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抗日战争胜利以来，七十年过去了。当年从事抗战文艺宣传的人，很多已经逝世，健在者现已大多为90岁左右的垂暮老人。让他们留下口述，使这些珍贵记忆保存下来并流传于世，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是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2009年秋启动的项目，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确定了书名，并给予指导。作为抗战文艺工作者的后人，我们主动承担起这一项目的采编，挤出时间，花费自己不多的退休金（除研究会2000元启动金），在北京和其他各地开始了采访。
 
        采访之前，我们拟定了统一的采访提纲，还在做了比较充分案头工作的基础上写出针对某些个人的问题。受访的老人有的思维依然敏捷，快人快语；有的记忆衰退，费力搜寻着头脑中的记忆，很久才说一句话；有的则反复讲一两件事。这就需要采访者耐心地倾听，并及时提问引导。有的被访者谈得较长（如刘则先几乎谈了一天，有的分数次才谈完），有的谈得比较简短，故口述稿长短不一。很多老人在讲述中不时唱起当年的抗战歌曲，如孟波唱了他作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王昆唱了《我们的家乡》，吴淞唱了黄自作曲的《抗敌歌》。歌声虽多苍老、微弱，却令我们想象出他们年轻时意气风发投身抗战的身影；并让我们领略到抗战歌曲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认为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一再表示感谢；如口述时间长，有的还热情留采访者在家一同吃饭；采访完后，有的不顾年高，执意将采访者送到门口、电梯口，甚至车站。不少受访者是文艺界名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孟于、朱琳、严良堃、肖峰等在接受采访后，还主动介绍我们采访其他人，提供联络方式之余还亲自打电话或写条。至今，这些可敬可亲的受访者那衰老的躯体中跳动的火热的心依然使我们感到温暖。
 
        蒋祖慧、冼妮娜、王好立、田子渝、耿耿等抗战文艺战士的后人也向我们推荐了应该采访的人。在杭州，冼妮娜甚至亲自带李丹阳在一天间采访了三位住在医院的老人，直至晚上9点多。在上海，现任和曾任上海文化部门领导的刘建和肖炎为我们的采访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朋友谈志清、张亮为在上海的采访提供了很大方便。
 
        除了靠熟识的人介绍，我们也尽力通过书刊、网络等寻找有关线索；还特别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寻找身在台湾的、当年属于国民党的抗战文艺工作者，但未果。由于我们获得的信息有限，特别是得到有效联络方式的能力有限，很多抗日文艺宣传团体健在的老人无法找到；而已采访的人有的多集中于若干团体。对于采访工作上的局限性，我们深感遗憾。但愿以后能收集到各方面的口述，以弥补本书缺陷。
 
        一些学者和朋友，如刘建一、杜立、郭聿林、耿小平、侯俊智、周苓、曾念、李小燕、薛彬、罗珣、何颖、洪小夏等加入了采访者行列，分别在北京、上海、南京、盐城、广州、西安、杭州等地进行采访（个别人因故未完成）。尽管如此，我们采访的覆盖面仍然不够广。
 
        有时，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些老人，有的却因身体不好而无法接受采访，或因记忆严重衰退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口述。本来我们预定要去武汉采访莎莱，不久惊悉她的去世；曾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的王昆，仅谈了自己去西战团之前的经历，答应以后接着谈，却很快突然离世。我们深知这项口述工作启动过晚,鉴于很多老人已经故去，《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不能只收入这几年完成的口述，需要录入以前采访的或发表过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艺家的口述。
 
        在这方面，本书编者幸运地得到了不少人的大力支持。王雁、刘新芝、方西峰等分别根据自己以前采访的录音、笔记，及以口述而写成的文字重新整理出口述稿提供给本书；周敏、刘庆云、陈勇等发来了他们以前采访、整理的电子版口述稿，其中有的来稿比已发表的删节稿更全；王硕提供了她主持采访的电视口述节目的速记稿。有个别采访整理者未能联系上，望他们能在此书出版后与编者联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曾参与中国著名文艺家口述采编及整理的陆华、郭锦华、董馨等人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特别是陆华，提供了收入本书的口述的采访、录音、整理者名单，并利用多年积累的研究资料帮助编者修改了一些原稿写错的人名。当然，已发表和出版的这类口述还有很多，此书的收集远非全面。
 
        对一些知名老文艺家如于蓝、贺敬之、朱琳等人的采访，是在已有口述资料（包括新闻媒体做的访谈）的基础上来提问的，以便不让老人重复以前谈过的事，还能核实和纠正以前的一些说法。贺敬之曾亲笔对根据以前口述形成的文字进行了修改，以使采编者正确利用。于蓝、孙慎、秦秋谷、许翰如、陈模、陈志昂、丁宁等人在接受采访时提供了以前口述的视频或录音光盘及相关文字资料，嘱咐我们利用和参考。这样的要求合情合理，不仅由于他们年事已高，不可能长时间做全面讲述；而且他们以前的记忆相对清晰。于是，我们在整理口述时利用了老人们提供的资料，并在采访过短的情况下揉入了以前的口述内容。在如此整理而成的稿末，我们尽量列出了原采访、整理者姓名，不掠人之美。
 
        不少采访者亦进行了整理工作；也有的如朱慰慈、李绿宁、凌晨、李丹平等专门做了把口述从录音、录像转变为文字的工作。相较于采访，这是一项更为困难和需要耐力的工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秉持一丝不苟的精神；特别是在有的老人口齿不清，或有浓重口音的情况下，有时一句话要反复听很多遍才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写出文字记录稿仅仅是整理工作的第一步，文字记录稿如同一块粗坯，需要进一步锻造才能最后成型。这是因为，有的老人在口述中会反复述说一件事情；或东一句、西一句跳跃式地谈；有时会先讲后来发生的事，后来又谈早期的事；有的话会说一半便无下文；甚至有个别人讲述同一件事会前后不一致。阅读口述记录稿，会让人找不到头绪，摸不着头脑，不堪卒读。此外，由于中国语言里有不少同音字，有的速记员和初步整理者在仓促中输入的稿内会有很多音同、音似而字不对的文字，如把《七月》写为《契约》，“移动演剧队”写为“豫东演剧队”等。这样的口述稿显然无法提供正确的史实，会贻误读者和后人。
 
        为了更真实、准确地呈现历史，我们认同一些学者的观点——口述应进行后期加工整理，应根据需要做一些考证、校正性注释。我们在后期整理的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以下工作要点：1、把口述所述事情按其发生的先后时间顺序理顺；2、删除口述中多次重复的话；3、把口述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团体、机构、书刊名等专有名词写准确；4、在必要处加注释和说明。对一些以前完成的口述稿，我们也尽可能地与采访、整理者一起按此标准进行重新整理。整理的目的是使口述提供的史实更为准确，事情的脉络更为清晰，文字更为通顺。那种加进自己的语言，引用书面文字，甚至将口述文学化的过度整理是不可取的。但对于他人整理的口述，编者虽也告以上述原则，却无法强求一律。
 
        我们深知：要整理好一篇口述，整理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知识，还要不断获取新的信息来掌握有关人、事的历史，团体的沿革、组织、成员等情况。在整理时，我们除了参阅受访者提供的文字资料，还会不时向口述者去电话询问、求证，或发电邮通过其子女间接询问；此外常需要查阅书刊、地图等，并上网搜寻所需信息。对于若干仍无法解决的历史上的专门问题及个别人名等，则向有关专家学者，如张振鹍、陈志昂、陆华、刘妮、丁晓峰等请教。冯真比较熟悉中国地理，并仔细查看分省、分区地图，帮助确定了不少地名。本书中的注释，如无特别注明，均为编者所写。
 
        所有我们采访后整理的口述稿都要请受访者审阅、修改，并签名。除干学伟因病重住院而无法这样做外，大多数老人对自己的口述整理稿进行了认真审阅、修改。每份稿几乎都要往返好几次才最终完成修订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年近百岁高龄的孟波，其口述最初不长，但在回答采访整理者进一步的提问和审阅时，又不断回忆起一些往事，逐渐补充内容，最后形成较长而完善的稿；许翰如和高虹在审阅口述稿时十分认真，力求准确、全面，不断修改、补充。
 
        我们的工作得到很多受访者亲人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有些老人口述的录音、整理一开始就是由他们的子女做的；有的因采访者录音的失败，后来请老人的子女录音、整理。在我们采访时，丁柯、胡奇坤、陈模的夫人，朱琳的儿子刁小覃、罗浪的女儿罗新新等大声向耳背的受访者转述我们的提问。罗浪的女儿罗静因熟悉父亲的历史，承担了口述稿的最后整理。绝大多数口述整理稿、简历、图像的传送，修改补充的输入是由受访者子女做的。其中，孟临多次记录并输入父亲孟波一段段的回忆，约分七次发来。有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在修改的输入、文图的传送上得到了秘书、朋友、邻居，如柳湧、商战果、李慧萍、王玲等人的帮助。
 
        有的口述，最初从网络上寻获。其中有的网文没有采访整理者姓名，甚至没有口述者姓名。编者在根据线索找寻口述者及采访整理者的过程中，曾得到葛一虹儿子葛小鹰、邬析零女儿邬枫、张天虹女儿黎小冰、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教授、中央电台记者付纯、青年艺术剧院著名演员（当年国立剧专学生）冀淑平及其儿子陈冀、儿媳刘红军和谈志清等人的帮助。辗转联络到的口述者及采访整理者均很高兴能将他们以前做的口述收入书中。
 
        还有一些我们在本世纪以来曾采访的文艺老战士，如臧克家、周而复、林林、陈明（丁玲丈夫）、荣高棠、魏巍、刘白羽、梅志、草明、罗工柳、陈舜瑶、巴一熔、王颖、孟力、舒巧、宋韧、曹鹏、刘玲、王敬之、高振寰等，有的年纪过大，无法进行正常口述；有的虽然做了口述，却因种种原因——如有的仅回忆了其他人的情况；有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有的因抗战期间年纪过小，记不住什么活动；个别由于电脑故障，录音未能保存——其口述未能收入本书，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图像的进一步采集和修版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和支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我爱黄河大合唱》微信群的群友张安东、刘笑梅和梁锦伟，为使本书将收入的一帧老照片更加方正、清晰，竟接力不断修理，直至比较完善。
 
        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我们对每一位口述的老人，每一位采访、整理者，每一位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