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开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全国人民抗口的政治指导中心，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为中国革命人士所向往，为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7 年秋开赴华北前线，对日军作战。八路军在陕甘巧边区留下少数留守部队：第l 15 师的炮兵营、辎重营，第120 师359 旅的718 团，第129 师385 旅(耿飚先任旅参谋长，后任副旅长)旅部及770 团，以及120 师、129 师的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总兵力9000 余人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给我们这些留守部队以统一的番号和委任领导人员。于是中共中央军委在1937 年8 月25 日决定，于延安设立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 年11 月2 日，中央军委命令，将718 团，770 团之外的各留守部队统一编为警备第1 至第7 团;同年12 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改编为8 个警备团和第770 团及骑兵营、郴甘独立营，并先后成立了绥德、关中、陇东、三边和延属5 个军分区(警备区)。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我们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和边区保安部队，担负着保卫南起宜川北到神府一线的千里河防，阻击日军西进的任务，并要对付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侵扰，任务十分艰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相持阶段。这里，国民党顽固派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 等反动文件。从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更为猖狂，同年12 月以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起点，掀起了第l 次反共高潮。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武装磨擦的熏要地区之一，从1938 年底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对我边区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他们派兵大举人侵，夺地掠城;纵容土匪抢劫骚扰;乱捕乱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阻扰我军募兵征粮;并先后在我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两次陇东事件、关中分区的拘(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分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等。
        陇东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在陇东的部队仅有：385 旅旅部用770 团和由延安警备部队派出并加人385 旅建制作为预备队的警备第2 团、警备第7 团以及边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1 个独立营和儿个县的保安队。这些部队合计起来只有4000 余人。
        早在1938 年12 月，国民党第165 师就曾袭击我庆阳县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的驻军，并扬言要消灭陇东的八路军.之后，国民党甘肃省西峰专员公署专员钟竟成即对我陇东分区有计划地进行反动活动：破坏我群众组织，封锁我军粮草，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两次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振有计划地挑起的。
        1939 年l 月间。国民党镇原县县长周介民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叫嚣“接近八路军者是汉奸”，并捕押我方民运工作人员。仅4 月初，西峰专员公署就派保安队在镇原县南三镇绑走我方人员10 名。我方当即向西峰专员公署提出杭议，并电告兰州国民党党甘肃省省长朱绍良，然无结果。9 日晚，我385 旅亦派兵将国民党镇原县太平镇区的l 名区员和警队长扣押，作为警告措施此后，国民党保卫队接连不断地在各地拘捕我方人员，形势口益紧张10 日，朱绍良密令驻西峰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第165 师派部队前往镇原县驻防。该师随即派1 个营会」司保安队共900 余人，向我770 团3 营驻防的镇原县城开进，造成围城态势，3 营不得不闭城自卫，力求以谈判来解决争端但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向镇原调兵遣将，准备向我军发动进攻。这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急电蒋介石、朱绍良，要求停止进攻，双方派人商谈，以免事态扩大，到5 月初，国民党西峰当局才同意谈判，镇原事态暂告平息。
        镇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一再胁迫驻宁县的我770 团2 背撤走。2 营未予置理。方振武便赴西峰专员公署密谋。不久，顽军第165 师的3 个骑兵连便突然开至宁县城郊，19 39年4 月29 日，方振武又亲率保安队和壮丁队70O 余人，向我2 营发动进攻我即奋起自卫，经两天三夜激战，将敌人击溃，并将方振武及其残部包围在一幢楼内.这时，方振武预先布置在城外的骑兵连又乘势攻城，我2 营闭城坚守，待命解决。直到5 月中旬，在我方代表向西峰专员公署再三抗议下，他们才将3 个骑兵连撤走。在镇原、宁县事件尚未彻底解决之际，园民党顽固派又在筹划新的磨擦事件。1939 年9 月中旬，朱绍良与驻甘肃省平凉之国民党顽军第97 师师长韩锡侯、西峰专员钟竞成密电频繁来往。经过一番策划，第2 次陇东事件又从宁县开始，很快扩展到陇东各县。12 月10日夜，顽军97 师578 团纠合西峰保安队，突然袭击我驻宁县的2 营，因我2 营无防备，伤亡大半，之后被迫撤出宁县全境。[2 月16 口，97师的两个营纠合几个县的保安队，围攻了我镇原县城内的3 营。3 营于是日晚突围出城，移驻孟坝，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顽军占领。1940 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土匪头子赵思忠(绰号赵老五)，率部80 余人和被胁迫的壮丁数百名侵入我环县洪德区，抢占该区3 个乡，残杀我地方干部数名，并肆无忌惮地抢掠和残杀群众，环县人民恨之人骨。我陇东分区领导为巩固抗战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调派警备2 团于2 月16 日出动进剿，至3 月7 日，将赵匪的巢穴摧毁，赵老五率匪徒12 人逃脱，其余全部就擒。与此同时，暗藏在环县车道区内的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爪牙张廷杰煽动我自卫军900 余人叛逃，我警备2 团粉碎了 这一阴谋。
        这样，第2次陇东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3 个县;我军英勇斗争，先后歼灭了庆阳、合水两县城内的国民党顽军300 余人。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县(今黄陵县飞、宜君县店头镇一带的一条几十里长的狭窄地带，边区军民称它为“葫芦把”，把关中地区叫做“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的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急想把它吃掉，然后侵吞整个边区.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我军在关中分区的兵力原先只有两个保安独立营和几个县大队，后因磨擦不断升级，才又调进1 个保安独立营。
        1939 年3 月中旬，我八路军荣校(伤残军人学校)的1 名八路过拘邑县城时被国民党暗杀队杀害我驻构邑县城的独立1 营和荣校代表，再三要求国民党县长郭宪堂惩办凶手，对方不答应我荣校l 个排便开进县城，遂即发生武装冲突。5 月25 口，郭宪堂调集附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会同国民党保安6 团l 营围攻我保安独立1 营和荣校那个排，激战7 天8 夜，我保安独立1 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拘邑县城。为此事件，我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曾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要求严惩枪杀我荣校人员的凶手，停止进攻八路军。
        在第1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故不断在该地区制造磨擦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 年11 月至1940 年6 月，国民党顽军进攻我关中地区达64 次之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淳化事件。
        淳化城建在南北走向的一条大沟里。当时，我保安独立2 营驻县城南关，国民党顽军第17 师保安第9 团驻北关。北关比南关地势高，两关相距仅200 米左右。国民党顽军居高临下，不时向我哨棚扔砖石，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进行各种挑衅活动，企图逼我军退出县城。我与其针锋相对，坚持斗争。到1940 年3 月下旬，胡宗南突然派其24 师围边我保安独立2 营，我被迫撤出，回驻拘邑县马家堡。
        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在陇东和关中地区制造磨擦事件，先后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构邑、淳化等5 座县城和6 个区43 个乡的地盘。我军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武装磨擦给予了有力地反击。1940 年春夏，我关中地区保安独立3 营和警备8 团一部进行了宜君县店头镇突围战和淳化县井村、构邑县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拘邑县马栏镇，拔掉了对方10 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询邑县保安团和淳化县保安大队共1000 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打通淳拘线、马(栏)拘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我活动范围的企图。这些胜利，使胡宗南部队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绥德分区，地处黄河之滨，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北边的屏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分区所属的绥德、米脂、茵(佳)县、吴堡和清涧5 个县，原系陕北苏维埃区域，自           1936年遭受国民党军队摧残后，即渗进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绥德等5 个县划为我河防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 隶属陕甘宁边区，由我留守部队718 团、警备1 团(团长贺晋年)和警备3 团负责河防。但国民党当局不执行协议，不但不积极配合工作，反而不断进行破坏活动。1 93 9年秋又派反共专家何绍南到绥德自设专员公署。这个曾被毛泽东主席指责为“磨擦专员”的何绍南，一到绥德，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棒子队等，对我驻军大搞暗杀和破坏活动。他们还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们不售给我粮草，并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我，阴谋挑起群众对我的不满清绪。何绍南一伙妄图用这些手段迫使我军撤退，以实现其独霸绥德地区，截断我党中央与各抗口根据地联系的阴谋。
        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起初，我警备区首长和各团领导，为维护团结抗日，力求通过谈判解决，曾多次找何绍南和其他头面人物商谈，要求他们放弃磨擦，一致抗日。但何绍南一伙视浅们的规劝为软弱可欺，继续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一方面，我们利用谈判等各种公开场合，与何绍南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派出小部队下乡，深人到群众中去，揭露何绍南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团培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主张;另一方面，我们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则坚决给予还击，通过多种方式的斗争，何绍南一伙的反动面目昭然若揭，其反动势力逐渐在群众中被孤立。
        1939年秋，王震同志奉命率359 旅从晋西北进驻绥德地区，原警备部队移防其他分区。何绍南见八路军主力部队到来，不得不假惺惺地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但就在这次欢迎会上，他却大放厥词，胡说什么，359 旅不在前方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是违反军纪的。王震旅长当即予以驳斥：我们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会后，何绍南又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诬蔑359 旅是“溃军”。王震旅长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何绍南见势不妙，亲赴西安请示对策。1940 年2 月15日，何绍南又潜回绥德，召开秘密会议，策划集中13 个保安中队偷袭我驻军。359 旅得悉后。除在军事上做好准备外，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何见我有准备，其罪行又被揭露，在绥德已无立足之地，便煽动清洞、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哗变为匪，袭击我717 团，我军当即予以还击，全歼了这批匪徒。2 月29 日深夜，何绍南又率7 个保安中队焚毁二郎山之械弹库后向西逃窜。我追击部队将其歼灭过半，何绍南只带几十人逃回榆林。
         何绍南哗变逃跑后，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绥德警备区5 县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为司令员暨专员，以利保卫河防。王震旅长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委任，当即召开了绥德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公众一致推举他兼任绥德专员。从此，绥德地区5 县面貌一新，对此，蒋介石曾给毛泽东主席打电报说：359 旅王震旅长破坏国共合作，要受到军纪、国法制裁。毛主席回电日：王震将军抗日救国有功，请委员长传令嘉奖。
         在上述3 个分区发生这几次较大的事件之后，第l 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渐告平息.这期间，我留守兵团各部队和359 旅以及边区保安部队取得了很大胜利。在绥德分区，清除了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巩固了边区的东大门在陇东和关中地区，我方虽退出了5 座县城和一些区乡、但我方的力量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政权建设土，新设了庆阳、合水、镇原3 个县的政权机关，任命了县长，实施了不效的行政管理;在军事上，我军兵力也大有加强，如陇东分区的正规军就增加了3000 余人，地方武装增加了1000 余人，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未完待续）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