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历史学如何处理记忆与遗忘?
我今年暑假参加了云南大学举办的一个人类学研习营,主题是关于记忆与历史的,今天有机会参加建筑学者举办的这个也是关于历史和记忆的沙龙,我觉得很幸运。作为一个主要从文字记录中翻找记忆的历史学者,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入人类学者和建筑学者的视野,学习从现实生活和建筑实体中寻觅记忆,实在是学术生活中的享受,所以首先应该感谢冯原给我这个机会。
今天大家越来越对记忆的问题产生敏感和兴趣。现在社会变化太快,我们所在的世界,过三五年就焕然一新,我们在个人生命能够经历的时间里,经历过的变化太大,而且变了一番又一番,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已经很遥远。虽然大家都对自己的记忆很有信心,越来越喜欢怀旧回顾,但常常将今天的或者比较近期的状况套到几十年前的情景中,出现很多记忆的错乱。于是,我们发现人们在重视记忆的同时,也是很容易失忆或者记忆错乱的,于是就产生了对记忆问题的紧张。我在云南大学那个研习营上谈到一个意见,虽然大家坚信历史就是过去的真实,但是这种真实需要通过记忆才会存在于今天,并且需要通过将记忆用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才成为“历史”。所以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切,只有成为人们的记忆,才会成为历史,如果没有历史记忆,也就没有历史。反过来说,今天我们认定为历史的一切,其实都只是我们记忆中的真实。当时,有同学提问,过去发生那么多事情,大家都忘记了,难道那不是历史吗?我回答说,既然大家都忘记了,当然就不是历史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会被忘记的,我们的历史从来不包括那些已经忘记了的事实。同学再问,那再想起来呢?我答,再想起来当然就是了,因为记忆恢复了嘛 !当然,我们说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有生命的人头脑里的记忆,还包括通过已故的人留下的种种信息、符号而留存下来的记忆。如果记忆是以文字记录的方式存在的,就不一定是今天的人们头脑里的记忆,而是过去人们记录、表达出来的记忆。这种通过各种媒介留存下来的记忆,在被接受的时候,有的会被重新解释,然后形成新的记忆。因此,记忆怎样存在、如何表达出来, 不只是当下的结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积累,是不同时间的记忆“层累” 的过程。这个“层累”的过程,是记忆不断被延续也不断变异的过程。我们当下面对的历史,其实是这个过程累积到当下的一种结构。
历史学过去处理的多数都是文字的文本,现在我们也越来越重视图象、符号和语音,甚至气味和味道。建筑作为一个实物,既是图像,也是符号,是多种符号的集合。因而对于我们历史学者来说,建筑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记忆载体。也许人们会认为,建筑是过去的“当下”建造出来的物质状态,因而建筑最能够直接反映过去的真实。这是不错的,这也是历史学者对历史建筑怀有特别的感情,特别不愿意看到历史建筑湮灭的理由。
然而,不只建筑本身常常会在后来的历史中被改造,更重要的是,建筑的用途、建筑的主人或使用者、建筑内外发生的事情、建筑的意义、建筑的环境、建筑的群体结构以及形成的景观等,都会随着时间的延伸发生种种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有文化意义的建筑,其实也可能是一种变动中的历史记忆。当下我们面对的,通过建筑呈现出来的历史,也是一个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被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有意识的选择。比如广州现在留存下来的大量革命遗址,很明显是1949年以后有意识的创作,是在革命意识的主导下保留下来的。这种意识赋予建筑新的意义,也在留住革命历史记忆的同时,抹去了大部分的,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的历史记忆。当然,更多的历史建筑,是在无意识选择过程中留下来的,这种无意识,无疑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其实也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审美倾向的左右下形成的。这种无意识也是一种有意识,只是这种有意识不是那么直接作用在建筑的存废上。以广州城内外的建筑为例,因为大家曾经认为西关大屋是广州建筑的代表,结果大量非西关大屋的民居建筑就被遗忘了,实体也渐渐湮灭了,这也许是无意识的,但也是在特定意识支配下的结果。
其实,毁灭、消失、改变,本身都是历史的流动。在近年来急剧的历史变化中,广州的很多建筑都消失了,保留下一些所谓有代表性的,或者被认为是典型的建筑,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在我看来,这种遗忘,本身就是历史。所以,历史学者虽然对旧建筑情有独钟,但是更多要做的努力,是观察历史,保存记忆,尤其是借助不同的媒体去保存记忆。但这个努力,本身就是制造遗忘的过程,历史学者不可以认为自己有能力保存所有的事实。有一些文史专家,喜欢坚持凡是老的就是好的,或者只要是旧的都不能改变,但他们的判断,其实是以自己的记忆为标准,只是要把判断的权威控制在自己手上而已。我要质疑的是,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难道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变就是我们的价值吗?其实,如果什么都不变,我们就没有事做了,就失业了,历史没有了 !不过,不要担心,人类不会按历史学者的期待生存的,所以,聪明的历史学者,宁愿花更多的精力做历史的旁观者,理性的思考者,这样才能真正承担起忠实的记录者的角色。不改变的历史是假的历史,因为历史永远在往前走,往前走就一定不断有大量的东西被遗忘掉、消失掉。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的工作不是增加记忆的工作,而是处理遗忘的工作。也许对于建筑史学者来说,关注历史学家处理遗忘的工作会更有帮助。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学科的人都在关心历史,都在介入历史学,令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历史学者如果不能明白在大家都对历史有越来越多关注时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或能够做些什么,就可能会被其他学科的人抛弃。现在,建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历史,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历史学者可能会有点酸酸的感觉,但我觉得我们自己首先应该反省,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能够提供给其他学科的历史不足以回应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怀,也许历史学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从其他学科学者的历史观察和思考中学习。目前人们的历史观念,其实不是历史学者建立起来的,而是由生活在今天的人,在今天的场景和处境下形成的。如果我们有历史专业的技能的人,不能随着现代人的历史观念的转变来思考和调整自己的研究兴趣,甚至改变研究范式,就不能与现代人的历史观念合拍,就会被大家抛弃。所以,我很有兴趣参加今天这个沙龙。
讲到历史观念与当下历史发展的关系,在建筑与历史的领域也能找到例子。当我们今天解释20 世纪50~70 年代的建筑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最直接的可以归到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中。如冯江刚才讲的,广交会的出现是由于中国当时需要外汇,在与世界隔绝的情况下需要一个窗口继续同世界联系,这是对的,但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要把大门关起来,所以才有了这个交易会,交易会也是封闭中国的产物。那么,封闭的中国为何在广州打开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广州的特殊地位得到答案。在抽离了国家的情况下,广州其实是环南海周边地区里面的一个港口,但把国家的架构纳入我们的视野,广州又长期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口岸,它其实是在这两个圈的历史节奏中来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视角,也许对理解广州的建筑历史是重要的。
历史学者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对以后多点贡献,是需要有很多新的或者说适合当代人的审美、价值、意识和情怀的,我们要去不断地改变对历史的认知。以广州为例,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大家对广州的认识似乎越来越与我们这些在广州生活了几十年的人的感觉不同,这也许就同记忆的改变相关。例如有人说,“十三行”比“五层楼”更能象征广州,其实,“十三行”只是一个在文字中的记忆,“五层楼”的确是实实在在作为广州象征的建筑,是广州居民真实的记忆。20 世纪80 年代的广州,无论建筑还是城市景观,都是民国味道的。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广州以外的人对广州的了解,大多是从《羊城暗哨》电影中获得的,这是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的记忆。那个时代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会被里面景观和街道的气氛感染,感觉到广州与中国其他城市的不同。现在,很多不太读书的人,甚至包括很多年轻的小资情调的人,总是脱离掉历史脉络去追求一些东西,用今天的想象加上脱离历史脉络的历史书写,去重新制造“广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该反省,我们在记忆、历史和建筑的重构与发挥方面,是不是没有做好,以及还有哪些方面应该更努力。
【文章来源】刘志伟:《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的工作不是增加记忆的工作,而是处理遗忘的工作》,载《城市建筑》201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