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兴的史学研究阵营中, 口述史大行其道, 颇有一枝独秀之势。当代中国史是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二者在研究范畴上具有内在的耦合性。“ 合之则两美, 离之则两伤”[ 1]70 。由于国史研究的“ 当代” 特性, 历史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录、访谈录等被广泛应用。这一方面增强了国史研究的丰富性与生动性, 一方面也引发了关于口述史如何定位的争论。这种争论伴随着口述史在国内兴起和发展的始终。① 其中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回忆录、访谈录等是否算作口述史以及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是否可信等问题。
        在笔者看来, 这种争论的实质是混淆了两种不同层次的口述史。口述史具有双重角色, 既是一套学术体系或曰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方法论。笔者在此不揣简陋, 对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作一典型化界说, 以求教于方家。为表述方便起见, 本文在表达作为学科的口述史时使用“口述史学” 这一概念, 在表达作为方法的口述史时使用“口述史料”这一概念。
作为学科的口述史:口述史学
        口述史首先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正如美国学者J · 福克斯所说:“(它)既指一种收集和传播史料的方法, 又指全部或部分以这种史料为依据的文献。”[ 2] 11 国内学者朱志敏认为, 口述史学在学科层次上与史料学大体相当, 从属于历史学[ 3] 68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 产生于20 世纪40 年代。美国口述史联合会(the America n Ora l Histo ry Associa tion)宣称, “口述史在1948 年被确立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 当时, 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阿兰· 内文斯(Allan Nevins)开始记录在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录” [ 4] 73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口述史学在国际史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关于什么是口述史, 学术界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 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保尔· 汤普逊)①。“ 出于历史重构的意图对于过去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调查访问”(罗纳德· J· 盖列)②。“ 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 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路易斯· 斯塔尔)③。“ 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 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 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 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 经与文字档案核实, 整理成为文字稿” (杨立文)[ 5] 120 。“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 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 利用科技设备, 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 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 再经研究加工, 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钟少华)[ 6] 414 。“ 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 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杨祥银)[ 7] 5 。“ 亲历者叙述的历史”(程中原)[ 8] 12 。上述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口述史做出自己的理解, 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 他们的定义各有侧重。但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归纳出一个学术共识点:口述史就基本的含义而言是以口头资料为依据产生的历史学研究成果, 是一套学术体系,一门学问。因而, 把口述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和研究范式予以界定, 是有其学术价值基础的。从内涵上来说, 口述史学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特点。这一方面表现在它的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来说当然与作为一级学科的历史学是一样的。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对象, 也就是以某一当事人口述的亲历历史或生平经历为研究对象, 而有别于一般史学以文献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相对于一般史学, 口述史学是另一种史学。口述史学所讲的不仅仅是口述史料, 还包含如何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在它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口述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有一般历史研究的知识和方法, 而且需要独有的知识和方法。如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计划对当事人进行采访, 在采访的过程中需要协调与被采访对象的关系, 恰当把握被采访对象的心情, 激发被采访对象的记忆, 帮助被采访对象如实说出所经历和所知晓的史实;还需要运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史料采编;对采访到的资料需要有不同于文献史料的整理和保存。这些都是一般历史学和史料学不能所及的。作口述史学研究的过程可类型化为两个步骤:收集史料和将史料转化为研究成果。
        首先, 研究者需要通过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口述史料。调查、访谈的主要媒介是录音。一般认为, 现代口述史的出现与现代高科技的传媒技术相联系, 必须有录音或录像记录, 必须完好地保存录音带录像带, 必须是史学工作者和口述者双方合作的产物。[ 3] 70 美国口述史学会《口述史评论》杂志主编布鲁斯· 斯代夫(Bruce M .Stave)把口述史定义为“ 通过有计划的录者采访发掘原始史料” , 并说“ 录音环节至关重要” [ 9] 253 。著名史学家戴逸认为,“ 现代口述历史和上古先民的时代不一样, 它是应用录音或音像设备, 把原始材料完整保存下来。”[ 10] 5 钟少华也认为“ 口述史料是通过口述所搜集的史料, 可以是录音形式, 也可以是以文字形式, 但文字形式要有录音为依据”[ 6] 414 。可以看出, 录音是口述史的外在标志和载体。没有录音作介质的口述材料不能看作口述史学。
        其次, 研究者在史学研究规范的指导下, 将口述史料整理成研究成果。同样, 没有作这种转换的口述材料也不能算作口述史学。这里涉及到的是口述史料的记忆和表达问题。记忆是历史的本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贝克尔就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 11] 567 。口述史学则是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 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口述史学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 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 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然而, 记忆过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可以说回忆本身是混乱的, 并不是确保准确的, 它既包含着事实, 也包含着想象。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记忆的可靠性问题, 即记忆是否可靠、记忆是否忠实于事实。综合起来看,记忆的不可靠性主要有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问题和记忆本身的选择性问题两个方面。任何个体的记忆本身都带有感情色彩, 不带有感情色彩的记忆是不存在的。生活的繁杂和琐碎使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记忆某些事物、遗忘另一些事物。“ 他在他的记忆中挑选与强调那些他体验为有意义的时刻, 而他允许其它时刻沉没到遗忘之中。”[ 2] 107 但一个基本的问题是, 人们总是从个体的角度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或情境赋予事件以意义, 并以意义为标准有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
        记忆虽是口述史学的基础, 但记忆的历史与实际的历史并不能保证完全吻合。记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依据, 但并不等同于历史。历史是不能被复制的。事实上, 人们回忆出来的历史是一种被重构了的历史, 一种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由历史亲历者根据记忆中的客观事实主观建构的历史。简而言之, 口述史学是亲历者记忆与重构的历史。作为一套学术体系, 口述史学关注的不是“ 真实的过去” , 而是“ 记住的过去” , 关注的是历史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记忆的不可靠性成为部分史学家反对口述史学的依据。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就认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 宝贵的线索' , 但是总的来说是保存了` 一堆废物' ”[ 2] 12 。在笔者看来, 记忆的不可靠性固然使得口述史料在运用上须取谨慎态度;但正是这种不可靠性给了研究者表达的空间——— 研究者可以按照一定的逻辑将口述史料整理成研究成果。由于记忆的不可靠, 可以根据史料与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组合成“ 记忆中的历史” 。以笔者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一篇硕士论文为例, 作者通过对一个村庄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口述访谈, 将土改时期村民的生活和心态变化作了梳理和记录。作者的写作基于这样的认识:“ 仅仅把理论当作观察现实世界的一种工具, 采用描述而非评判的方法去展示历史。换言之, 理论可能出错, 口述史的真实性也可以怀疑, 在理论与真实世界发生冲突时, 采取描述的方法就有可能将这一冲突展现给读者, 让他们自己评判。然而, 在对口述史的搜集、整理与写作过程中, 都将不可避免的掺入作者的观念, 因而作者接受的理论资源也必将对本文的写作产生影响。”[ 12] 5-16 该文将访谈资料按照土改运动的发展脉络予以排列组合, 贯穿其中的是一条主线:村民记忆中的土改是个什么样子的? 作者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 记忆中的历史” , 是与文献记载的历史相对应的另类历史。这其中同样渗透着研究者的学术创造, 属于学术理论体系的范畴。当代中国史因其“ 当代” 性, 尤为需要口述史学研究的支撑。特别是近年来, 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 眼光向下” 的社会史趋向。[ 1] 70有学者也指出了国史研究的视野问题:“ 国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只是会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的思想与活动的再现。社会的反映, 群体的影响, 普通个人的动态, 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 才能写出共和国历史的全貌。”[13] 19要探析“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 感受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 补充文献资料所不能反映的历史信息, 丰满历史的血肉, 作口述史学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研究路径。同时, 与时间赛跑式的抢救“ 活材料” , 也促使着当代史家们关注口述史研究。[1]73 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建构富有自己特色的、完整的口述史学。史学界需要有一套生动的、直观的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社会层面成长发展历程的“ 另类国史” 。

        （来源：《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