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4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在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学科尚待实践和研究。本文还探讨了口述史学在运用中应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并且总结了对口述史研究的初步体验。 
        关键词： 口述史；研究方法；分支学科；体验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5-0010-06 
 
        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特定问题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然后经过筛选、比照、分析和辨伪，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口述史学对历史学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本文是对口述史的初步思考和实践体验。 
 
一、关于口述史的回望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方法，口述史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在撰写史书之前，就有人从事过运用访谈和调查进行史料搜集的工作。在中国，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是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依据大量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互引证而撰写的。在西方，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使用口述证据的。在古希腊时期，“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根据事件目击者所做的证词去推究事实真相”。这里的“证词”，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口述证据。实际上，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口述。例如，社会史广泛使用的官方调查委员会的社会调查资料，就主要来源于口述，其中很多证据都是经过对目击者的访问而获得的。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方法，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 
        在美国，自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立以来，1953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成立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1958年加州大学洛衫矶分校建立了口述历史项目。1966年9月，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罗黑德湖举办了美国口述史学第一次大会。1967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正式成立了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至1967年，全美已相继建立了90余个研究口述史学的专门机构。对美国口述史学未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总统口述历史项目，每任总统卸任后，对其进行访谈并整理与其相关的文献资料，相应地设立总统图书馆。这一项目推动了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口述史学出现了“人民性”或称“民主性”的倾向，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的黑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活跃起来。到1978年，口述史研究机构增加至500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等等。1994年夏天，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口述史学国际大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学者。这个学会每年都有2500多名学者从事口述历史研究。 
        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就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实地调研，并撰写了一些调研报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和重视口述的研究方法，史学界也有体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颇受学界好评，这套丛书包括《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等等。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吉林大学历史系杨祥银先生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著值得一提，如定宜庄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四卷本“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过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近年来中国口述史学越来越被关注和重视，大概是受到几个因素影响：其一，受到文学和社会学利用口述方法取得成就的影响；其二，扩大史料范围的需要，档案文献不再是惟一史料；其三，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的需要，历史学家对普通人生活的兴趣愈益增长，把普通民众作为历史著作的主角；其四，现代音响技术尤其是大量廉价录音机上市，是以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作为基础，犹如计量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必须借助电子计算机并以其推广作为其发展基础一样。 
        口述史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了史料的收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二、作为方法或学科的口述史 
 
        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实践和研究。 
        如果从中国司马迁撰写《史记》和欧洲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撰写历史的时代算起，“口述”最初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来运用的。而且可以说，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口述”至今仍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运用。既在历史学领域(包括社会史、政治史、婚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家庭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性史、娱乐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也在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学和医学领域被运用。“口述”基本上是一种用来进行资料和数据采集的方法，并以此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作为研究方法是最容易被理解和认同的，而且这种认同是多学科之间的共识。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美国是从40年代开始，中国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的口述史研究开始突破方法的界限，试图从学科的角度来
        认识和建设“口述史学”，这样就出现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口述史”。口述史最大的特点是“拿来主义”，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把口述内容用文字反映出来，并冠名以“口述史”。这样做似乎也有其道理。前述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定宜庄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等等，都有这类口述史学的特点。 
        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就是有学者直接提出，要将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提法是大胆的，对传统史学将产生很大的冲击力。笔者个人认为：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需要认真地实践和研究。 
        把口述史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学科，首先要明确这个分支学科的界定和科学含义，而且是否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6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吻合。一般来说，最好相吻合，因为这样符合国家规定，具有规范性。按照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我国现有学科门类12个，一级学科88个，二级学科381个。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含8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国现有学科门类11个，下设71个二级类，249种专业。作为历史学，下设5个专业，即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如果把口述史作为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就要研究它与其他8个二级学科的关系，阐述它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而这样做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其他问题，因为口述史学很难有独特的、只有它研究而其他二级学科不去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口述史学研究的历史内容已经被很多二级学科涵盖了。既然作为二级学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那么是否可以考虑把口述史作为一个三级学科来看待?同样面临一定的困境。因为所谓三级学科只是一些学人的说法，在严格的学科分类上并不存在什么三级学科。学人往往愿意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课题说成三级学科，这样做显然带有太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不科学性。如果把口述史硬说成是三级学科，还要阐述三级学科的科学界定和三级学科的范畴或种类，这就更加困难，不是研究口述史的学人轻易就能够完成的。如果把口述史作为历史学本科专业的一个分支学科，就要研究它与其他5个专业的关系，阐述它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这样做同样面临上述困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不转换视角，不冲破固有框架，硬要在原有学科定位内挤出一块空间，确立一个新学科，无论如何难成大功。 
        学科分类是人为的，是对以往知识范畴和内容的总结和分析。学科分类是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索新知识的平台和基础，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但是，正因为学科分类是人为的，所以学科分类也有其局限，需要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和调整。当然，这种修正和调整不是随意的，而是在探索知识的实践中，在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之后，方能水到渠成。知识领域在不断扩大，交叉学科在不断形成，新的学科体系的诞生是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实践、实践、再实践，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深入认识口述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并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提升，这样也可以为史学发展做出自身的重要贡献。从全国角度看，目前我们应当以“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是教育部社科司申请一个“十一五”重点科研项目，然后组织全国力量来共同从事并完成这一项目。项目名称可定为“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此项目可以撰写3部专著，分别为《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欧亚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每部20～30万字。或是只撰写一部专著，书名为《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分为3编，上编为《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编为《欧亚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下编为《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全书共40-50万字。通过这项课题，认真梳理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欧亚和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重要特征、代表人物和著作、经验以及问题等等。如果这一研究成果能够完成，那它既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作为高校口述历史的教科书，为高校开设这门课程提供教材，并为下一步学科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着重讨论的几个问题 
 
        为了规范口述史学的方法，严肃口述史学的研究，在此还要着重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严格区分访谈录和口述史 
        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而要严格区分两者的异同。访谈录是对被访者的访问记录，它可以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的经历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口述史与访谈录不同。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且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些任务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所以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采访后形成的访谈录则是单纯的采访记录，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访谈录的确是生动的，口语特点突出，容易理解，形象感强，给人留下鲜明印象。口述历史虽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特点，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甚至相反，有时由于思辨和论证的需要以及对深层问题的探究，可能会显得抽象和深长。 
        2．研究口述史应当有自己的专业领域 
        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是学有专长，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不仅有自己专长的二级学科专业，而且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这样说，并非反对史学工作者拥有广博的学识，而是要求史学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术业有专攻”，真正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在进行口述史研究时，也不能漫无边际，不能没有自己的特定领域；而是要在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内，划出进行口述史研究的范围，这样做出来的口述史才会具有学术的品质。否则，说是口述史研究，实际不过是一般的访谈而已，绝不能冠以口述史之名。因为口述史是史学研究，不通过研究就谈不上史学，自然也谈不上口述史学。所以，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特长，划定自己研究口述史的领域。口述史学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不是人人能为的。只有那些接受过历史专业学术训练，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素养的学人，才有可能胜任口述史学的工作，并且做出自己的成绩来。 
        3．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不是任何历史领域都能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存在，提供口述者的基本人群；口述内容应该基本上可以公诸于世，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起码可以与来访者进行沟通交流。从这些条件看，在国内，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要优于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史又优于中国近代史。当然，如果从更广泛的含义来理解“口述”，那么民间传说等等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口述”，可以用来研究远时段的历史，但无论如何比起近现代和现当代来说是不占优势的，若没有民间传说流传下来，就只好运用其他方法来研究历史了。从这点看，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另外，不同领域对口述史的适用度也不同。比如社会文化史或“人民史”就更适合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英国的口述史就主要应用于社会史领域，特别是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等，都是采用口述史学方法，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阶层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正因为如此，史学工作者不能盲目地、轻易地转到口述史研究中去。 
        4．应当抓紧对新中国50年社会文化史进行口述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8年了，从历史学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说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诸多条件限制，目前国史研究的成果尚不丰厚；同样由于诸多条件限制，国史研究的领域也不能平衡地发展。在国史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等领域中，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条件可能更成熟一些，所以应当着力并抓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这～研究领域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婚姻家庭、性别性伦、娱乐消费、文艺体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宗教信仰、衣食住行、生态环保等等方面。社会文化史的这些方面特别适合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且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也比较充分。很多口述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犹新，可以弥补新中国50多年来社会学资料遗留很少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报刊停刊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困难。所以，运用口述史方法对新中国50多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史学工作者应当对此投入更多的精力。 
 
四、我们的初步体验 
 
        我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社会文化史方向，目前特别关注20世纪的社会文化史领域；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文化史，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之一。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我们也主要以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史为主。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很有必要运用口述考察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目前本专业已有六名硕士生完成了《现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研究》、《现代中国家庭文化嬗变研究》、《延安时期妇女文化的变革》、《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嬗变研究》、《新中国初期家庭文化嬗变研究》、《新中国30年性伦文化嬗变研究》等课题；三名博士生完成了标题为《塑造“顺民”——华北日伪对民众历史意识的文化建构》、《“作新民”、“唤起民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问题研究》的论文；两名硕士生正在撰写《新中国初期婚姻文化嬗变研究》、《新中国初期娱乐文化嬗变研究》论文。在已经进行的新中国社会文化史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在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了访谈口述的方法，已经对60多人进行了采访。通过采访，我们有了一些初步的体验： 
        1．访谈前要做好充分的组织准备、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 
        组织准备当中，最重要的是选择被访者。要注意被访者应有代表性，根据采访内容确定被访者的年龄段、出身和所从事的职业；被访者对访问的内容要有真正的了解，要善于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访谈者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与被访者进行联系，让被访者有参与访谈的情感冲动；同时还要了解被访者的性格特征。物质准备主要是指录音录像设备等，对要使用的设备要事先进行认真检查和试验，使其能够正常工作，以免出现故障而影响采访正常进行。思想准备尤其不能忽视，要考虑到访谈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和细节，设想在什么地方容易出现问题或漏洞，在出现问题时要沉着冷静，妥善处置。思想要放得开，处理好最初与被访者的情感沟通，营造一个和谐融洽的交流环境。由于我们所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社会文化史，所以我们的访谈对象一般选择50-70岁人群。他们亲历了50-70年代的生活，对那段历史有切身的感受和记忆。被访者的阶层范围应当尽量广泛，诸如知识分子、工人、教师、医生以及当时在农村生活过的人群等等。 
        2．设计好访谈提纲，讲求访谈方法 要根据研究课题设计出详细的访谈提纲。设计访谈提纲时要注意下列问题：首先要考虑访谈次数，根据次数来设计每次的访谈提纲；其次要考虑被访者的人数，要根据被访者不同的职业及性格特征来确定不同的对话方式；再次要考虑访谈的方法，比如如何进入主题，进入主题后提出不同问题的先后次序，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对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何引导，采取怎样的沟通方式来化“为难”为坦然，等等。举例说明：对于“新中国30年性伦文化嬗变研究”这一论题，要特别讲求访谈方法。有些被访者不太愿意公开谈论此事，因此访谈时不能只局限于被访者本人的事情，还要关注被访者的所见所闻，要照顾被访者的心理感受。所以我们在访谈中，将访谈内容细化为便于言说的话题，访谈中注意引导，由浅入深。有些被访者对某些话题感兴趣，滔滔不绝；对另一些话题不感兴趣，一句带过；这就需要我们耐心妥当地提问和引导。口述是一个重新审视历史和深化历史的过程，应该坚持社会史的观察立场，在访谈过程中应本着客观的态度，不要急于判定被访者回答的史实是否重要、是否真实可靠、对自己的研究是否有价值，这些工作应在后期整理中进行，而不是在访谈过程中去做；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只需要恰当地提问、耐心地倾听、准确地记录，充分调动被访者的积极性。 
        3．在研究过程中，访谈资料仅仅是史料的一部分 
        如何把文本资料和访谈资料结合起来，如何表现访谈资料，如何在访谈后加以分析总结，这是一个难点。应当注意的是，访谈资料要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只有两者的充分结合，互为补充，互为说明，才能真正理解人们过去的经历，才能实现兰克所说的“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再现过去”的理想。 
 
五、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于口述史学，目前还存在一些疑惑和问题。 
        首先是对口述史的认同问题。口述史的合法地位至今还没有得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的公认。迟至1981年，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还在《历史学的性质》一书中写道：“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在他罗列的史料类型中也没有提及口述史料。在目前情况下，对于收集口述证据的必要性、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口述史本身及其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优缺点等等问题的讨论，尚未引起史学界更为普遍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交流方式包括文字交流和口述交流两种形式，其中“口述”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 
        其次是回忆的可信度问题。被访者回忆过去的经历，以及如何理解和认识其经历，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任何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有其局限性的。访谈的场所和气氛，访谈者的身份以及他的引导和感染力，被访者记忆的误差以及在表达过程中刻意的修饰、夸张和自我拔高，回避、掩饰和难言之隐，这些都在所难免。被访者受其后来经历的影响，也可能造成“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等等。 
        最后，采访者的理解误差问题。采访者的学识修养、理论水平和判断能力、对采访内容是否熟知，这些都影响着采访者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误差程度。 
        面对上述问题和困难，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努力，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克服各种困难。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口述史学在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领域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