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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经验

张晓霞:抢救历史——以四川抗战口述史为例

        英国国家口述资料档案馆Robert Perks 先生有一句名言:“一个睿智老人的死亡带走的是一部历史”,做口述史因此具有史料抢救性质。[1]笔者曾于2007-2008 年参加了成都市社科联项目“川军将士出川抗战记忆”的相关工作,主要采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四川老兵,包括国际战场(主要是印缅战场)和国内战场,有机会接触到四川抗战口述史工作,对Robert Perks 先生的这句名言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1 四川抗战口述史工作的重要性
1.1 四川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中,四川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期间共有340 万川军出川抗战,伤亡64.6 万人,约占全国抗日军人伤亡人数的20%;担负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担负了将近40%的军粮,把自己生产粮食中的32%送上了前线;接待和安置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机关57个,内迁企业近700 家,内迁高校48 所;为了空军的需要,成都地区以最简陋的工具和最快的速度赶修了九个飞机场;1943 年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4 万多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飞赴印缅补充远征军;1943 年底冯玉祥发动的节约救国献金运动中,四川各地节约献金总额约达5 亿。
        1946 年5 月7 日,《新民报》发表了题为《莫忘四川》的社论,文中说:“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特殊的,抗战期间,四川不仅为中枢政府所在,容纳了所有全国性的行政机关,养活了不愿做奴隶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战一事而论,征兵征粮,以四川的负担为最重;出钱出力,又总是率先倡导。假如没有四川,我们就不能想象抗战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1.2 四川抗战档案史料不足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四川省档案馆于 2005 年 8 月编辑出版了《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2]一书,书中对四川省各档案馆(包括重庆市档案馆)收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抗战档案史料进行了介绍。但是,这些档案大都是宏观层面的训令、办法、规则以及情况报告,比如“四川省政府关于疏散重庆市人口的训令”、“成都市疏散人口办法”、“自贡市政府为本市被炸及善后情形致省防空司令部电”等,缺少抗战亲历者的证词,尤其是那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们的回忆。虽说也能从这些宏观材料中窥见当年抗战的行迹,但显得不够生动,不够立体。再者,由于过去的研究偏重强调中共在抗战中的贡献,忽略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击日本侵华军事主力方面的作用,当然也就较少注意到当时四川国民党抗战将士的作为。因为健在的历史老人已经越来越少,所以在有关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文献中,当事人的记忆材料尤为珍贵,既可以提供原有档案所没有的史料,又可以弥补原有档案史料不够生动、不够立体、内容枯燥、可读性不强等缺陷和不足,形象生动地活现历史事件或者其人生轨迹。比如,今年83 岁的黄绍甫老先生,是原新一军教导总队学生六队的普通士兵。父亲是李家钰的驻京代表;二叔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当时在省委任职;六叔是空军,笕桥一期毕业,当时是新津机场的场长。由于痛恨日本的嚣张气焰,心系国家存亡,虽为家中的独子,老先生还是瞒着家里,先后两次参军。1943 年在重庆参军,被家里人抓回家后,又悄悄在成都参军,随军队直接来到印缅战场。先后辗转汀江、密支那、八莫等地。回国后,老先生到四川大学政治系念书,后来又经历了“肃反运动”、“整风运动”、劳教……现在老先生孤身一人在成都,妻子早在1950 年代就和他离婚了,女儿也不知去向。父亲
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二叔当年已到美国定居。老先生现在靠教小提琴为生,租住在农民的房子里,生活毫无保障。所幸身体还非常硬朗,81 岁高龄时自学电脑,靠键盘打出了自己的回忆录《老兵沉浮记———乐与泣的自白》,近 9 万字。在该回忆录里,真实地记录了青年学生从军抗日、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在孙立人将军的带领下开展反攻打败日寇、新一军广州受降等一系列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辉煌历史,同时也真实记录了1950 年代后中国所经过的种种坎坷以及这些老军人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谈到“我们该如何纪念抗战”时,老先生说:“我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我们中国曾经有这么一段历史,让更多的中国人懂得珍惜我们的未来。”可以说,黄绍甫老先生向我们描述了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真实而又具震撼力。这种极具代表性的普通老兵的历史回忆对我们研究那段历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四川抗战口述史工作的紧迫性
        参加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已经越来越少,四川抗战的光荣历史可能被集体遗忘在我们采访的抗战老兵中,最年轻的在受访时已经80 岁了,年纪大的接近100 岁,而且大多数老兵的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这段悲愤激昂、不屈不挠的全民战争所遭受的民族灾难会逐渐淡化。如果我们还不采取行动,若干年后,这段历史就真的销声匿迹了。抢救那段历史记忆,刻不容缓!就是当下,四川本地的青少年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更有甚者说,人民公园那个川军塑像是红军的塑像。笔者曾经对200 名左右的大学生进行过一项调查,很少有人知道“川军”、“远征军”,即使知道这个称谓,对详细的情况也是根本不了解的。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历史这样被遗忘,我们如何向后代们交代。照此下去,我们的后代如何看待我们?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这段光辉的全民族战争的历史,让他们知道四川曾经在抗战中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是多么的了不起。四川著名作家郑光路所写《川人大抗战》一书,被认为是“填补中国抗战史空白、颂扬四川人民伟大历史功绩”的著作,叙述了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宣传了真实的四川抗战时期的伟大形象。郑光路曾慨叹:“由于各种原因,才隔50 多年的这段鲜血浸透的历史,现在许多人根本不清楚了!而一些以四川抗战时期为背景、戏说历史的影视剧、通俗小说之类,不但扭曲、丑化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川人抗战史,也对中国整个抗战形象产生严重损害。”对历史的扭曲丑化比不知道历史更为可怕!
2.2 其他省市抗战口述史料收集工作的进展
        目前,我国已有很多省市在进行抗战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并且取得了较多较好的成果,其中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的采集是目前抗战口述史料采集中力度最大和成果最多的。南京市政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先后在1984 年2—9 月,1991 年暑假和1997 年暑假组织过以南京市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普查、复查和口述史料征集工作[3],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南京大屠杀———事实及纪录》、《黑色 12·13———南京大屠杀最新揭秘》、《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等。此外,还利用这方面口述史料制作了一些影视片。南京在抗战口述史方面取得的成绩值得我们四川借鉴。
2.3 国际上口述史料收集工作给我们的启示
        狭义地说,口述史出现于20 世纪40 年代的美国,它已被普遍地运用于各个学科,如政治、历史、军事、艺术、社会史等等。在法国,口述史的一些重大选题,不仅是历史学家的选择,而更是一种政府的行为。政府非常重视用这种方法来抢救和记录民族的历史,每年在这方面都有相当比例的预算,并由政府部门直接来组织和采集口述历史资料。这些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开展口述史工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四川省政府应该有专门规划和专项资金进行四川抗战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具体方式可以委托学术机构、大学及其他机构和组织进行。
3 开展四川抗战口述史工作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采访者应该具备的条件
       为了保证采访质量,采访者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熟悉抗战大背景及四川参加抗战的背景、经过、大事件、著名人物,熟悉被采访者的主要经历,对抗战史有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对当时的事件了解清楚。第二,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能提出与研究有密切联系的问题,善于引导受访者回忆并说出自己真正的观点,引导他或她从“我们”到“我”,重点谈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经历、感受,这样的历史才更丰满、更有立体感。第三,事先要有充分准备,明确目标、查阅资料、设计问题。
3.2 如何看待口述史料的真实性
        关于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口述史料仅仅是事后的回忆,并不是当时当事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所以口述史料不能称之为“口述档案”;另一种观点认为,口述史料就是口述档案,它是重要的凭证和参考。笔者认为,口述史料是否能被称之为“口述档案”这个问题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充分认识到口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口述史料并不是当事人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原始凭证,但是在文献缺乏、微观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它的作用是不容小视的。虽然有可能存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情况,也有可能存在故意的欺骗和隐瞒,但是它还是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以及他本人对历史事件的感知和认识。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对其有相同的感受和体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世界才是五彩缤纷的。当然,口述史料要与档案史料和其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
3.3 如何尽量还原历史
        要想尽量还原历史,克服一些口述史中可能会存在的失真问题,可以做以下尝试。第一,尽量多采访一些当事人,尤其对一些有分歧之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访。一个人的记忆可能会出问题,若干人的记忆就会更加接近事实本身。如我们采访的远征军大多对孙立人有很深的感情,都认为孙立人是一个慈祥、智慧、爱护士兵的中国军官,这说明他在士兵心目中确实是这样一个人。黄绍甫、马家仪、徐文等在口述中都提到孙立人曾经对他们讲过美国军校新兵“猫”和“老鼠”之间的关系,这说明这件事在当时确实存在过。我们采访的每一位远征军,几乎都提到了1943 年坐飞机去印度参战的场景,描述基本都是一样的,说明这个场景基本是属实的。
        第二,关注受访者的心理状态,让受访者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接受采访。采访地点根据受访者的要求来定,可以在受访者家中,可以在访问者单位,但前提是要给采访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对四川抗战老兵进行采访时,我们一再给他们介绍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够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第三,关注受访者本身的状态,如记忆力、表达能力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们年纪越来越大,身体条件也越来越差。当年我们在成都市第三福利院采访97 岁的陈时中老先生时,发现他说的话我们很难听清楚,我们说的话他也不容易理解,这给我们的采访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幸好陈老先生还保存了很多实物,有照片、军功章等,为采访的继续进行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第四,尽量尊重受访者的原话,不要掺杂采访者的观点和意图。在整理录音资料时,我们尽量按照被采访者的原话来陈述,除了加上一些必要的关联词、主语之外,尽量不加入采访者的观点。
第五,关注底层官兵的话语权。传统史学的口述资料主要来自社会的上层,当代口述史学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下层,重视对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研究,多层面、多角度地反映历史。例如在美国,以往不受重视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口述史学现阶段得到了较大发展。而四川各档案馆现存的抗战档案史料中,很少有底层官兵的文献,有的都是关于刘湘等大人物的材料,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历史。只有采取口述的方法,抢救性地保存一些底层官兵的回忆,才能弥补现有文献之不足。
4 档案馆要加强对四川抗战口述史料的收集和征集工作
         前面曾经提到,对口述史料是否能称之为“口述档案”尚存在分歧,但是档案馆并不能无视口述史料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档案概念是有广狭义之分的。狭义的档案仅仅是指具有凭证价值的原始记录,口述史料不在此范围。广义的档案概念除把具有凭证价值的原始记录作为关注重点之外,还强调兼收并蓄,把其他各种类型纳入自己的视野范围,其中就包括口述史料。今天的档案馆工作既要注意到本身的工作重心仍然是狭义的档案即具有凭证价值的原始记录,又要拓宽视野,把自身工作与公众文化兴趣相结合,更立体、更全面、更丰富地去还原历史和进行文化传承,丰富馆藏,优化馆藏,加强档案馆的文化性,为公共档案馆建设创造条件。最近十余年,我国档案事业正经历着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过渡的巨大变革。2007 年12 月,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强调:“要积极调整馆藏收集范围,……建立面向民生的多元化档案资源体系。”馆藏档案来源与内容的多元化,是档案工作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体现。[4]所以,四川各档案馆要重视四川抗战口述史料的收集和征集工作,丰富馆藏,留下记忆,形成自己的馆藏特色。
        第一,针对馆藏档案的不足,主动组织采访。当然,对档案馆而言,要自己组织力量去采访,难度还是很大的。可以由省市档案馆牵头,发动高校、相关团体的力量,主动地、有针对性地去收集一些。比如,四川参加川军、远征军的人数特别多,这部分史料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如果做好了,功德无量;做不好,机会稍纵即逝,再没有补救的可能。其他省市部分档案馆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如:常熟市档案局(馆)与中共常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编辑出版了《警钟长鸣———侵华日军常熟暴行口述档案》一书;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南京市档案馆采用现场录音和录像的方法,采访了60位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建立“抗战老战士口述档案”并永久存档。
        第二,加大宣传力度,征集口述史料。在1995年和2005 年前后,四川也掀起了做抗战口述史的热潮,其中既有媒体的参与,也有专门机构比如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努力,更有参加抗战老兵或其后人的奔走。印缅战区在蓉中国老兵于1995 年9月编写了《二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内容均为老兵们的回忆。网易、南方都市报和华商报于2005 年联合推出了“寻访抗战老兵———纪念抗战胜利 60周年大型特别报道”活动,采访范围涉及20 多个省区,寻访抗战老兵60 名。[5]云南腾冲中国远征军资料收集组曾于2007 年底到成都市档案馆查询“成都青年远征军”主题档案的相关资料,为筹建“中国远征军抗战纪念公园”做准备。档案馆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公告,注意和新闻媒体、作家、相关组织及个人的合作,征集其口述史成果,给予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丰富馆藏口述史资源。笔者参与的“川军将士出川抗日记忆”项目的成果已经交给四川省档案馆永久收藏。从中可以看出,四川各档案馆在为四川留下抗战记忆的工程中是大有可为的。


参考文献
[1] 李小江.口述历史与档案工作[J].中国档案.2006(1)。
[2] 四川省档案馆编. 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 徐国利. 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J].学术研究.2005(6)。
[4] 张斌,徐拥军.档案事业: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J].中国档案.2008(9)。
[5] 徐国利.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抗日战争研究.2006(3)。

        (来源:《档案学研究》2011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