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最早做口述史是怎么开始的？
        定宜庄：我原来也不懂，正好1995年我去台湾，那个时候能去台湾的学者还是极少的。“中研院”的近代史所当时就领我参观，给我们看了大量的他们做的口述，我才发现口述原来可以这么做，历史可以这么做。当时他们老所长是郭廷以，是他建议为从大陆跑到台湾的这些人留下一段历史。
        后来“中研院”就有一个女教授到北京来，她想做30年代女性的体育，可是大海捞针她也找不着人。正好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邻居，是北大发明艺术体操的教授，结果就找到。我跟着她，看她怎么做，相关的一些资料也都读了一些，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想，旗人妇女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这么做一做，因为那个时候好多老太太还在，有一天正好有个北大的教授，他跑来找我聊天，他说我岳母就是旗人，她们家老讲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慈禧跑的时候的事。我说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说你要不带我去找找你岳母？他说那有什么问题，第二天我们俩骑着车，一人拿一饭盆，就去了，这个老太太讲得太生动了！
        新京报：后面做得成功吗？

        定宜庄：因为刚刚开始，我就自己摸索，我还是不太会问问题，也不太会把握，那时我做得不好，可是老太太们讲的东西太好了，因为现在没有了。我说我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技巧要高得多多了，但是找不着那样的老太太，尤其是第一个老人，太生动了！那天听得特兴奋。后来我就想起我们家一个邻居，是颐和园这段的旗人，那老太太，哎哟，那好玩儿啊，我那时候就学她说话，她一来，哎哟喂！我后来管她叫哎哟喂，讲得也特生动。慢慢我就有点信心了，就把十六旗人做了。
        我是想做整个全国的旗人，取样的时候就有考虑，你做口述必须有取样的问题。清代的八旗制度下旗人都有满洲、汉军、蒙古三个部分，那我就会问这三种人的后裔，他们怎么来看待他们自己在清代作为旗人的身份？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当时驻防，有在北京城驻防的，有在南京的，有在荆州的，有在福州、广州的，有在西安的，另外东北有一批，至少我自己搞八旗制度搞了大半辈子，我知道什么地方的驻防是什么样的，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在驻防时的那段历史，他们是怎么去的，他们属于汉人还是属于蒙古人，后来经历过什么。所以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口述要跟文献结合，它是一个研究的过程。
        新京报：和文献结合和单纯从文献着手的研究怎么不同？
        定宜庄：其实是说史学上用什么方式，做口述也用什么方式，比如说你做史学的时候你要去查文献、你有一个取样的问题，口述也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看了这篇东西，它是不是真的？它对不对？我得校勘。口述也有校勘的问题，怎么校勘？他第一次这么讲的，你觉得这地方有问题，再回访的时候就要再核实，这就跟史学看文献自校是一样的，那然后别人怎么说的？这就是史学的他校，对吧？所以像这些，一句话就是用史学方法来做口述。
        新京报：你那时候做《老北京口述》，上下两卷体量很大，我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不轻松。
        定宜庄：好在那时候我还年轻，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一百多万字，其中大概有一篇是我儿子帮我转录的，还有一篇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帮我转录，就这两篇，除此以外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我为什么要自己转？因为只有你自己转才能回忆起当时那个语境来，比如一段停顿，他为什么会停顿？是因为他讲到激动处他要平息他的情绪？还是因为他忘了他得想？还是很单纯地他想上厕所？都不一样，可是你能回忆起来，别人不知道，就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口述是特别累，我现在是真做不动了，体力、精力都不行了。
        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年轻人做口述的时候不是不会问，是不会听。有的时候人家话里有话，他听不出来，所以好多出现的问题不是说我不会问，而是首先我听不懂，你要是说表面听不懂，我可以再问一遍，他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不会接受，这样做口述是很致命的。
    
        新京报：你现在做的这批北京人口述和当年做老北京人口述历史区别在哪里？
        定宜庄：其实有一特别大的区别，在于当时我做老北京那批的时候，选择人群我有一个标准：必须是在北京生活三代；而且是在1911年前后进入北京的，再晚我我不能再要了；另外我当时定的是北京城内，就是二环以内，后来也有一些二环以外的，我做了一个郊区篇——可是那些人都不是农民，他们都是给北京城服务的，关系特别密切的，好比说到北京城做饭的，给北京城守坟的，还有就是八旗的——这是我当时定的一个标准。
        后来这五本书，没想到一下子其实过了十年，这十年变化太快了，不可能再用三代老北京，你想三代老北京都已经没了，都得90多岁，而且事实上90岁以上的人绝大部分做不了口述。
新京报：最理想的是多大岁数？
        定宜庄：做口述最好的对象是70岁上下。再小他经历事少，还没完全老，再大有的人到80多岁还行，尤其是老太太，80多岁比老头行，这也是一个规律，可是90岁以上能够连贯地讲故事，能讲得让你还看得下去，有完整故事链的我碰上的有，不多。因为口述依靠的是个人记忆力，还有表达，还有思维，他得跟你交流，人到了90岁以后很难跟别人交流，不交流的人就没法做口述。所以这样一来我就只好把时间往后放，那这个结点放到哪？经过好多考虑，最后我决定把这结点放到1949年，也就是说前后误差也是几年，为什么？当时我不跟你说了，我说我自己都老了，那你从1949年到今年已经66年了，那这66年你再不访，你想1949年出生的人现在都66岁了，那1949年到北京的人，都是10几岁到北京，现在都80岁了，这些人你再不问，那这一代人都消失了。
        另外，1949年是一个变动极大的时候，这个大的变动人们在这里边的反应，我觉得也还是挺必要的，这个就是我把时间往后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范围，基本还是北京城内，也就二环以内，可是北京城在扩大，好多东西你不能不要。当然了我也不能再往后推，再往后推北京到了80年代，已经没有北京了。1949年前后这一代因为还保留了好多老北京的东西，格局还在，好多的风俗、语言都还在。我做的口述录音我都保留着，那些录音里边北京的语言，跟现在都不一样。
        新京报：老北京口述里的口音吗？
        定宜庄：嗯，其实最早的是我做《十六旗人妇女》的时候的录音，那个录音特别地道，我那时候还是用磁带。我觉得这个口音可能比他们的内容还珍贵，我这里有一个录音是台北一个老先生，他是老北京，而且是满族，跟着蒋介石他们跑到台湾的，你听他的口音和现在北京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后来是台湾军方广播电台的播音组长，所以他的口齿既清楚，又不完全是北京话，但又很有点普通话，他们叫国语，可是那个跟现在一比还是不一样，那段录音特宝贵，现在也在北大。还有就是有些老太太的故事特生动，特有意思，其实妇女比男的讲话好听。她关注细节，另外老了以后，好像老太太比老头清楚，记忆力好，表达能力也强，尤其满族老太太，出口成章，所以特别好。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