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口述历史的影像呈现领域，成果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是崔永元的口述历史团队。特别在当前中国口述历史作品仍以纸质印刷物为主的情势下，崔永元的团队为口述历史多样化的形态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在《电影传奇》《我的祖国》等节目成功制作并播放之后，自2010 年8 月起，崔永元策划制作的32 集纪录片《我的抗战》在搜狐视频首播，随后展开地面巡映，最后由85 家电视台同步播出。11月，同名图书《我的抗战》正式出版。2011 年，崔永元团队再次推出了“我的抗战Ⅱ”系列作品，包括30 集纪录片、30 集动画片、一部同名配套书籍及一部真实电影，获得很大成功。其中， 《我的抗战》系列纪录片获得了“2010 全球华人纪录片盛典卓越贡献纪录片”“2011 《新周刊》中国电视榜纪录片特别大奖”“2011 中国电视纪录片协会年度纪录片大奖”等荣誉及奖项，网络收看超过4000 万人次①; 《我的抗战Ⅱ》网络首播第一周点击率超千万。该系列口述历史作品能够如此引人关注，与崔永元“央视名嘴”的身份密不可分，也与节目优秀的表现形式与营销手段紧密相关。但作为口述历史作品，《我的抗战》可以被载入史册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对口述历史特质的深度挖掘与阐释。在众多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历史纪录片中， 《我的抗战》异军突起，其口述历史的原生态特质及质朴魅力是其超越同类作品的关键因素。
一、对象: “我的”声音
        首先，《我的抗战》因其多维而又本色的口述访谈，填补了抗日战争历史呈现与研究过程中的诸多空白。
        据崔永元撰文介绍，《我的抗战》团队的工作最早开始于2002 年，有关战争的采访收集和整理则是从2006 年就全面开始了。其中亲历抗战，口述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老人接近400 位。他们那时的身份有军官，有士兵，有教师，有电影明星，有外国人，还有孩子，总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多种身份，以军人为主。这些人都曾亲历抗战，他们中最年轻的已经80 岁了，大多数都在90 岁以上，抗战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②就是这些中下级官兵、基层文艺工作者、普通医护人员、平民受害者、知识分子、修路民夫、慰安妇、战俘、伪军、侵华日本士兵的口述史料，支撑起了《我的抗战》厚重的架构，呈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状态与过程: 除了正面战场的22 次重大战役及敌后战场的几次著名战斗等有关军事领域的讲述，还涉及民众心态、战时文艺、百姓生活、战时教育、战地医疗、战俘问题、劳工问题以及战争反思、人性拷问等多侧面、多角度的抗战历史，其中许多问题可以说是此前鲜有涉及的，而《我的抗战》则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以《天使》一集为例，这一集是以战地医护人员为主要访谈对象。该集编导深有感触地指出: “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最难的是找不到全面的抗战时期战地医疗的资料: 照片、影像，还有数据。我们除了那些援华的外国医生，找不到自己同胞，那些中国战地医生的名字……松山战役的时候，日军的记录里记得很明白，哪怕是一个兽医，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我们却找不到自己人的名字。”③ 尽管口述史料常常囿于个人视野、经历的有限而流于琐碎，但普通人的角度却因其多维而又本色的平实，关照到了抗日战争历史呈现与研究过程中的诸多盲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源于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的拍摄观念: 以细节重现历史，强调个人化的历史自述。④这也正是口述历史的基本价值取向: 避免使用无所不包的宏观规律来解释受到物质的、情感的、社会的、个体的、肉体的、心理的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具体现象。
        其次，《我的抗战》中个体叙述的细节性不仅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也为历史增添了生命的体温:卢沟桥事变前后老百姓对于南苑兵营的种种印象; 常德守卫战中16 岁小战士首战时的恐惧，以及随后被报仇心激发出的勇敢; 共产党员与帮会头子拉关系时对于人情世故的通达; 伪军作为中国人兼汉奸的多面性; 生死搏斗后坐在山坡上吃糖拌大米饭的香甜感觉……正如崔永元所说，我的抗战呈现的虽然是独特个体的经历，但无数人的无数经历，就构成了抗战史。《我的抗战》系列作品因为这些有温度的细节，使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简单、线性的宏大叙述。1978 年出生的《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也认为: 《我的抗战》不要大历史，要的是小人物的个体经历及自身真实的体验。这些体验“形成了一种可以被模糊体会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纪录片里，通过老人的叙述，使用音乐、动画、特技、照片等等，想要触摸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能追寻到的真实”⑤。尽管这种真实并非宏大叙事视野中的举国一致、上下齐心，但正是这些复杂的心理活动、本色的人间情感、多样的人生选择所交叉呈现出的多面与变化，才最属于真实的历史。而尊重历史真实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尊重历史当事人———那些曾经亲历现场的口述者。正如《我的抗战》首席记者郭晓明说的那样: “你想怎么听，决定了他们要怎么说。你是否愿意倾听，决定了他们兴致有多高……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我们只是在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⑥
二、叙事: “我的”故事
        如何利用个人的、零碎的、感性的口述史料来呈现历史，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总导演曾海若表示: 《我的抗战》是类似于故事片的纪录片，结构与叙述方式都是个人化的，每一集都努力做成有开头、发展、结局的故事片的结构。制作者们围绕着口述者
        抗日战争时期的个体经历，结合时代背景与文献资料，将口述史料整理、贯穿成了一个个相对完整的生命故事。尽管该片的口述者大多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人物，但普通人的生命经历也同样可以揭示复杂、深刻的人类主题，而这也正是口述历史的基本功用及主要魅力之一。
        借助于一个个的生命故事，《我的抗战》成功地实现了个人生命史与时代背景、社会结构的结合，展示了特殊历史阶段中历史及人性的丰富与张力: 《南京保卫战》一集由几个小人物的口述与命运作为引线讲述了那场屠城之战; 以飞虎队为叙述对象的《空中牛仔》一集从小金的好眼神入手引出首位牺牲于中国空战战场的美国志愿飞行员罗伯特·肖特的感人故事; 对于我们都熟知的平型关大捷，《我的抗战》则由战争亲历者对连天大雨的记忆开始; 《姐妹》一集则不仅讲述了女性受害者遭受的暴行，还为我们展示了她们此后的坎坷人生; 以孤身在日本北海道穴居生活13 年的中国劳工刘连仁的一生为叙述中心的《野人》一集，为我们展示的是两代人因战争而改变的人生轨迹……人总是在个体差异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着的，每一个看似孤立的个人故事，都会与时代背景形成连动的相互呼应。《我的抗战》的制作者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经常采用蒙太奇手法对这种联系进行反复交代。《白山黑水》一集中抗联小战士李敏突然遭遇的生死大劫祸起于抗联中人的叛变; 平型关大捷中115 官兵品尝到的胜利喜悦与整个平型关战役，乃至太原会战密不可分。这种时代与个体之间紧密的互为依托关系，让只属于个人的生命故事一次次地引起我们的深思。在《金陵永生》中我们看到曾经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中国妇女的美国女教育家魏特琳，在日军于南京建立统治秩序后，不仅被日本人恶意扭曲，还受到了中国人的排斥，最终不得不离开中国，返美后不久于1941 年自杀。魏特琳的故事成为了《金陵永生》一集的主要线索，为我们展示了包括血腥屠杀、疯狂奸淫在内的人类的残忍、懦弱及博爱与感恩并存的复杂面相。曾海若曾说: 我们的定位就是“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让战争的体验者说话，我们想告诉普通人，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不像纪录片，更像故事化的小型电影。当故事渐渐展开之后，我们看到的内核是人性的永恒价值。
三、关怀: “我的”价值
        崔永元曾有过这样的总结: 《我的抗战》的特点是从口述历史出发， “把人民的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者更多的是关照和打量其个体在一段历史中的命运。因此，不在意或不太在意官方或史学界统一的对一段历史的宏观判断。⑦ 《我的抗战》确实落实了崔永元的这一思路。在《我的抗战》系列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在宏大叙事背后的诸多细节，它们传递着该作品鲜明的口述历史取向: 关注底层及普通民众，对抗话语霸权，对话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更新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表述方式。例如，赫赫有名的飞虎队，似乎是一支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训练有素的高规格美国援华空军。实际上，这些年轻人之所以来华的原因是复杂的: 有要拯救人民的，有想开战斗机的，也有为赚钱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没有真正体会过战争的滋味。当事人娓娓道来的细节讲述，消解着宏大的叙事结构，为我们回归了一个真实的飞虎队。正如年轻编导刘元所反思到的，飞虎队的英雄们是有血有肉，有缺点及弱点的，他们经历了从普通人成为大英雄的转型，也感受到了晚景的悲凉。
        再如，曾经令北平汉奸闻风丧胆的北平抗日杀奸团，其成员却大都是军政高层的下一代: 孙连仲上将之子孙湘德、之女孙惠君，宋哲元之女宋景宪，冯治安将军侄女冯健美，袁世凯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大小姐乐倩文。更有甚者，锄奸团中有些成员就直接出自汉奸家庭，如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伪陆军部长齐燮元外甥冯运修。这些年轻人，自愿告别了童年的简单、明媚，毅然摆脱了家庭的荫庇，选择了一条行走于危险与死亡地带的边缘之路，显示了超越时代及阶级的人性。战争既是人性的最大败笔，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摧残。在战争状态中，人性往往被挤压到了最逼仄的空间中，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也处于暴露最充分的时刻。在这个充满战乱与死亡的特殊时刻，我们甚至不能对人性的善与恶做出分明的判断，在人性的巨大张力背后，是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在《我的抗战》中，我们看到的是: 在无休止的大轰炸中，重庆市民在防空洞内由害怕到谈笑风生，防空洞里开起了茶馆，人们之间传诵着“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的民谣; 血肉之躯的战士为什么能不怕死，是因为大家都在死; 原内战主力军———川军军队拼命抗战，以赎二十年内战之罪; 为了从日军手中收复腾冲，腾冲籍的远征军战士们必须亲手毁掉自己的家乡; 八女投江用生命掩护下来的领导竟然选择投降; 年轻的北平抗日杀奸团成员在完成自己的杀手成人礼———手刃汉奸时刹那的迟疑。借助于口述历史的方法，《我的抗战》进行了许多直指人性的反思: 呼唤人性中的真善美，感慨人性的复杂特征，从理解之同情角度解读人性的多元面相，最大限度地肯定人性的价值。崔永元认为，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其实与现今无太大差别，人们同样面临选择、诱惑、彷徨，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面貌虽然不同，但实质上是相同的。在我的抗战中，那一张张写满沧桑的脸传递着一种“淡然”，即使在当年奔上沙场、出生入死的时候也同样是“淡然”的。我想，支撑着这种“淡然”的，应该是一种时代使命的觉醒，也是原初的生命价值的回归。
四、未来: “我的”答案
        《我的抗战》体现了口述历史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同时也为口述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极大的空间。特别在当前中国口述历史作品仍以纸质印刷物为主的情势下，《我的抗战》为口述历史多样化的呈现形态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作为非专业人士制作的口述历史作品，“我的抗战”系列拥有着学术研究的严谨和科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的抗战》系列作品也存在着一定的提升空间。除了个别处的细节问题( 如字幕、发音不匹配，讲述人身份标错) 及技术性问题( 如战场遗址及实物资料较少等) 外，《我的抗战》系列作品从整体上看，仍更接近“口述史料”，而非“口述历史”。对于口述历史来说，抢救和保存“口述史料”，只是一个基本前提，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无限地接近历史本来面目，这是由口述历史的特点决定的。口述史是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有助于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空间，不仅可以促使口述者追溯、挖掘已经淡忘和丢失的记忆，更有意义的是，还可以促使研究者增加反思的角度及层面，对原有的思维架构和认知内容产生校正作用。⑧可以说，口述者的口述史料唤醒了该节目制作者们的自我反思。《四十七天》的编导伍安生感慨到:“衡阳保卫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被誉为可以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媲美的城市争夺战。但是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以前却不曾知道这样一场战争的存在!”⑨《忻口硝烟》的编导杨程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是山西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生活的地方就在距离忻口只有100 多公里的地方。但是对于1937 年的那次会战，我几乎从未听说过……10 万人战死，21 天死战，还有在中国抗战史上阵亡的第一位中将军长。在接触到这个片子之前，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⑩除了对既有知识结构的补充作用以外，口述史料还引起了制作者们的深层思索。如崔永元对于“民族的弱点”的探究瑏瑡， 《在延安长大》一集的编导罗峥承认想象与实际有差距，《永远的微笑》编导对于两个时代不同爱情特点的对比，《锄奸》编导李戎对于叶于良老人个人命运的慨叹，《长城谣》编导李慧对“八年抗战中国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这一主题的寻求与困惑瑏瑢。但我们也遗憾地发现，《我的抗战》系列的相关思索绝大多数还集中于情感拷问，而缺乏深度的问题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低估和“浪费”了口述历史的真正价值，也使得作品本身产生了一定的局限。
        此外，在《我的抗战》2010 及2011 年分别推出的两个系列间，逻辑上的延续性似乎也较为缺乏。而在每个系列中，各集间的线索关系也不够清晰。如在《我的抗战Ⅱ》中，六集以远征军为主题的片子中，线索较为混乱，特别是其中第23 集《远征》，顺序至少应调整到第20 集《野人山》之前。这当然不能苛责制作者们，口述史料的零碎、官方话语的制约、过度娱乐化的时代特征等都在规约着表达的维度与深度。但在可以操作的范围内，我们发现《我的抗战》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提炼出问题并完成口述史料的连缀的，如第5 军的200 师，作为世界第四支机械化部队，在昆仑关战场、滇缅战场等诸多重要战役中都有浓墨重彩的表现，相关的口述及档案资料也还算充实，可以以之为线索进行问题的提炼及内容的组合。还有，口述史最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历史认识主体( 包括采访者与口述者) 的共同参与及密切合作，但《我的抗战》基本上还是口述对象的单向度的呈现，采访者的角色还没有充分扮演出来。其实，根据崔永元的自述，《我的抗战》只是一个半成品，它的亮相多少有些提前了。崔永元的整个“口述历史”公益项目包括战争、外交、电影、私营企业、社会发展史五大领域，《我的抗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最早他也没有计划要做出片子，他期待的是建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做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系统，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可以和先人温馨对话的机会”。但为了对被采访的老人有个交代，同样也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 周年，《我的抗战》纪录片于2010 年8 月在网络首次播出。不管初衷怎样，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必须承担阐释者和建构者的角色，因之深切的时代烙印，口述历史已经并正在形成着中国的当代影像史学的传统和品格，并对未来发挥着积极地影响作用。
         口述历史的本质是“当代人治当代史”，从业者必须具备批评探索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崔永元坦诚在其进行口述史料搜集的时候感到悲凉、孤独，抱持着自我欣赏的心态，但作品推出后强烈的社会反响使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感觉到不再孤独。《我的抗战》系列作品得到了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同，不仅因为其所采用的成熟、优秀的营销和传播方式，也不仅因为做到了“通过动画这种表现形式在凝重的抗战历史回忆中寻找到最生动的生命痕迹”瑏瑣，更因为其出色的口述历史特征为影像史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抱持着一种求真求解的精神去尽可能地触摸历史原貌。

注释:
①②④⑦瑏瑣崔永元、胡小鹿: 《〈我的抗战〉纪录片运作的多元探索》，何苏六主编《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 20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240、241 － 242、242、241 页。
③瑏瑢《中国传奇2010 之我的抗战》节目组: 《我的抗战: 300 位亲历者口述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年版，第141 页。
⑤⑥⑨⑩瑏瑡“我的抗战”节目组: 《我的抗战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 年版，序言二、序言三、第68、2 页。
⑧ 李小江: 《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 年版，总序。

        （来源：《现代传播》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