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述史在抗战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口述史具有“复原历史”的特点，在抗战史研究中能够起到独特的作用。“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是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领域”，抗战口述史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亲历抗战的人物的采访及所获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二是利用抗战口述史料从事的各类研究和创作。”[1]。从近年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两个层面进行拓展分析，笔者认为口述史在抗战史中的重要地位，由其在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现出来。
        （一）“补史证史”作用。口述历史近几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识到其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所在。与此同时，口述史也逐渐成为图书馆和档案馆馆藏的重要部分。从事口述史学研究的工作者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学家，更多的图书馆管理员或档案馆管理员也参与其中，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建立国家图书馆口述史收藏研究中心，有计划、有侧重地收藏口述历史文献资料，为不同层次的研究者提供服务”。[2]在口述史领域中，抗战口述史能够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获得难以在官方文献中寻找到的珍贵资料，从而对抗战史的研究起到补史证史的作用。比如《山西抗战口述史》在采访调研中，对共产党如何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不靠老百姓战争就胜利不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日军的再认识等等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书中的资料“大多为第一次进入史书的百姓口述资料”，“填补了过去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空白，解决了一些重要的抗战史实和理论问题”。[3]
        （二）丰富抗战史研究的内容。口述史“自下而上”的角度，特有的“个人性”，使社会记忆成为可能。口述史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转为对普通的人民大众，“使普通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4]例如一个战场，一个事件中个人的际遇及个人的基本心理蓝图，家庭的际遇及家庭的儿女情怀等，这些平凡普通人在战争中的不同境遇，有助于研究者发掘许多以往被忽略的侧面，发现为传统文字史料遗忘的段落，使抗战史研究的内容从宏大叙述向个性史研究拓展，央视崔永元担任总策划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其主要手法就是借助抗战老兵与平民的口述历史，探究了这些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死亡、流血、饥饿和众多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三）利用口述史料进行表现形式多样的创作。近年来在口述史这一领域里，“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纪录片导演各擅胜场”，[5]从事和参与抗战口述史料采集的组织和人员不断扩大；抗战口述史料采集的力度加大；系统整理和出版了一批抗战口述史料和有影响的学术著述。这些口述史研究成果表现出的直接社会效应之一，就是利用抗战口述史料进行表现形式多样的创作，制作纪实性影视作品、进行报告文学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制作结合图片和文献资料的画册等，如孙逊用口述调查材料写成长篇小说《慰安妇血泪》等，扩大了抗战口述史的社会影响。
二、口述史在桂林抗战史研究中的实践
        桂林抗战口述史工作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比如桂林史（志）部门、政协文史委等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行着口述史的抢救性工作。各级史志部门通过座谈会、上门采访等形式，录下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有选择的编辑出版发行。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桂林抗战纪实》《党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中共桂林地区教育委员会编著的《党在桂林师范》，阳朔县党史办编著的《临阳烽火》等，收录了大量亲历者的口述资料。桂林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著的《桂林文史资料》，集纳了众多抗战亲历者的口述，其中还出版了《难忘的1944》《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等专题集。
       此外，桂林新闻媒体在口述史方面也大有作为。1995 年，桂林电视台组织拍摄了《幸存者》，记录了1944年桂林保卫战幸存者的口述，其中还通过日本国熊本市最大的电视台“熊本放送”，对当年进攻桂林的日本士兵轴丸定次进行了采访。2005 年，桂林晚报以“不能忘却的记忆”为栏目，派出记者采访抗战亲历者，其口述文章在栏目刊出近 20 万字，报道结集成册，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民间记忆———桂林 1937-1945》，该书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并已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收藏。
        日积月累的口述史，丰富了研究抗战期间桂林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重要的田野资料，充实了桂林抗战史理论研究的资料基础。
       （一）丰富抗战文化人在桂林活动的精神内涵。1938 年-1944 年，云集桂林的大批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造就了著名抗战文化之都，当时的桂林“文人荟萃，书店林立，新作迭出，好戏连台”。
        抗战期间，先后在桂林活动的文艺人士、学者有1000 多人。大批的文化人到桂林，他们的家园情怀，鲜为人知的细节，必须通过亲历者回忆。以田汉先生为例。《义勇军进行曲》（解放后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抗战期间先后4 次到桂林，在桂林停留的时间前后将近4 年。1944 年7 月，日寇压境，桂北告急。在湘桂大疏散中，田汉挺身而出，率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奔赴桂北、湘南抗日前线。在桂林口述资料的收集中，有当年跟随田汉高唱“冒着敌人炮火前进”深入湘桂前线慰问的文抗队员韦敬文、彭英明的回忆，有在桂林得到田汉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当年的孩子”何平的讲述。他在“离衡阳40 公里的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在战壕坡地上举行晚会”，“向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深深鞠躬”[6]，这些都是史料中所缺乏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桂林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也许是资料收集时侧重点不同，从收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桂林地方抗日组织资料看，讲战事的资料多。但事实上，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像临阳联队、灵川抗日政工队等，十分重视文化宣传，以文化的力量唤醒民众，团结抗战。这方面有临阳联队队员李榕珍的回忆《〈黎明报〉的筹办过程》[7]，虽然只出版了8 期，但她带着“黎明必将到来”的美好憧憬，定格在桂林抗战报业史上。此外，以桂师暑期宣传队为基础建立的灵川抗日政工队，聚集了一群知识青年，政工队下设三个组，其中有民报组负责出版《民众周报》，向群众宣传根据地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好消息。从政工队员毛庭栋的口述回忆《战斗在桂林沦陷区的〈民众周报〉》，能够读到办报消息来源的艰辛：政工队没有收音机，消息闭塞，民报组想尽了办法。还经常派队员以做生意为名，到湖南的武岗、城步等国民党后方搜集时事资料和新华日报[8]；还能够读到当周报及时报道政工队抗击日军的胜利消息时，这份油印小报在黎民百姓中的反响。这些口述资料，为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文化抗战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桂林人对文化资源的精心保护。据桂林图书馆馆志资料记载，1944 年秋，日寇入侵湘桂，桂林紧急疏散，桂林图书馆奉令东迁昭平，其精要图书及重要报刊共71481 册分装260 箱，于9 月10 日起航，水运到昭平县城下游20 公里江边的富裕乡石人岛小村存放。抗战胜利后，图书馆奉命复员桂林，12 月将书迁回。这批书回到桂林后打上了“劫后存书”印章。唐现之先生《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中谈到“所有本省重要文献及各种珍本善本，均获保存……然保存图书数量，虽仅为原有图书三分之一，但皆经守剔选之精华，且多属绝版之珍本，其名贵不能以价值计”[9]。对于这段文化资料保护，馆志资料只记载数语，内容单薄。那么当年图书馆员们到底是怎么保护这批图书的呢，为了保护这批书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呢。2005 年，采访者到了昭平县富裕乡藏书地，并与当时的代理馆长黄远志的儿子、图书馆员黄家德、图书馆员的妹妹马明慧等联系，录下了亲历者的口述。《抗战期间桂林图书大转移（上、中、下）》《亲历图书大转移》《誓与图书共存亡》《回忆我的父亲》等近4 万字的亲历者口述文章[10]，再现了当年图书转移的过程，期间的艰辛，管理人员的责任和默默奉献，同时也填补了桂林人对自己本土文化资源保护倾注的血与泪。
        （四）破城之际及沦陷期间的桂林社会情形。据研究者所言，上世纪三十年代湘桂铁路的修建资料，还有日军攻破桂林之际的战事，沦陷期间桂林的社会现状等桂林抗战研究资料比较薄弱，必须重点加以收集抢救。口述史在这方面恰好发挥了其优势。有关破城之际的战事，亲历者口述《黄海潮：七星岩最后一位幸存者》《甘毅：我为壮士收忠骨》《一位日本老兵眼中的桂林保卫战》[10]等等，都是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桂林幸存88 岁慰安妇控诉侵华日军暴行》《我愿意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等口述文章①，通过当年被强征充当慰安妇的韦绍兰老人的血泪讲述，揭露了沦陷期间，日军在荔浦县马岭镇设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成为荔浦县志记载以及世界慰安妇研究中的重要佐证资料。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和夫人陈丽菲，从媒体上看到荔浦慰安妇的口述文章后，多次到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委小古告屯走访调查取证[11]。
        由上述可见，桂林各界对抗战亲历者资料的抢救性收集整理，特别是近年来的口述史资料，其中寻访到的很多见证人，几乎是那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中唯一健在的，大量细节鲜为人知。口述史成果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以《民间记忆———桂林 1937-1945》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范玉春认为，深入挖掘抗战的“民间记忆”，由此而来的口述史资料，在正史记载之外，不仅为研究桂林抗战史留下了第一手珍贵资料，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10]长期关注中国慰安妇、旅居日本的电视独立制片人朱弘在桂林新华书店购进《民间记忆———桂林1937-1945》一书后，巧遇作者，为此书题字“：感谢您们的劳动”，肯定了书中的历史价值。这批口述资料不仅是研究抗战期间桂林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细节资料，而且也成为电视以及新媒体拍摄纪录片的基础资料。如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桂林电视台与桂林图书馆合作拍摄40 分钟的图书大转移纪录片。南宁电视台前期采访组前往桂林专程采访，在其“铁血丰碑”系列节目中专集拍摄“抗战期间桂林人对自己的文化保护”。
三、抗战口述史值得重视的几个实际问题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的历史，亦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全面变化的过程。在口述史中，我们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问题，如主题的选取，记录者的专业素养等。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做好抗战口述史，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一）发挥媒体优势与口述主题的选取问题。如何选取口述主题内容，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发挥媒体优势，从不断披露的新闻线索和资料线索入手，确定口述主题，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法则。而且媒体在征集寻找亲历者特别是“民间小人物”方面，有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优越性。2007 年《桂林晚报》慰安妇报道的线索就是从新华社消息得来的。2007 年4 月21 日新华社消息称：“日本政府在4 月20 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一份答辩书表示，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判决，对此没有异议”。晚报编委会根据消息中提到的“桂林”，组织记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追踪，征集亲历者讲述线索，找到了荔浦慰安妇幸存者，使这段值得去正视而且差点被湮没的历史浮现。
        此外，更多的是媒体可以抓住抗战的重要纪念节点，如逢十的纪念年、抗战胜利纪念日等进行专题策划，讲述百姓故事，从而实现口述史的目的。如桂林电视台《幸存者》，《桂林晚报》“不能忘却的记忆”等都是范本。当然，在学界对媒体的口述报道会持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媒体以口述方式采访亲历者的资料，虽然不能称得很学术的口述史学，但是其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在现实中确为史学工作者甄别所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认可。因此，在抗战口述史采写中，媒体的力量不可低估。最早倡导和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曾任桂林市政协副主席、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桂林市抗战研究会首任会长的魏华龄先生，2005年一直关注着媒体的“民间记忆”，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口述团队的专业知识蓄存及培训问题。口述史不是有闻必录，在忠实口述的基础上，必须对口述中的真伪进行甄别和处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口述团队必须有充足的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团队的总策划人，必须具备历史专业水准和对历史事件的宏观把握能力；在团队进行口述专题之前，总策划人要做好史实文献的资料工作，了解围绕口述主题有哪些文献记载，做出具体的指导性强的实施方案。其次对团队全体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让其理解口述史的方法及要求，同时提高对口述主题的史实及文献记载内容的熟知程度，在分头采访记录时做到心中有数。
口述史不是纪实文学，也不可能想像细节。为此，在培训口述团队时，必须强调“史”的风格，忠于事实，严谨细致，策划设计问卷、现场访谈、成果整理与发表，一个环节也不能少。在整理文稿时，对口述者所讲的事实真伪，还必须根据文献记载做一些考证并加注。如果不是史学专业机构，比如作家协会、新闻媒体，还必须请史学专家作为工作顾问。
        （三）口述成果发表中“精英与民间”关系的处理问题。桂林博物馆、广西师大的史学专家都谈到，由于文献记载多出自文人之手，可以说是“精英记忆”，普通人的声音无法体现出来，历史研究者缺乏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口述史的实践使学术和民众相通，学者和百姓交流，在充分利用现存文献资料上，花大力气挖掘民间记忆，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精英”与“底层”的关系问题。在成果整理与发表中，在书面上也必须很好地体现这一理念。在成果体现中，文献资料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例如《山西抗战口述史》在成文时按内容和问题进行梳理分类，剪裁归并，尽可能保持讲述者原来的风格和语气；对抗战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特殊问题进行了重点发掘，同时对部分口述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文献资料补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桂林晚报口述集《民间记忆———桂林1937-1945》时，责任编辑罗文波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比照编辑方案。每组口述文本之后，链接《桂林市志》与口述者内容相关的文字记录，有利于读者在阅读时，通过链接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与此同时，口述里丰富的个人生命细节，又对链接的文献起到补充与匡正作用。
        （四）亲历者后人口述对象的选取问题。随着抗战老人的相继离世，丰富的抗战口述史料正面临着流失。在抓紧抢救“活资料”的同时，讲述先辈的故事也是重要的口述渠道之一。这可以从一个人的孩时记忆讲，也可以从家里的一件传家宝讲，更可以从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讲起。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合作策划出版的《我家的史诗》，其中有“我母亲”、“我爷爷”、“我伯伯”在抗战中的片断[12]。桂林晚报的民间记忆中，也有桂林退休职工何成德从一个家传的皮箱，讲出父亲抗战时在临桂秧塘机场任职，作为机场机械大队长负责飞虎队飞机维护的故事。
        总之，口述史在抗战史研究中的地位必须充分重视，选择口述的方式应尽量多样化、科学化。进一步抓紧抢救发掘口述资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需要各方的不断努力。实践证明，抗战口述史不仅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同时也拓展了传统抗战史研究的个性空间等，其地位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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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韦敬文，彭英明.记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A].桂林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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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唐现之.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A].桂林市政协文史委.桂林文史资料（第三辑）[C].1983.
[10] 桂林日报社.民间记忆———桂林1937-1945[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3-38；271-285；346.
[11] 蒋扩.苏智良夫妇再探韦绍兰母子[N].桂林晚报，2010-02-23（9）.
[12]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我家的史诗[M].红旗出版社，2011.

        （来源：《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