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访谈者与音像文本整理：从叙述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

历史记忆呈现（历史叙述）的成果，是叙述文本（音像文本、音像资料、录音录像、语音资料、声像史料等）。叙述文本的形成，不仅受口述者从生理心理到社会环境诸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口述历史的另一个主体——访谈者主观参与的影响。从叙述文本制作到口述文本整理过程中，访谈者自觉地参与了叙述文本的整理、加工和修改，并在整理过程中增加了主观因素，从而使历史叙述文本与口述历史文本之间存在着一道厚重的帷幕。访谈者与口述者双重努力（合谋）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指最后形成以文字为主的口述历史文本），不仅与历史叙述文本（音像文本）有较大差异，而且与历史记忆有较远的距离。

在现代录音录像设备未发明之前，口头叙述的主要局限是“口说无凭”。因口述者的声音无法记录保存，故难以验证口述者是否说过或准确地说过什么，更难以保留确凿的证据以追究口述者的责任。不仅口述者在叙述后可以比较容易地否定自己说过的话，而且听过某人说过某话者也容易错解、杜撰、篡改当事人的话，从而使人不信任口头陈述，故需要“口说无凭，立据为证”，采取文字的方式呈现和保存历史记忆。自照相机、录音机、摄影机等音像录制设备发明并流行之后，口述声音的保存、整理和传播变得非常容易，“口说无凭”变成“口述有据”。口述者对历史记忆的语言叙述，通过录音录像的技术手段保存下来，形成音像文本，进而为整理转换成口述历史文本提供了基础。

为了保证口述者记忆呈现的真实性，访谈者在对口述者进行历史记忆唤醒、采集时，强调所谓客观的中立性。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作为口述访谈的主导者，访谈者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者的口述过程。约翰·托什指出：“假定口述证据都是代表过去经历的纯精华内容，那是天真的，因为在访问中，每一方都会受另一方的影响。正是历史学家选择了受访者并确定了他感兴趣的领域；即使他不问问题、仅仅是倾听，一个外人的存在也会影响受访者回忆和谈论过去的氛围。最终的结果既会受历史学家相对于受访者而言的社会地位影响，也会受他或她掌握的用来分析过去并能很好地与受访者交流的术语影响。”[15]

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完成的。主体的双重性是口述历史的显著特点。作为口述历史的双重主体，访谈者与口述者是缺一不可、无法互相替代的合作关系，但两者在口述历史各个环节中所起的作用有较大差异。口述者是历史记储存及其呈现的主体，因而也是口述历史的最重要主体。口述历史本质上口述者讲述的历史，是口述者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是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事实，而不完全是访谈者认知和撰写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访谈者主体。口述历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口述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度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也许仅仅是口述者零散的叙述片段。因此，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口述历史文本是经过访谈者与口述者双层主体选择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成果。

作为口述历史的主体之一，访谈者的作用并非可有可无。他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处于“导演”地位。他负责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具体问题设计、访谈问题的提问，辅助资料的查找，录音录音文本后的整理，及口述内容的取舍、诠释、口述文本的定稿等工作，在口述历史访谈中占有较大的主动性。访谈者是呈现历史剧情的导演，是音像文本的催生者和整理者，但绝不是口述历史记忆及叙述的主体，不是口述历史舞台上的中心演员。唐纳德·里奇说：“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16]访谈者仅仅是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助产者，而不是音像文本的生产者。

口述者叙述的是其记忆中的历史真实，访谈者对口述者进行口述访谈，旨在发掘、采集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力图完整准确地将其记忆中的历史真实叙述出来，并将其叙述的声音录音录像并加以整理。因此，访谈者在口述访谈过程中可以按采访提纲提问、插话，但更应是历史记忆的采集者，是口述者的协助者，而不是口述者历史记忆的评论者。他不能以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影响口述者，更不能将自己的历史认识强加给口述者，使口述者叙述的历史真实接近访谈者心中的历史真实，使口述历史变成口述者根据访谈者意志呈现的“口读”历史。

访谈者不仅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主动参与，对音像文本的形成起了推助作用，而且主导着从音像文本向口述文本的转换。如果说口述者在历史记忆及其呈现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访谈者在从音像文本向口述文本转化过程中则发挥着主要作用。从音像文本转为口述历史文本，是对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音像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这项复杂的整理工作（包括音像录音录像整理成文稿、纠正音像中的错讹、补充音像文本中的史实、核对引文、时间地点人物的考证、添加大小标题、撰写标题下的内容提要、编制各种索引、介绍口述背景等），主要由访谈者负责完成。

对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录音录像进行整理，可以使无序的语音资料条理化和有序化。访谈者整理音像文本资料的过程，是将语言呈现的历史记忆转换为文字记录文本的过程。其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是口述者历史记忆的文本呈现成果。这个过程是将语言转变为文字，并对转换后的文字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录音录像为载体的语音资料转换为文字为载体的文字稿本的过程，就是对口述者历史记忆再次进行理性化、条理化和有序化的过程。访谈者在整理过程中剔除了口述者主观的心理不稳定因素，经过了改造、整理的有意识选择和过滤后，口述文本比音像文本更具有条理性，进而减少了音像文本情绪化的不稳定性。但这也意味着因访谈者的主观筛选而失去许多原始音像信息，因为文字无法将录音录像中所有的信息都呈现出来。它既无法还原口述者的语气声调，也无法还原口述者表情情绪，更无法还原口述者在进行语言叙述时伴有的肢体语言（手势、眼神等）。音像资料中的这些内容会在语音转换成文字时丢失。同时，访谈者会根据文字通顺的基本语法规范，对口述者录音录像进行技术处理。带有个人和地域特色的方言俚语会被整理成普通话；口述者前后重复的内容会被访谈者调换到一处并有所删减；口述者所讲的许多“半截话”会被访谈者增补完整；口述者说错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也会被访谈者改正。访谈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内容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经过访谈者的加工整理，口述者叙述的音像文本转换为口述历史文本。访谈者不仅主动介入了这个转换过程，而且其中渗透了太多的主观因素。

访谈者的主动介入及以文献补充修改音像文本，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口述历史文本时可以随意改变口述者的音像文本。某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文本有“可读性”，在整理过程中采取了某些“灵活”笔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严重损害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有可能为迁就口述文本的“可读性”而牺牲音像文本及口述者历史记忆的真实性。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尊重音像文本的真实，是访谈者介入的最后底线。口述历史注重的是史学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在音像转换为文本过程中，访谈者固然起着主导作用，带有自己的主观选择，但口述者并非仅仅是冷眼旁观者，而是热心参与者。访谈者整理的口述历史文本，需要返还给口述者确认并进行再次访谈加以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口述者会对访谈者整理过的口述文本进行删改，然后形成新的口述文本。在口述文本整理过程中，不仅访谈者的主观选择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口述者再次将自己的主观选择参与其中。故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不仅是访谈者根据口述录音进行整理的结果，而且也加进了口述者的修改意见，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反复修改后的口述文本。口述者和访谈者都有机会有时间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口述文本进行筛选和过滤。面对着自己的录音将以文字形式发表时，口述者会隐去某些人名、改变原来的叙述，这既可能是对历史记忆所作的矫正和补充，使历史记忆更接近记忆中的真实；但也可能是因社会环境因素而作的曲解，有意遮蔽和虚构某些历史，使历史记忆远离历史记忆中的真实。有人叙述自己遇到的这种状况时说：“某人口述讲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她核实，结果被她大刀阔斧几乎全部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改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作出种种删改，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时间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实。”[17]因此，经过访谈者与口述者“合谋”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与音像文本之间便出现了较大差异；口述文本之真与音像文本之真同样有着一定的距离。这样，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经过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叙述文本整理等多道帷幕筛选和阻隔之后，究竟还有多少历史真实被遗留下来？经过多重筛选后的口述文本中究竟还包含有多少真实的历史记忆，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五、四层真实与三重帷幕：从探寻记忆之真到逼近历史之真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探寻求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所谓历史真实，是指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客观历史事件。口述历史是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追求客观的历史真实，其特点是以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为凭据再现历史真实。历史记忆是指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因此，历史记忆是呈现口述历史真实的一种主要方式，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取决于历史记忆的真实，而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方式的局限，则影响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从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到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中间经过历史记忆加工、历史叙述呈现、叙述文本整理及形成口述文本等多个复杂环节。每个环节都是一重帷幕，阻隔着历史记忆的穿透，从而使客观的历史真实大打折扣并有所变形。不仅客观的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阻隔和距离，而且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之间也有阻隔和距离；不仅口述者的历史叙述受到多种因素干扰，而且叙述文本整理也有访谈者的主观参与，从而使音像文本与口述文本之存在着较大阻隔。经过历史记忆加工、历史叙述呈现及口述文本整理三重阻隔后而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与历史记忆有较大的距离，与客观的历史真实距离更远。

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呈现历史真实，是一个问题；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语言叙述得以呈现，又是一个问题；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叙述文本多大程度上被整理成口述历史文本，更是一个问题。口述历史范畴中的“真实”，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历史之真（客观的历史真实）、记忆之真（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叙述之真（音像文本真实）、口述文本之真（根据音像整理的口述文本真实）。从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文本呈现的历史真实之间，即从历史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中间，经历了三重帷幕（三道程序、三个环节、三次筛选、三层间隔）的过滤和阻隔：一是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二是从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三是从叙述之真再到口述文本之真。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经过了记忆、叙述、整理三重帷幕的筛选和阻隔之后，还剩下多少历史的真实？历史记忆穿过主观叙述和主观整理的多重帷幕之后，还剩下多少接近历史真相的“真实”？经过三重帷幕的筛选和阻隔，客观的历史真实与口述文本真实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远的距离。

第一重帷幕是从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者将历史事实存储为历史记忆的过程。历史真实经过口述者的记忆存储、保持与回忆诸环节的过滤与筛选，形成了历史记忆；这中间因记忆特殊机能而使历史事实有所变形。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都存储为历史记忆，大脑中存储的历史记忆之真，与历史之真有较大的间隔和差距，历史记忆的真实已经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打了较大折扣。这种历史记忆不再是全部的历史真实，是选择后的部分历史真实；口述者呈现的所谓历史真实，实际上是经过记忆本身筛选和阻隔后的部分历史真实。

第二重帷幕是将存储的历史记忆，通过回忆的方式呈现出来，表现为历史叙述的过程。历史记忆的呈现是以语言文字为中介的，以语言表述出来的就是口述，以文字表述出来的就是文献。语言和文字整理着历史记忆，将存储于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受语言的制限和阻隔后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既非记忆的全部，也非记忆的准确呈现。记忆在呈现中既有数量的减少，更有内容的失真和变形。在历史记忆转变为历史叙述过程中，心理生理及社会因素的多重因素影响着历史记忆的呈现结果。

第三重帷幕是从叙述文本到形成口述历史文本的过程，是访谈者将音像文本转换为口述文本的过程。口述历史的双重主体特性，决定了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参与了口述历史工作。访谈者在整理过程中的主观取舍，实际上是对口述者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的检验、修订、补充和取舍。经过访谈者这道工序的筛选与阻隔，口述者叙述的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再次打了折扣。经过整理的口述文本与音像文本之间有距离；音像文本与历史记忆之间有距离；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也有距离。历史之真经过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口述文本整理三重帷幕的过滤和阻隔，在口述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是非常有限的。口述历史所得到的所谓历史真实，是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真实，是部分历史记忆的真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过高地估计口述历史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应该坦然承认口述历史存在着某种失真及“不可靠性”。

正因口述文本之真与历史之真之间有着较远的距离，中间有着多重阻隔，故口述历史应当关注历史之真如何冲破多重帷幕的阻隔而得到部分呈现。口述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挖掘、采集、保存、整理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在探寻记忆之真的过程中无限逼近历史之真。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之真和记忆之真，而不应过分纠缠于口述文本之真伪。口述历史不能呈现全部的历史真实，只能反映部分的历史真实，历史学家应该着力发掘记忆之真而减少记忆呈现的阻隔，无限逼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相或许是惟一的，但对它的记忆及其呈现出来的面相则是多样的。不同的口述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相同历史事件所呈现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中以不同的视角所呈现的历史记忆也是有差异的。马克思说：“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18]，对于相同事件有不同乃至矛盾的叙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口述者对历史之真的追寻，很像是瞎子摸象，自以为摸到了历史真相，但他所触摸到的仅仅是部分的真相，是其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离客观存在的历史之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口述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无限逼近历史真实而又无法完全得到历史真相的追逐历程。

口述历史研究者无须过度悲观，更不必由此根本否定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及其学术价值，因为作为历史记忆呈现方式的文献资料同样存在着“不可靠”的局限，而应当抱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态度，苦苦探寻记忆之真并无限逼近客观的历史真实。为了保证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必须着力探寻历史记忆的真实和历史叙述的真实。历史记忆受其内在机制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其真实性很难为口述者所左右，但历史叙述的真实则是口述者能够把握的。故口述历史的主要环节，应该放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研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多重因素，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将历史记忆真实、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为此，必须排除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的多种因素阻隔，使历史记忆能够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口述历史所要做的主要工作。

[作者简介] 左玉河，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口述史。

《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①] 引自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②]（（法）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等译：《历史与记忆·法语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目前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历史记忆与口述历史关系问题，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王明珂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刘小萌的《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陈献光的《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郭于华的《口述历史——有关记忆与忘却》（《读书》2003年第10期）、张荣明的《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王海晨的《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杨祥银的《记忆是可信的吗》（《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金光耀的《口述历史与城市记忆》（《文汇报》2011年10月13日）、陈墨的《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晋阳学刊》2013年第5期）等，本文是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思考。

[④]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⑤]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⑥] 引自彭卫等：《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⑦]（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⑧]（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⑨]（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⑩] “罗生门”及记忆失真现象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目前学界已经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本文暂不对此展开讨论，容后专文阐述。

[1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76页。

[12]（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

[13]王海晨：《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14]（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15]（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16]（美）唐纳德·里奇著 、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7]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