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二战最后战场:绥芬河,我们和八路军有个约会
在天长山的腹地,考察队发现了一座已经仅存残墙的建筑遗迹与大多数日军在这里的要塞工事不同,这座建筑没有任何钢筋水泥,从遗存来看,这是一座用黄泥土坯打成的简陋房屋。
依稀可以看出四面的范围,这应该是一座长方形的房舍,已经没有了屋顶
这座房子是作什么用的呢?
根据位置判断,这里,应该是修建天长山要塞的中国劳工所住的房子。
这里的劳工有些特殊,确切地说,日本人也把他们叫做“特殊工人”
特殊工人的含义,便是在各个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军人。这些战俘被押送到包括绥芬河在内的伪满洲国各个国境筑垒地带,在日军的逼迫下修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
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在完工之后被日军杀害于要塞附近,成为万人坑中的白骨
但天长山这里,故事有一点不一样。在日军的档案中,记录了修建绥芬河各要塞的中国战俘劳工中,曾发生了一次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
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
日军为了防止劳工逃亡,除了对劳工实施极为严酷的管理之外,并在劳工的宿营地外拉设铁丝网,布置碉堡岗哨 图为要塞附近日军对劳工营地的警戒设施。
那么,这里的战俘在如此严格的看管之下,怎么可能发动起义呢?
如此,就让我们看一看日军记录中的这件事吧。
1943年7月,又一批中国“特种工人”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关押在东宁县高安村附近的碱厂沟河谷,在这里承担挖沙供给要塞施工的任务。看守他们的是隶属于关东军的满洲第五七零部队十余名日军,还有数名朝鲜监工和翻译。
这些战俘,均为在华北作战中被俘的八路军人员。他们的政治素养较高,不甘受日军奴役,在预感到未来悲惨结局之后暗中组织起来,决心起义反抗。日军在这批劳工中委任了两名队长,进行管理。他们分别是原冀中八路军第十团第三连连长陈恩和献县地方政府助理员王伸。两人在劳工中威望高,有战斗经验而且意志坚定,成为暴动的主要组织者。
在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后,他们选择了九月十一日这一天发动起义。选择这一天的原因是当天日军有一名高官到五七零部队视察,工事停工一天,这样暴动时战俘们可以有较好的体力。而且,为了欢迎这名高官,推测日军会调一些看守人员到部队本部去,留在碱厂沟的兵力会比较少。
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格,暴动如期发动。中国战俘们首先诱杀了位于营区前门的日军步哨,夺枪并打开通道,用暗藏的鹤嘴锄,棍棒等对日军营房发起攻击,俘获了包括警备司令若林一太郎在内全部猝不及防的日军。这时,日军在后门的步哨发现情况不妙,躲过了战俘的袭击并用电话报告本部关于战俘暴动的消息。面对赶来镇压的大量日军,战俘们一面用缴获的枪支顽强抵抗,一面向中苏边境方向撤退。日军出动了包括关东军570,777,396,108等部队,关东军宪兵大肚川分队,石门子分队和东宁分队,以及附近的日本居留民报国农场预备役人员等数百兵力,封锁边境对暴动劳工进行搜捕。混战中大部分战俘成功地突入苏联境内,只有少数人员因为跑错方向或在战斗中负伤而被日军俘获。这些再次被捕的战俘在经过残酷审讯后全部被杀害。
日军推测这些战俘的暴动是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策动云云。
或许由于此后政局风云变换,信息不畅,笔者未在此后中苏双方的交流文献中见到关于这批战俘的记载。对于日本关东军而言,这是一件满怀羞耻的事件,因此同样讳莫如深,和其它上百件中国劳工暴动的档案一样被深深地埋在了“机密”库藏之中。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人在吉林省档案馆发现了这批用麻袋装着的旧档案。这批既有水浸又有火焚痕迹的历史文件,竟然是伪满洲国崩溃时关东军所存档案的残件,十分珍贵。而这些档案,也正证明了八路军战俘们不屈的斗争。
档案证明,他们不但勇敢地夺取了日军的枪支,杀死卫兵司令,而且大多数成功地突出了日军的重围。
几十年后,我们找到了这些战俘们的最后下落。
他们,后来成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一部分,一部分在战斗中牺牲,也有一些,在胜利之后返回了故乡。
他们是中国的英雄,他们也是生命的英雄。
当年,这些中国人是怎样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奋起反抗的?他们后来的人生之路究竟如何?这次到绥芬河,我们约定了当年知情人的后代,也准备到八路军战俘们起义的地点去进行一次实地考察。
对他们的一切,我们充满了敬仰和好奇,这次考察,我们将对他们的考察列入了工作重点。
绥芬河,八路军和我们有个约会。
(时间:2017-06-02 来源: 网易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