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用QQ来讲，不太习惯，今天是2016年最后一天，大家这时候还能安静听一个讲座，我很感动。今晚的讲座我没有准备文字稿，也没有大纲，纯属慢谈。我个人比较喜欢漫谈，谈到哪里算哪里，这可能跟我是个自由职业者有关，喜欢随意而至，但随意不代表随便。
        此时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探讨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在中国不是一个新鲜事，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论语》就是口述历史，但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心潮澎湃，方兴未艾。
        温州大学杨祥银教授曾用“运动”一词，来形容今天口述历史活动，我个人完全同意这一说法，现在加入口述历史的人络绎不绝，今年我受邀参加的口述历史培训班就有四、五期，且有持续升温的态势。
        我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下我的博物馆，尽管我也是抗战史志愿者的一员，我还有个不同的身份，是个馆长。这个博物馆成立于2006年，今天是第十个年头。明天即将跨入第十一个年头，承蒙各位老师的支持和同仁的鼓励，目前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现在博物馆馆藏文物5700多件，图书40000多册，走访老兵、受害者近1000人，影像资料1000小时。此外，除了纸质图书外，还有10T电子文档。
        民间博物馆目前更多还处在历史行为实践阶段，随着发展进度，还要进深到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历史研究，只有历史行为的实践，博物馆走不远。古人说，口中无文，行至不远。
        我想将本博物馆从事的历史行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做博物馆，有人以为我是抗战老兵后代，跟历史有特殊关系。说实在话，这个历史跟我的家庭没有直接关系，我就是很普通的、在这个城市长大的人，但我生活在这个城市中，受其历史的影响和文化熏陶。
        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也谈不上失败。多年经商，小富即安，平时喜欢做些文化方面的活动，但开始只限于古玩字画，还没有深入到历史这一层面，在收集古玩字画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侵华日军的史料，激发了我对历史的好奇，想对历史有个了解。虽然这段历史跟我的家庭没有直接联系，但跟我们生活的城市有关系，见到这些旧史料，就会想到几十年前这个城市的历史。
        当时发现了日本山本信部队驻扎南京的基本资料。说起来有点“笑话”，也是知识面不足。比如在画册上印了“2599山本信”，我以为“2599”是部队番号，还到处跟人讲收藏有一个日军2599部队的写真贴。经后来学习后才知道2599是日本的皇纪年，2599就是1939年，错把日本的皇纪年当日军番号。一个人有知识盲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善于学习，拿无知当文化到处炫耀。
        我就想知道这个写真贴所承载的事情及其背后的历史，我就到处找人打听。当时我和南京史学界无甚联系。通过朋友打听到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老师，我就同他通电话。张邀我到他家交流，当天很冷，十二月份，我们谈这个影集。张老师是个年轻学者，坦诚，毫无教授架子，直话直说，他说：这影集中的内容自己也是首次看到，自己研究的也不并是很深。我奇怪：人们推荐给我的教授，为何说不太了解很多呢？
        张老师说：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不够多，原因是资料信息不足，同时，我们对这方面历史的公开研究起步也较晚。他说，南京大屠杀公开研究，日本比我们早，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就到中国来研究 了，日本在七十年代就出书了，我们到八十年代才有著作问世。我听后很惊讶，为什么我们是受害一方，而研究成果却很少，不如施害者日本呢？我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发现张老师讲的是客观实情。
        我们对大屠杀更多是在写血泪控诉这一历史层面，而日本则是在社会史、受害者心灵史研究，当然我们现在研究成果也很多，我讲的是十年前的状况。
        日本学术成果会比我们多，因为参与者不一样，他们参与的有大学老师、记者、社会活动家等不同职业的人。
        我是很推崇记者来了解这些历史，记者有个优势就是洞察力强，判断力强。历史不只是要知道某天某事，知道某天某事仅是历，史则是要有研究成果的，我欢迎更多记者参与研究。
        面对日本各方面层次人在研究这方面历史，我们的研究人员构成则太单一。我们目前都是些专业人员，不像日本那样各种职业都来研究。像南京大屠杀，我们不仅需要专业的人，还需要各职业的人。因为专业人员研究的成果和社会各职业人士研究的成果，所能呈现的状态是不同的。专业人所能呈现的是一种思考的历史，而各种职业人士所研究出来的是一种历史的思考。仅仅是思考的历史就是历史学范围，而历史的思考就成了人类学范畴。后者更具社会改良作用，我希望社会各界人士都来参与其研究。
        那次跟张老师交流之后，我心中一直有个想法，能不能做个博物馆？号召其他社会各种阶层的人士一起来研究这段历史，来推动社会进步。当然这个话题吹得有点大，但至少参与到这个博物馆中的人越来越多，这点还是让我欣慰的。
        2005年与张老师谈话后，经过一年筹备，2006年12月13日博物馆建成，用我自己的厂房做馆址。因为当时社会还不够开明，就在11日举办简短的开馆仪式，并呼吁大家支持这个博物馆，当时有南京学术界的许多大咖参加，说明学者非常关心这个民间博物馆。
        开馆容易，有一定数量的文物就可以开放了，但想走得远，走得长，却很难。民营博物馆同国家博物馆不一样，国有博物馆有财政拨款，衣食无忧，从业人员只要安心做好事情就可以了，民间博物馆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切自生自灭的。马未都先生曾形容：“国有博物馆是家养动物，民营博物馆是野生动物”。我觉得很精辟，老马不愧是大文化人，看问题总是那么透彻。刚开始叫史料陈列馆，因为登记时，工作人员说：“你最多是史料往那里放一放，不能叫博物馆！”其实我更想叫博物馆，当时多种因素制约，压力太大，就暂且妥协，妥协不是投降，有时候妥协是奋起的前奏。
        抗战是一个值得大力宣传的历史，我常讲抗战是伟大的历史，但也是一部复杂的政治史，还是得守住政治底线的。“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句话要在我们耳边常回响。能把博物馆开起来是第一步，这就可以了。我有了第一步，就可以有第二步。所以初步叫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第二年我又申请改成博物馆。这次不错，很快同意了。他们说：你所做的，我们看见了，同意改为博物馆。
        为什么非要改为博物馆呢？“博物馆”是个中性词，己物资人，博物育人，引人思考。让观众走进历史，不带任何偏见和成见，让观众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是博物馆一以贯之的思想。
坦率地讲，追求历史真相真的很难。真相是复杂的。如果非要到博物馆寻求答案，那么你站在文物前静静的思考就是答案。思考就是答案是我常说的一句话，认真思考过的，并沉淀在你记忆中，那就是真相。
        博物馆成立不久，我们就同学术界互动。我们参与了南京师大关于口述史的调查。那是博物馆最早接触的口述史，当时只有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我们和张老师在走访幸存者，拍摄影像资料。按着今天口述史科学标准来衡量，我们当时做的那些还不算口述历史，只能叫影像记录。尽管那些影像记录距今天口述史学标准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也弥足珍贵。比如，当时我们走访了一位老人叫张秀红，她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她首次面对我们的镜头，说出了自己当年所遭受的性迫害经历，老人家今年去世了，采访她时才八十多岁，十年后，我再看这段镜头，相比较后来电视台采访的镜头，老人家当时的状态非常好，记忆力、口头表达、精神状态、面貌，都更加准确、完整。
        我们在采访时，本着亲历者“三亲”的原则。除张秀红之外，我们还采访了苏国宝老人，采访时，老人八十多岁。他的语言表述准确，还带我们到现场考查，边说边讲，我们就进行了完整的影像记录，尽管我们记录方式不科学，但毕竟有了初始影像在，为后人再研究提供了依据。
        在做口述历史实际工作中，我个人有点体会，可能很肤浅。我没有做很深的理论研究，只能谈些实际工作经验，供大家参考。
        第一，一个口述采访者的阅历知识很重要，如果采访者知识匮乏的话，你问的东西就缺乏差异性，因而缺少独有的魅力，所有的东西都是表面的流水帐。我提倡大家做专史，不要做通史。你先把某一方面研究细了，再去访问采访对象，你所作出来的口述历史就更生动、准确、有用。
        第二，要加强画面感，用画面来反应口述者的性格特征，不要光架了摄像机，在那里坐听老人说。早期前辈们可能只有录音机，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新工具，应该善于运用。
        大家要学习一点基本的构图、灯光等，保证画面、构图、音效基本完美。还要拍摄些环境，就是老人平时最容易接触的人、生活场景等，要多拍一点，做为影像资料保存。环境塑造性格，我们通过环境就能看出人的性格。可能大家当时认为这些画面无用，今天看似无用的东西，明天有可能派上大用场。我是摄影师出身，在摄影界有一句名言“不后悔拍到的，只后悔没有拍到的”。
        1995年，张纯如来南京拍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她在采访幸存者的过程中，还拍了一些南京的街道画面。她给自己还拍了些镜头。现在除了拍下的大屠杀素材，她拍自己的镜头也被媒体广泛使用、传播，增加人们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了解和媒体的传播度。
        第三，当天现场记录要有及时整理，第二天当然也能整理，但情绪、感受会不一样，中国人同样的一句话，情绪不同，意思表达也不同。
        对所有人的口述。亲历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会夸大或隐瞒，要与档案互相印证，与公众历史背景相吻合，才能作为史料运用。很多人的过去，仅是他个人经历，不代表公众历史。历史是要经过科学的判断和提炼，才是历史。我认为还是不应该混淆个人口述和社会历史的概念，固然其中有关联，但我们也不能听风就是雨。
        第四，不要挤在一起做同一题材，眼界要放宽。口述历史目前已经成为重点文化项目，政府也很重视。凡事都可说，但不代表都可以公开。公开与不能公开，大家要做一个态度端正的考量，保护个人信息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牵涉到意识形态的，还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既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善记、善思、善言、善行是我对大家的真诚忠告。还有不要一窝蜂地做抗战，大家挤到一个话题里面，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应拓展思路。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在做黑龙江乡土文化人物口述史，还有改革开放、江苏民营企业家的口述史也值得一做等等。要在口述人年轻的时候就做起来，不要等到他们老了再“老年说少事”，这是种遗憾。今天，我们做抗战老兵的“老说少事”口述史，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说实话，随着时间变化，他能记住多少、表达多少、真实的有多少，是值得考量的。我们要更重视做当代人的口述史。
        我们这个口述历史群有800多人，我希望大家不要挤在一条道上，历史的长河中有无数个阶段，希望大家多做当下人的口述史，年轻时说的事，记忆准确度更高些。
        第一次用QQ的方式，不一定交流准确。以后再有机会，说说博物馆这些年做的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做博物馆给我个人带来很多变化，从历史的门外汉，到现在略知一二。就历史的话题可以和大家进行交流，历史是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借着交流历史，让人与人更加理解，让社会更加融洽。
        总之，我在做口述历史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记录他人，丰富自己”已成为我常常要跟志愿者交待的一句话，时间不早了，再次感谢大家，在这个辞旧迎新应该狂欢的夜晚，来静静的听听一个半百老人的唠叨，不妥之处，请大家多批评多指正，更欢迎大家来博物馆参观，最后临别送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对我很受用，我想对大家也一定有启发，这句话就是“对历史永远保持一颗好奇的心”。
        谢谢，再见！

       （吴先斌，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

       （以上内容为近代中国讲座群（598145447）网络讲座，感谢南阳师范学院韩振坤提供文字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