建议，坚决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坐镇最前沿指挥政治大反攻，及时有效地弥补了对时局估计的某些难以避免的偏差。他的贡献可以说是大的，他的作用是很难有人能够替代的。
        周恩来是尊重集体领导、严守组织纪律的楷模。凡中央的指示，困难再大，他也要创造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执行，而且结合实际，更具体更完善。但又不是机械执行，如1月17日蒋乱命后撤退全部主要领导干部，事关重大，周按组织原则反复陈述自己意见，事后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中共党史看，中央领导犯“左”或右的大错误，党的损失是惨痛的。周恩来亲自经历了陈独秀、向忠发、王明等错误领导，对领袖的重要是深有体会的。他较早地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到陕北以后，全党认识并拥戴毛泽东为党中央的领袖，周恩来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他事事从党的事业的大局考虑，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热忱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助手的地位，不允许宣传自己，一生谦虚谨慎，毫无私心，努力促进中央核心的团结。这对于全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在毛泽东策略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集思广益，慎重决策。如他对“皓电”对策就听取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的意见，原来想发“炸弹宣言”，行“兵谏出师”，后改为两个比较方案，原方案外加上政治进攻、军事抵抗，后来采取周的建议，江南退一步，争取中间同情，最后毛再概括成缓和以争取同情，抵抗以保存自己，软给蒋以面子，硬给他以畏惧，针锋相对，双管齐下，才能破蒋之诡计，制何之投降，争取中间之向我。单一个软、单一个硬都不行，通过在反复实践中吸收各种意见，就更全面、更正确了。尤其是毛泽东草拟的佳电，完满地、精彩地体现了这个方针，那种高水平、大手笔，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在关键时刻十分坚决果断，如提出十二条办法，要蒋收回成命，承认错误，取消一党专政，表示我们不怕破裂，有信心收拾局面。明知蒋决不会接受，但唯有这样做才能使蒋由冲昏头脑到考虑中共的决心和力量。明知蒋尚未投降，却强调他内战是为了投降，事实上内战必导致抗战熄火。我们只有抓住民族矛盾，才能发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打破蒋把消灭新四军说成是什么统一军令、局部、内政、只涉及国共两党问题的欺人之谈。在参政会斗争最激烈时，小党派转向，毛泽东再三强调要顶住，坚决不出席，否则立场尽失，前功尽弃，这是绝对必要的。
        毛泽东也有过对时局估计的偏差，但能接受同志们意见，较快纠正。领袖也不可能千虑而无一失，重要的是民主集中制要健全，领导班子真正做到集体领导，彼此尊重，长短互补，一切按组织原则办，这是团结斗争的组织保证。反之，民主集中制削弱或遭到破坏，党和人民就会受损失。民主集中制太重要了。
        三、周恩来奇才睿智的基础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在复杂尖锐斗争中，在生死关头，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和才智。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的表现使我想起他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不是一般题词，是经过调查，反复思考，针对向雷锋学什么而发出的。题词高度评价和概括了雷锋精神。细细体会，这也正是周恩来精神，白求恩精神，一切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这种精神的根基就是彻底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共产主义者总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达到公而忘私的境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毅勇敢，达到奋不顾身的程度。这种精神不是天生的，是言行一致、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结果，是在群众中、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现在人们赞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说到底，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的魅力。
         高山安可仰，学习周恩来，要达到他的高度、纯度确实难。各人的天赋、才能、际遇、贡献也不可能相同。但无论雷锋、白求恩、周恩来都有一点相通，那便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有了这一条，便可以成为大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认真刻苦地学，学一点便会有一点收获。周恩来号召我们向雷锋学习的，不正是我们应当向周恩来学习的吗？
         （文中未注明的引文均出自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