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口述历史读物越来越受读者欢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三辑《口述历史》丛书，还出版了口述自传丛书三种，《中国知青口述史》和口述历史的理论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的吴德、师哲等人的口述史也颇为引人注目。一些电视台也开始重视口述历史，如中央电视台的《大家》和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

        从一般读者的兴趣而言，人们为什么喜欢口述历史？我想从两个方面作一点分析：

        一是拿口述历史和史传著作及回忆录比较。史学著作，也可以写得很有可读性，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多数囿于学院的行文规范，削弱了可读性。传记和回忆录本来是可读性比较强的文体，和口述史在可读性上应当是各有千秋。由于回忆录是当事人一人的行为，而口述历史是采访者和历史当事人双方对话的结果，往往因对话和追问和碰撞出火花。回忆录一般是书面语言，而口述史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口语的原貌，也显得更亲切。当事人脱口而出的一些细节，在书面行文时也容易被忽视和过滤。现在有一些传记著作，已经注意采用口述历史和档案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比如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山西作家陈为人，写了一本关于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的传记，采用的方法也是口述历史和档案材料相结合。为写这本书，他做了近百人的口述历史采访。看过此书的人评价都很高，认为这本书对于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体制变迁、人际关系和思想状况极有帮助。

        二是拿口述历史和曾经红火一时的报告文学作一比较。本来，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之一种，口述历史是史学方法之一种，二者似乎不可比。但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二者在纪实上又有可比之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蔚为大观，很受读者欢迎。这些报告文学作家，有的以记者为职业，有的以作家为职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注意从思想界学术界得到一些启示，用文学笔法介入热门话题。当时曾有“报告文学学术化”的提法。但是，那些报告文学作家，多数不曾经过学术训练。他们注意到从学术研究成果中获取思想和灵感，表达方式又比学术研究论文更加可读，更易传播，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些报告文学作家，也采访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但他们更愿意表现自己，所以往往把第一手材料打碎，按照自己的思路重新结构，和自己的想像、推测、议论掺在一起，形成鸿篇巨制。他们可能不了解口述历史的意义。所以他们对自己采访的一手材料，只当作素材，一定要按主观的意图加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当时人们还有一个看法，以为真实的记录不算上乘的作品，不能打动读者，所以要修饰，要剪裁。就是好一些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有这个毛病。

        当时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已出版，也有作家读过，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用这样的方法来影响自己的写作。刘海军最近在《博览群书》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了自己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说：“1997年，我的电脑里，已存储了三十余万字，按着最初的感觉和提纲，似乎接近尾声了，可这个时候，我发现行文方式出了问题，我将它写成了报告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报告文学，曾因为将尘封的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予以文学包装而大行其道，并不可避免地逐渐为商业化功利化所侵蚀。我显然没能避免那些缺陷，就像那个时期诸多的华而不实的作品一样，《束星北档案》成了‘文学作品’，而我也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到处是着意的创作、加工、描绘的痕迹，到处是‘我’的行踪。……作为纪实作品或传记，需要做的应是：让历史述说历史，让主人述说主人。应是真实客观有凭有据的‘实证’。换句话说，它应是一个调查、分析报告，需要的是客观冷静的态度。如果需要有一些‘文学’色彩的话，也应该是的的确确在滚沸的思绪里浸过、煮过，浸透了作者情感的文字。当我真正明白这点，为时已晚，我只能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第一稿的隐患是致命的，不能修补，只能重来。”刘海军的转变是自觉的，所以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口述史学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其学科的创建一般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１９４８年，美国史学家Ａ·内文斯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也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最初的口述史学，比较多地在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等学科中运用，特别是在广义的社会学研究中，口述史学已成为这个学科中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至迟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已经引进到中国大陆。问题是，为什么到了近几年，才引起读者格外的关注呢？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阅读风气和写作风气，时代精神的变化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上世纪８０年代是狂飚突进的乐观年代，现在则是一个沉思的年代。风气变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方式也会变。现在的读者，不喜欢那种激情澎湃的宏大叙事，而欢迎扎扎实实的个案梳理。以朴实的语言说清事实真相，尊重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一些作者，一些传媒，也开始调整表达方式，尽量多摆事实，少发议论。有人已经意识到，摆事实本身就是讲道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口述历史为更多的学者作家所选择，是很自然的。

        记者：最近口述方面的图书出得较多，您在编辑口述自传、口述史方面经验丰富，所编辑的《口述历史》和《口述自传丛书》第一次在国内搭起交流口述史学的平台，您对这类图书一定有些想法吧。

        郭沂纹：近年来，口述历史的出版的确比较热，在读书界、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一家报纸曾以“忽然火了口述史”为题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现象。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我们策划出版了一系列口述历史的著作，有《口述历史》《口述自传丛书》两套口述系列丛书，还有专题口述和口述历史的理论著作。我们的初衷，一是想为口述历史的发展搭建一个交流平台，同时抢救珍贵的历史资料；二是为关心历史的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

        记者：口述历史在２００３年忽然火了之后依旧持续高温，能简单介绍一下当今“口述历史”出版热的情况吗？

        郭沂纹：除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上述口述历史著作外，三联书店、当代中国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都安排出版了一些口述史著作。如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小江主编的《２０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了吴德口述《当代风雨纪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家》口述系列等，报纸和杂志也开辟了口述史栏目，中央电视台的“大家”和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也相继开播。去年冬天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宣告成立，这些事件都标志着中国口述历史学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就中国口述史的发展来说，出版界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口述史学是“出版搭台，学者唱戏”，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出版社在口述史的出版方面态度十分积极。

        相较而言，口述历史的研究倒显得滞后，主要表现为经费支持不够，大多数的项目都是个人行为，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虽然设立了口述史项目，但经费很少，不利于口述历史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从事口述史整理和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非常好的学术素养和史学背景，他们所从事的项目往往是其研究领域的延伸，所以成果往往是高水平的。

        记者：目前我国口述史的图书出版存在哪些问题？我曾看过一本口述自传，其文风变幻莫测，后来得知原来书中一些内容并非当事人口述，而是通过他的日记、传记或回忆录改编，当然其中还有想当然的成分，这种现象在口述历史图书中多见吗？

        郭沂纹：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口述史研究和出版的现状有关。出版虽然比较热，但出版资源并不那么丰富，有些书虽然冠以口述历史的标题，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而是由日记、回忆录改编而成的。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汪文风著《从“童怀周”到审江青》，虽然列入了他们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但并非口述，这一点出版方自己也不否认，而且在出版说明中做了解释。

        记者：根据传记、日记等改编还算“口述历史”么？

        郭沂纹：究竟什么是口述历史？虽然国内外口述史学界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三个基本要素是公认的：首先它是声音的历史，是由口述工作者提问，口述者回答而产生的对于口述者亲历亲闻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回忆；第二，在现代意义的口述史中，这些声音是借助于录音机和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第三，由口述工作者将这些声音的资料整理成文字资料，供研究使用。对此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曾高度概括为：现代口述历史“是应用录音录像设备，把原始材料完整保存下来，再整理成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也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口述史。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口述史学，也正是这种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由此可见，日记、自传和回忆录虽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不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

        记者：除此之外还存在哪些问题？

        郭沂纹：有两个问题。一是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实践的项目多于理论的项目。实践的项目自上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已经出版了几十种，而理论的只有几种。译著有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过去的声音》，中国学者所写的专著只有杨祥银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理论相对与实践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理论的薄弱势必影响实践的发展。所以有必要译介一些国外的口述历史经典理论著作，同时也应及时地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推动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

        二是编辑的问题，即口述史的编辑规范问题。比如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哪些需要做注释。有时，口述者对所叙述的史实会有误记；也有时记录者会因口述者的口音而记错一些东西；还有方言、语气和语言特点问题。我认为前两种情况如发现是应该纠正的，起码应做注释；而后一种情况则不能随意改，而应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尽可能予以保留。对这些问题，口述史编辑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大家都深有体会，口述历史对编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应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在编辑的过程中还应多与口述者和整理者沟通。

        上述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目前我国的口述历史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起口述史工作者和编辑者都承认并愿意遵守的规范，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和讨论。现在口述历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抢救珍贵史料的重要性，有学者大声疾呼抢救史料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许多大学和研究单位成立了口述史中心，更多学者进入口述史领域，相信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更好的口述历史作品问世。

        记者：请介绍一下国外口述史的情况？

        郭沂纹：现代口述史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端于２０世纪中叶的美国，六、七十年代传播到英国、加拿大，八、九十年代流行于世界各地。

        在美国，口述历史不仅拥有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口述历史协会，而且拥有官方刊物——《口述历史评论》，还有遍布全国的地方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小组，许多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都参加了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收藏，不少大中小学也设立了口述历史课程。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和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大力支持口述历史项目的进行，为口述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人力和资金的保证。美国最大的口述史项目是联邦政府支持的总统口述项目，每一个总统卸任后，就对其内阁成员、高级参谋以及亲戚进行采访，资料整理完毕，即建立相应的总统图书馆。另外，企业史、黑人史、印第安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也很活跃。美国的中国现代史口述也搞得有声有色，最著名的是唐德刚先生的胡适口述和张学良口述。

        出版是口述历史走向公开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国外的口述历史出版一方面包括实践项目的整理出版，同时也包括理论研究著作和口述史指南的出版。以叙述为主的口述历史出版物，往往是市场上的畅销书，如美国口述史家斯塔兹·特克尔的《街道分界线——来自一个美国城市的报道》、《艰难时代——经济大危机口述史》。口述理论研究以美国、英国和意大利最为发达，英国的保罗·汤普森的《过去的声音》、美国的罗纳德·格里的《声音外壳》、伊娃·马克马汉等编《交互式口述历史访谈》都是经典的口述理论著作。

        记者：听说国外这些口述自传是要等到当事人去世才能发表，这样才能更客观更全面的呈现事实，并避免对相关人员造成困扰？

        郭沂纹：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口述历史发达的国家，大量的口述史料不可能全部出版，大多数史料藏于图书馆和博物馆，英国图书馆的国家声音档案馆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声音档案馆之一，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也都藏有大量的口述资料。

        口述资料还可以制作成电视和广播节目，如英国图书馆的国家声音档案馆和ＢＢＣ电台合作的“世纪之谈：ＢＢＣ千年口述历史项目”就是一个著名的口述历史节目。口述历史的保存和传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不一定全部出版，没有马上出版，也不意味着口述史料必须要等到口述者死后才可出版。

        记者：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描写现代生活的口述实录，虽然这与口述史有所不同，但它们都采用了口述这种形式，多少也是有点相通吧。据我们所知，现在有许多这类口述实录都是编造的，是图书公司找写手攒出来的。虚假的口述实录中会出现想象性质十分明显的情节。还有一些口述实录中存在着记录者不善整理，让实录变成垃圾桶的事例。或者因为过分追求情节的奇特，采访者对被采访者缺乏同情等等问题，您怎么看？

        郭沂纹：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不过你说的应该是两种情况：一是口述实录，是非虚构的；一是冠以口述之名的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关于口述实录，如果它是口述的又是真实的，我想无论它是关于情感的亦或是现代生活的故事，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今天即将过去，它会成为历史，多少年后再看今天的口述实录，怎能说它没有史料价值呢？你所说的另一种情况则是以口述为名，实则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不管它叫口述还是叫自述，它都不是口述历史讨论的范围，它应该在文学的范围内讨论。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