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 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 ———关于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的若干问题
一、史料与口述史料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永不复返的客观发展过程。就历史事件和人物而言, 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 随后便消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它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多次重复实验。因此, 人们认识、了解过去, 只能靠过去历史遗留的史料。史料是过去社会在物质、文化和社会运动等方面包括自然界本身所遗留的记载和遗迹。它可分为三大类:
一是文字史料。如档案、文集、类书、笔记、日记、信札、方志、报刊、谱牒、回忆录、诗词、小说等。
二是文物史料, 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其中, 前者指个人和国家收藏以及出土的文物, 如工艺品、生产工具、生活资料、交通工具以及服饰和其他工艺品;后者指文物保护单位, 即历史遗址。
三是口述史料。主要指经过口传或为后人记录成为史料的民间传说、社会歌谣、历史人物讲话、录音录像以及访问调查的原始资料。在中国史研究中, 这种口传或后人记录的传说几乎与实物史料同样引起人们关注, 历来为史家所重视, 具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 近代史料学成果是相当丰富和可观的。以文字史料为例, 其中仅大陆和港台共同编辑出版的史料就数以亿计, 形成了较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献史料体系。同时在中国近现代文物史料方面, 对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都开展了整理工作并取得了相当成绩, 使中国近现代文物史料体系更加丰富、完备。中国近现代口述史资料方面也取得了一
定进展, 不容忽视。
就上述三类史料的状况比较而言, 口述史料所形成的成果的规模和数量相对薄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十分必要。
二、早期口述史与现代口述史学
1.早期口述史
早期口述史在形态上多为口述史料, 在古代中国和外国都有。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 史官“左史记行, 右史记言” , 这里的“言” , 就是口述史料。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中有不少口述, 如《诗经》、《楚辞》、《论语》等书记载的口述、歌谣等。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更是大量使用口述史料, 从其所撰的“本纪” 、“世家” 、“列传” 中均有反映。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中也有大量的口述史料。而在蒙古族中流传的《格萨尔王》则是代代相传的早期口述史。同样, 《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西方早期口述史的代表作。
2.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
现代口述史学亦称现代口碑史, 或称现代口碑史学, 它是在20 世纪中叶逐步形成的一个新史学流派, 它主要指: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 以笔录、录音或录像等方法并以史学研究为基础, 收集整理的以传记为主的人物、事件或典制等成果, 它在记述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并反映历史事实的同时, 还具有面向社会下层和大众化的新的历史理念。它在具有史料功能的同时也有史学研究成果的意义。
西方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建立在20 世纪30 ~ 40 年代前后。1938 年, 由新闻转行历史的美国学者爱伦·芮文斯在其所著的《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提出了“口述历史学研究” 的理念和呼吁, 并于1948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现代口述史研究室、档案馆。该校口述史档案保留的对张学良的采访, 曾经震动了中国和世界。此后, 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口述历史的重镇。韦慕庭、何廉等人对寓居美国的国民政府的军政要人如李宗仁、胡适、孔祥熙、顾维钧、黄郛、陈立夫、张发奎等100 人进行访谈, 成为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1953 年,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成立类似的口述史博物馆。1957 年, 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口述史料汇编》。1967 年, 美国口述史协会成立, 其协会会员可以说遍布全美。1980 年, 全美制订口述历史的标准、工作原则、工作者守则以及社会公众的义务和赞助机构、档案机构的义务。美国现在几乎各州都有口述史博物馆、图书馆, 联邦政府收集的口述史资料涉及外交运作、军事战略、军事情报、太空飞行、历史遗迹、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美国口述史学界出现了一批理论成果, 其中如柯蒂斯的《口述历史指南》、汤普森的《往昔的回声:口述历史》、鲍姆的《口述史料抄录与编写》等。
概括起来,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建立的标志至少有这样几个:(1)它在记述重要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并反映历史真相的同时, 还具有面向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下层的新的历史学理念。(2)采用笔录和音像录制等新技术并结合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而完成的大量而丰富的面向全社会包括社会精英和下层的口述历史的实践。(3)有了较为广泛的学术研究组织和工作部门或机构。(4)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规范、法律规范。(5)构建了较完整的口述史学理论。
自此, 整个口述史学“西风东渐” 逐渐风靡整个世界。1973 年, 英国口述史学会建立并建立了口述史博物馆。1974 年, 加拿大建立口述史学会。1987 年, 国际口述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 并定期在欧洲举行会议。与此同时, 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在口述史方面也都有所进展。
3.传统口述史与现代口述史学的异同
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口述历史的记录, 并以口述和文字为基础形成史料或史学著作而代代相传, 有的还形成了以音像为载体史料或史学著作。其不同点也是明显的, 概括起来至少有这样5 个方面: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口述史学的形成标准应当注意上述5 个要素作为基本的要求, 也是我们在考虑建立中国口述史学中应该注意的。三、中国大陆开展口述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进展缓慢的原因
(一)中国大陆口述史开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大陆口述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段:
1.20 世纪50 ~ 60 年代口述史的研究成果
在这一阶段, 中国大陆史学界已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调查和访谈的口述史实践,其成果如中共的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要人的回忆等, 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而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口述史的调查访谈有:1958 ~ 1960 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山东省有关县市开展的调查义和团活动情况;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博物馆合作调查天津地区郊县村镇, 访问123位义和团骨干、千余名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 记录了80 万字资料。此后, 又在1972 ~ 1975 年再度调查, 共访谈1114 人, 并整理出版了有关调查资料。1960 年上海社科院调查整理出版《上海辛亥光复资料》。1961 年华中师院历史系师生对洪江会的调查, 先后调查采访1200 人次、300 多人, 形成了《洪江会调查报告》等。
规模最大的是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 这是文献资料与口述史资料的结合, 收集了从晚清到民国重大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资料, 共出版150 多辑,它将调查访问、笔录和回忆共同结合, 形成了这一时期口述历史的风格, 虽不一定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 但其总体上可纳入口述史学实践的范畴。这一时期, 总体看来传统的口述史实践成果完成较多, 而以现代口述史学理论支撑的成果较少;参与采访、调查的人数较多, 但真正符合现代口述史学工作规范、法律规范和技术规范的人员较少;各地区、各部门的行动较多, 而全国统一组织的行动较少, 尤其缺少统一的规划和缺少全国的学术组织、机构等。
1966 ~ 1976 年“文化大革命” 时期, 口述史的实践与研究受到阻滞, 无法开展正常的口述史研究和完成工作, 有的甚至成了影射史学。
2.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口述史学的新进展
从80 年代开始, 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学与国际口述史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始接轨, 并在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现代口述史学的形成。
(1) 理论的评介与探索。1986 年箐舜在《西北大学学报》第3 期发表了《口碑史学的方法评析》一文, 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述(碑) 史学的文章, 着重介绍了汤普森的口述史观点——— “人民的历史” 。
此后, 1987 年5 月6 日杨立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口述史学》一文, 指出:中国有悠久的口述史学传统, 建国30 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 当前的问题是缺少理论探讨和没有全国性机构, 在技术上没有录音机资料。与此同时, 孟庆顺1987 年发表《口碑史学略述》, 并与彭卫合著《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 这一年底, 《史学理论》第4 期还专门刊载
了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口述的历史》的译文。1987 年《新兴科学百科知识》(华夏出版社)专门介绍“口述史学” 。2002 年《光明日报》专栏讨论“口述史学” 。
(2) 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口述史研究, 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课题研究或按现代口述史学的要求对重大题材、重要人物等开展口述史调查、采访等, 或在高校科研机构开设口述史课程、增设中国口述史网站或网页。
1984 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布鲁斯·斯蒂文来华, 受美国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在北京讲授美国历史, 进行“中国城市历史和发展的口述史研究的计划” , 他与北京大学张寄谦教授、杨立文教授在口述史学上有过合作和交流。
1986 年, 美国哈佛大学何海诗博士邀请钟少华共同采访一批中国生物专家, 并与中国同行交流, 包括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刘一皋、牛大勇、董振华等, 举办了专门的专题讨论会———今天中国口述史学。
钟少华(北京大学)这一时期采访了100 位科技老人, 1996 年出版了《早年留日者谈日本》一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运用口述史方法, 先后与李淑贤、溥杰以及巨赞法师等人进行访谈, 记录了大批口述史资料, 收集了大量照片、手稿及著作26 部、文章70 余篇。
1997 年, 张晓在《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一书中介绍了西江苗族妇女生活的习俗、社会地位和内心世界。人民出版社曾出版《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最近推出《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图书, 现已出版三本(汪东兴、吴德、汪文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张震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要事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俊义等人编写的《口述史研究丛书》。国内学者口述史实践从进行的方式、选题直到与国外学者的合作表明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学已同国际接轨, 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
用现代科学技术方式开展现代口述史学的实践还表现在开课、网络以及电视等媒体的参与上。杨立文1996 年在北京大学首先开设了“口述史研究” 课程, 包括介绍口述史学的地位、国际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古代口述史料和当代口述史的方法、技术与法律等问题。刘一皋1998年开设了“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课程。吉林大学历史系杨祥银利用网络技术, 让学生查询世界各地口述历史项目网站并就其中一个网站写出自己的心得。中央电视台开播了《讲述》、《口述历史》、《大家》等栏目, 地方台也有类似栏目。如扬州电视台的《天南地北扬州人》等就是一例。
(3) 报纸、杂志设专栏进行了讨论, 业已形成多个口述史重点部门和单位。从20 世纪90年代到2002 年全国一些报刊如《当代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分别开辟口述史学专栏、介绍口述史研究。目前北京、上海、吉林、江苏、浙江、四川, 大致形成了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的六个区域, 各具特色。
江苏省是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地区。以扬州大学历史系为例, 多年来坚持开展了多项口述史学工作:(1)早在1957 ~ 1960 年该系师生即开始对辛亥革命时期江苏地区史料进行调查、采访, 并出版了《辛亥江苏地区史料》;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完成《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续编》;80 年代初期, 开始“侵华日军扬州万福桥大屠杀惨案” 口述调查采访, 倡议建立侵华日军扬州万福桥大屠杀纪念碑;90 年代末至2003 年还陆续参与完成了《天南地北扬州人》、《当代扬州人》和《扬州人》, 并正在计划进行《辛亥前后民国名人后裔访谈》等。(2) 以《扬州史志和《扬州大学学报》等为阵地, 陆续发表有关研究口述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推动口述史学的开展, 并和有关单位筹办大陆首次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拟就有关口述史的理论、工作规范、法律规范、职业道德以及国内外口述史研究交流等方面做学术研讨。
(3) 建立扬州大学口述史中心, 筹建扬州口述史中心, 筹建江苏省口述史研究会, 呼吁筹建中国口述史研究会, 建立口述史档案馆或口述史博物馆或在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内建立口述史部。
(二)口述史研究步履艰难的原因
口述史研究的发展是一项花费大、耗时耗力而又亟待开发、亟待抢救的重要社会文化工程, 其发展步履颇为艰难, 原因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1)领导和社会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包括史学工作者本身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就史学工作者而言, 习惯重视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 忽略或轻视口述史。(2)缺乏经费、设备与各类科研项目及奖励, 使之成为史学研究中的边缘。
(3) 中国口述史学理论架构尚未完全形成, 全国尚无学术界认可的较为统一的职业道德、工作规范、法律规范, 缺乏统一的全国口述史工作规则, 有关口述史学研究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4) 全国尚无协会或研究会, 国家和省、市、县没有口述史档案馆和博物馆, 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尚需建立。
四、我们的建议
21 世纪的世界潮流中, 历史科学将以崭新的面貌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新技术、新科学, 口述史学将在新世纪的史学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任重道远, 前途辉煌。构建中国口述史学工程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浩大而又光荣的系统文化工程。从研究方法来说, 它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从内容上看,它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民族、宗教和社会习俗等多种领域;从类型来说, 包括老人、妇女、儿童、知识分子以及下岗职工等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 甚至连同帮会、宗教以及当前社会中出现的贩毒、乞讨等各种社会现象, 无一不是口述历史的对象。从时间跨度上看, 它不仅涉及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而且关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它不仅关注建国后重大的历史事件, 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工商业改造、“三反” 、“五反” 、反右派斗争、“大跃进” 、自然灾害、“四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 以及20 多年的改革开放等, 而且也关注重要历史人物, 如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物, 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到各个时期的领导人, 同时它也关注普通的人民群众, 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私营企业主、科技人员、教师、艺术家以及其他各个行业人员等。与此同时, 对这一时期的社会习俗、各阶层人民生活状况、民众心理等也予以关注, 并特别注意抢救一些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决策者和经历者等重要人物的口述史料以及濒临绝迹和消失的特殊行业、特殊工艺、特殊人物的史料。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中国口述史学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它需要历史学界紧密地依靠社会其他各界, 如社会学、法学、宗教学、民俗学以及媒体等, 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齐心协力, 努力开辟中国口述史学的新天地。我们必须全面地探讨和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的理论框架、法律规范、工作规范和技术标准, 并对有关口述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口述者应具备的基本品格等做具体要求;在条件成熟时, 应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因地制宜地做好中国口述史学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为此, 我们建议: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和有关部门应关注中国口述史学的建立, 并给予适当的扶持。
2.在条件具备时可考虑在中国史学会或有关机构建立全国口述史研究会作为二级学会。
3.举办全国口述史首次学术讨论会, 对有关口述史研究的工作守则、工作规范、技术标准、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等, 作相应的研讨, 并讨论制订全国口述史研究的规划。
4.倡议在现有的全国博物馆和档案馆中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口述史博物馆;对口述史研究项目建议在国家和省、市社科基金项目中给予立项, 并对优秀成果给予相应奖励。逐步建立全国口述史工作者队伍, 对具备条件的, 今后有关部门应给予评定相应技术职称等。中国口述史学必将在进一步走向社会、走向民众、走向新科学和新技术中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史学。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