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 产生于20 世纪40 年代。美国口述史联合会(the Americ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宣称:“口述史在1948 年被确立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 当时, 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开始记录在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录。”[ 1] (p73)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口述历史在世界各地已取得相当引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出版了一系列的口述史著作, 而且各地相继建立口述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和专业刊物。① 目前, 口述史研究已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关于什么是口述历史, 学者们却众说纷纭。仅举几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教授认为:“ 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 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 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 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 经与文字档案核实, 整理成为文字稿。”[ 2] (p120)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则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 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 利用科技设备, 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 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 再经研究加工, 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 3] (p414)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 r)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 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 4] (p37)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一书的作者保尔·汤普逊认为:“ 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 5] (p2 2)著名口述史学家罗纳德J.盖列则将口述历史界定为“ 出于历史重构的意图对于过去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调查访问”[ 6] (p63)。
        上述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口述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解, 但从他们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认同一点:口述历史就“ 基本” 的含义而言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方法, 或更狭义的层面上讲是收集和保存史料的方法。口述历史是以调查访问的方式收集、保存和研究口头资料, 当然口述历史的含义很广, 如美国学者J.福克斯所说:“(它)既指一种收集和传播史料的方法, 又指全部或部分以这种史料为依据的文献。”[ 7] (p4 1)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或方法必然涉及到它在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与价值性问题。口述历史几十年的发展可以说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但在理论层面上却时常听到来自其他学者的质疑声, 甚至美国学者M .海德认为“ 目前它还缺乏哲学和理论基础”[ 8] (p42)。因而, 本文试图从理论层面上就口述史学中的记忆和诠释两个问题作一些简单的论述, 以求教于方家。

一
         历史的本质在于记忆, “ 对记忆的实际体验证明, 过去曾经存在, 也因此激发重构过去事件的努力, 甚至产生非做不可的冲动”[ 9] (p25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贝克尔便将历史定义为“ 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 10] (p567)。口述历史是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 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口述历史正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 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 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早期西方口述史家也大多认为回忆是再现往事的有效手段,是个人实际生活的真实证据。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Raphael Samuel)便认为:“ 口述证据是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 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 而文献则不然。” 此外, “ 口述史料特别自然, 未加修饰… … 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 11] (p15)
         然而, 记忆过程却具有高度复杂性, 可以说回忆本身是混乱的、并不是确保准确的, 它既包含着事实, 也包含着想象。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托什所说:“ 这种回忆无论多么明确、生动, 都受了事后经历的影响, 可能由于受到其他方面(特别是宣传媒介)的影响而使回忆变得不纯;可能因人们的怀旧情绪使回忆带有感情色彩(` 那是好的' ), 或因童年不幸的遭遇一直深藏心底而使回忆变形。”[ 12] (p84 —85)简而言之, 这是一个记忆的可靠性问题, 即记忆是否可靠、记忆是否忠实于事实。确实, 记忆的不可靠现象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如美国学者帕特里克(Patrick Hagopian)在做越南战争的口述史时, 发现许多被调查者提供的信息都是虚假的, 甚至一些自称为越战老兵的人根本没有到过越南。[ 13] (p593 —595)综合起来记忆的不可靠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问题。任何个体的记忆本身都带有感情色彩, 不带有感情色彩的记忆是不存在。带有感情的记忆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扭曲事实的本来面貌:一方面, 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的感情因素, 被调查者会故意扭曲记忆。学者贺尔维格(Stuart J·Hilw ig)在做关于1968 年意大利的学生运动的口述史调查时, 注意到各个参加运动的学生的父母大多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孩子没有使用暴力[ 14] (p587-589);另一方面, 由于感情心理机制或体验方式的作用, 人们往往会在无意识下扭曲记忆。例如最近经常讨论的关于中日战争记忆的错位问题, 由于在感情体验上人们更加容易记住被害的经验而不是加害的经验, 因而对于日本来说二战更多的是广岛的原子弹而不是南京大屠杀。中国与日本在战争的感情记忆层面上的指向是不同的, 正是这种指向的差异性从而使中日双方关于战争历史事实认识缺乏共同的平台。二、记忆本身的选择性问题。生活的繁杂和琐碎使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记忆某些和遗忘另一些。由于“ 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15] (p5), 因此记忆的选择性涉及到人们对事件的意义编码问题。人们总是赋予所发生的事件以意义, 以意义为标准有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他在他的记忆中挑选与强调那些他体验为有意义的时刻, 而他允许其它时刻沉没到遗忘之中… …”[ 1] (p107)

        但一个基本的问题是, 人们总是从个体的角度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或情境赋予事件以意义, 或者说以“ 文化代码” 为基准进行事件的意义编码。然而个体的经验并不等于历史事实, 同时事件的意义本身具有开放性, 因而事件意义的赋予具有历史情境的差异性。三、记忆的历史重构问题。记忆的本身基点是时间性, 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点去回忆。记忆在时间上具有历史差距, 在这过程中记忆可能是变动不居的, 也可能是僵硬不变的。所以记忆本身具有历史性的重构问题, 这涉及到多重因素的作用,如记忆的社会性、权力在记忆重构中的运作等。个体的记忆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 记忆可以说是个体的, 但在更大意义上记忆是社会的。当年杜克海姆的同事哈尔布瓦斯(Maurice Halbwachs)便曾对那些在实验室内挖空心思检验个人记忆的科学家们讲道:忘记个人吧, 任何对个人记忆之缘起的讨论必须放在宗族、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国家的互动之网中来解释, 家庭记忆并非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大杂烩或拼贴画, 而是过去的集体再现形式, 换句话说, 记忆是一种社会结构。[ 16] (p55)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三者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 个体记忆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循环之中建构自身, 因而叙述者的记忆本身更多的是在叙述着其集体共同意识的声音。另一方面叙述者的个体记忆的社会性或集体性建构必然会牵涉到权力在记忆中的运作问题。例如, 二战后以色列或犹太人便通过各式各样的权力运作(广义上的权力, 包括政治式的国家权力, 经济权力, 道义权力等)从而建构了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模式和个体记忆模式。四、记忆的现实取向。人们的回忆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 因而人们的许多记忆便存在将历史和现实相协调或以记忆服务于现实的现象。在口头传说中非常常见的情况, 便是利用口述传说的变更来证实当时通行的特定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戴维·赫尼基如此概括这种情况:“ 在那些以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为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基础的社会中(当然, 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社会), 口述能借助现在摆脱过去的束缚, 因为它使对过去面貌的记忆——— 如以往统治者的活动及他们前后的更替——— 符合不断变化的自我形象(self-images)。”[ 17] (p90)
        总而言之, 记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依据, 但它并不等同于历史, 记忆所具有的事实内容是有一定限度的, 它作为历史的依据也存在一系列的不可靠性。正是记忆的不可靠性成为部分史学家反对口述史学的根据。美国历史学家B.塔奇曼对口述史学的批评极为尖锐, 她认为:“ 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 宝贵的线索' , 但是总的来说是保存了` 一堆废物' 。”[ 7] (p41)英国学者泰勒坚持对口述访谈方法的控制,“ 在这一问题上, 我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派… …老人们流着口水胡扯他们的青年时代——— 不” [ 1] (p86)。笔者承认记忆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存在许多问题, 但这些问题能作为取消口述历史的理由吗?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的认识 记忆的不可靠性其实是一个客观性问题, 所以首先来谈谈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或历史事实, 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过程, 它具有一维性和已逝性(即不可再现性)。历史作为消逝了的过去, 是人们无法直接接触的(即使口述史学也不例外)。

        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不在场的, 是当下缺席的, 人们只能通过历史中介——— 历史的遗留物(如文字、符号、历史遗迹、记忆等等), 经过分析、推理、判断甚至是想象, 从而来认识历史事实。因而我们所获得的历史事实, 是经过历史认识主体重新建构的历史,是历史认识层面上的事实。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在时间上过去的事实, 而其直接接触的客体却是历史的遗留物。问题在于经过权力的选择和古人的精心构造的历史文献或非常偶然的历史遗迹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吗? 即使历史学家能够认识他所直接接触的研究客体,然而能够通过此来达到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吗? 传统历史学家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类比法” 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 类比法” 的前提是共性, 而从历史存在论的角度看, 不存在所谓一般的或“ 普遍的主体” , 只存在历史性个人。历史性个人说明多样性的存在, 因而“ 类比法” 在历史研究中的使用便存在是否恰当的问题。另一方面, 传统历史学家沿用自然科学的主客体模式, 认为历史认识的对象是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存在的。然而实际上在历史认识领域中的情况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主客体模式:历史认识不可能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对立实体(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我们并不存在于历史之外, 我们就在历史之中生活, 也就是说人的存在和认识具有历史性。伽达默尔怀疑人们是否能够客观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处境, 他认为:“ 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并不处于这处境的对面, 因而也就无从对处境有任何客观性认识。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之中, 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 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 乃是一项决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
        … …所谓历史地存在, 就是说, 永远不能进行自我认识(Geschichtlichsein heisst, nie im Sichw issen Aufgehen)。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 这种在先给定的东西… … 是一切主观见解和主观态度的基础, 从而它也就规定和限定了在流传物的历史他在(Andersheit)中去理解流传物的一切可能性。”[ 18] (p387)因而, 历史研究本身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真理, 客观性问题是一切历史研究共同存在的问题, 并不仅仅只是口述史学所存在的。许多历史学家在质疑口述历史中的记忆可靠性问题时, 并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历史“ 客观性” , 或者在看待文献史学和口述史学的“ 客观性” 时存在标准的双重化。文献史料也是历史主体意识的结果,带有极强的主观性。而且, 文献史料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确定性或固定性, 假如其有一定程度的扭曲, 历史学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相对于此, 口述史料则更大程度上是口述史家与被访问者对话的成果, 对象(被访问者)的当下存在性使口述史家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口述史家可以对某些史料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质疑。伽达默尔曾对语言和文字这两种形式作了比较, 他认为, 文字的优点在于它排除任何心理因素, 单纯地提出诠释学问题;然而与口述对话相比, 文字方法有其缺点, 因为如果文字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曲解, 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8] (p42)就此种意义而言, 笔者倾向于认为口述史学记忆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实际运用更是某种对历史本源追求的尝试。关于历史研究中记忆的不可靠性问题 首先,记忆的不可靠性本身蕴含一定的事实内容。任何虚构都需要一定的原始素材或原型, 而这些原始素材正是人们过去历史活动实践中的一部分内容, 属于历史存在的范畴。如个体记忆的社会性重构正是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的社会认同体系以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的一种反映;个体记忆的感情色彩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历史事实, 它们也承担着一定的历史涵义和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其次, 当代的西方口述史学家开始将“ 记忆的不可靠性” 不看作缺陷而是口述史学的特性。英国口述史家汤姆逊明确提出:“ 对历史的分析和重构而言, 不可靠的记忆是一种资源,不是一个问题。”[ 19] (p584)美国口述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施(Michael Frisch)断言:“ 如果回忆被作为历史分析的目标来看待, 口述史学将是发掘、探索和评价历史回忆过程性质的强有力工具——— 人们怎样理解过去, 它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连, 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 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 20] (p188)

        现代口述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将记忆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 力图通过此来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以及人们历史意识的变迁过程。英国学者托什便认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 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12] (p87)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的口述历史研究实践也证明:口述研究的方法确实能够在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意大利学者帕塞里尼(Luisa Passerini)通过分析在二次大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意大利工人的回忆中的沉默和矛盾, 从而来显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深深地纠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认同当中。[ 21] (p53-62)另一个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波特里(Alessandro Portelli)则注意到在特尔尼(Terni)镇工厂的被访问者对工人特拉斯图里(Luigi Trastulli)死的日子的误记现象。特拉斯图里已经在1949 年的一次反对北约的示威中丧身, 但是当地的人们却把他当作1953 年的一次全镇范围内的悲惨罢工的牺牲者。波特里认为这个错误的记忆对于理解这些事件对个体和工人阶级团体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他得出结论, 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不是事件的消极储存器, 而是意义创造的积极进程。[ 22] (p69)关于历史研究的多样性问题 广义上的历史意指过去发生的一切, 因而历史内容本身的丰富性和不可穷尽性使历史研究不可能将历史的全部作为研究对象,只能依据一定的视角选取一定的历史截断面来作为历史研究的突破点。历史研究本身必然涉及到历史研究者的研究视角或研究取向和历史内容的选取, 也就是说, 任何历史研究总是研究者从一定的研究视角去接近历史的某一方面的“ 本真” 。

        传统历史学家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和古物遗迹等来研究历史。然而, 文献档案的记录却具有有限性, 即使再详细的文献也只能记录人类活动当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 过去的文献档案往往会比较偏重于纪录社会精英的活动, 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 对普通民众的生活, 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等方面则记录较少。或者以福柯的话来说, 缺乏历史中的“ 无名者” 的生活。同时, 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依据一种“ 自上而下” 的研究视角或者以一种精英史学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 因而历史学家集中研究的对象是一些决策者和那些制定并执行政策的上层分子和历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口述历史则改变了传统历史研究的视角, 它借助于口述采访便可以探索缺乏文献记载的过去的历史的诸多方面, 从而补充了传统文献所存在的不足, 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 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 [ 23] (p5)。口述历史研究已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史、科学史、劳工史、政治史、社会史、家族史、妇女史、灾难史等领域。以家族史为例, 普通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 因而依靠如此少的文献资料很难深入地研究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史研究的发展,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是口述史料收集和研究的结果。上述所说主要是就历史研究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而言, 相对于书写历史, 口述历史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 也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需要指出的是, 笔者在这里所使用的历史研究中的多样性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主要是指口述历史在史料收集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引发的历史研究的领域空间的拓展和研究取向的变化;第二层含义则是就历史解释或历史重构中的多元性而言。历史研究本身是重构历史的过程, 个体或研究者重构历史必然涉及到权力问题, 换句话说, 历史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的问题。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现代学者(特别是福柯)已经进行许多深入的探讨, 因而, 笔者就不予详细的叙述, 仅就口述历史与书写历史相比较而言作一些论述。书写历史往往是由受过一定教育的学者依据一定文献材料所著作的(在传统社会较高的教育程度通常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即使在现代社会两者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系), 书写历史中精英阶层的权力性历史“ 筛选” 相当明显, 而口述历史则允许社会边缘记忆的历史表述, 赋予历史中的无名群体较大的对于历史的阐述空间, 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重新认识。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口述历史中的权力运作问题, 上述的阐述只是就口述史学与书写。

二
        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是指过去的事件或过程, 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所具有的不在场的存在的性质。正如德里达所说:“ 在场的历史是关闭的, 因为` 历史' 从来要说的只是` 存在' 的呈现, 作为知者和控制的在场之中的在者的产生和聚集。”[ 24] (p131)也就是说历史学(或者德里达所说的第二个“ 历史” 的含义)所要做的只是从当下的存在出发建构两个不同时空体系的意义联系, 把一个时空体系中的意义转换到另一个时空体系中去。显然历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意义的学科, 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伽达默尔曾明确指出这一点:“ 对于历史科学来说, 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历史的终结和任何超出历史之外的东西。因此, 对于世界史全部历程的理解只能从历史流传物本身才能获得。… …本文的意义由本文本身才能理解。所以, 历史学的基础就是诠释学。”[ 18] (p257)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自然性地具有诠释学的性质。然而口述历史作为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 其因所具有的诠释学性质而拥有独特的意义和特定的内容。口述历史是以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的“ 谈话” 形式来理解历史, 在一种特定的信息交流状态中确定历史现象的意义。信息的交流必然涉及到双方的相互理解或者说各自对于对方的自我性诠释, 因而口述历史是将历史学的诠释学性质融入到实际应用中去,它可以为哲学诠释学提供一个新的范型, 用以证明诠释理论的实际应用。也就是说, 口述历史是将历史学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性质置换为方法论层面上的诠释性, 所以探讨口述史学的诠释性可以从另一侧面来确定口述史学作为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口述史学的方法可行性与口述历史的诠释性的有效性有紧密的联系)。
         作为一种诠释状态, 口述历史本身具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依赖的关系:1 .访问者与历史现象的关系;2 .被访问者与历史现象的关系;3 .访问者与被访问者的关系。①访问者与历史现象的关系 口述历史是以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的访谈的方式来理解历史, 但口述历史的访问者并不是在“ 无” 的状态下启动口述历史的研究程序。访问者是在对其所研究的历史课题具有某种背景知识或在已有知识结构的前提下开始口述访谈的, 也就是说, 在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中, 访问者与历史现象之间存在一种“ 先在” 的诠释关系。理解是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 哲学诠释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探讨理解问题。在理解和解释过程中, 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诠释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古典释义学家和释义理论家大多强调心理因素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 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 移情作用” 的关系。施莱尔马赫便认为对文本的字面意义的理解, 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理解;理解必须由此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即要理解文本所体现的精神,理解文本作者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图。为了理解文本背后隐藏着的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 理解者必须走出他自己的思想意境, 而进入文本作者的思想意境。施莱尔马赫采用的是心理学的解释方法, 它强调的是诠释者与作者在内在心理上的共通性, 即诠释者把自己置于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中。[ 25] (p65-68)与古典释义学家不同, 哲学释义学家大都不认同移情理论。在哲学释义学家看来, 理解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是一种双向对话, 并不像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 理解在于规定他人如何通过重构他的意见的起源而达到他的意见” 。与“ 移情理论” 相对应, 伽达默尔提出“ 视域融合” 理论。

        “ 视域” 概念最初是由尼采和胡塞尔引入哲学中, 表示思维受其有限的规定性所束缚的方式。伽达默尔将诠释学中的“ 处境” 概念与“ 视域” 概念相结合:“ 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 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 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 18] (p388)也就是说, 理解者总是先前具有视域的, 我们总带着某种视域将自身置入一种处境之中, 这是人类自身存在的本质规定,这种先前的视域规定赋予了他理解的筹划性和可能性。视域本身是变动的, 任何个体的视域都不是一成不变或自我封闭的, 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交错之中。“ 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的立足点限制, 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域。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 18] (p390)历史现象发生以后,历史现象作为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会永远消逝在另一个时空维度中, 因而, 用伽达默尔的话说, 历史是“ 效果历史” ,历史所关注的是历史文本所产生的效果。“ 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 而是事件的` 意义' , 当我们讲到某个自在存在的对象和主体对这个对象的接触时, 就显然没有正确地描述这种理解。其实, 在历史理解中总是包含这样的观念, 即遗留给我们的流传物一直讲述到现在, 必须用这种中介加以理解, 而且还要理解为这种中介。”[ 18] (p422)也就是说, 历史诠释的对象或历史的客体并不是过去了的既定对象, 而是动态发展的历史“ 效果” , 是在主体的理解与诠释中展现出来的主客体的统一体或关系。理解正是两者视域动态的融合过程, 指的是解释者的视域与文本所包含的视域的相互重叠、相互融合。“ 理解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立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 18] (p393)笔者倾向于用“视域融合” 理论描述理解之过程, 它突出强调了理解所具有的交互性和历史性之存在。口述史学中访问者与历史现象的关系可以说集中体现基本的诠释关系模式。
        伽达默尔的“ 视域融合” 理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其实质就在于历史理解是主客体相互规定的过程, 也就是说, 历史认识是两者的合题, 是主体已有的知识和从客体获得的知识的融合。笔者以为, 伽达默尔虽然试图以“ 视域融合” 理论超越历史认识中的主客观之争, 但其理论在实际上更倾向于历史认识中的相对主义, 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在这种视域融合中, 读者是借助于自身这一诠释主体的视域所起的主导性作用, 实现读者与作者、文本的视域的相互融合。“ 在重新唤起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参与了进去。就此而言, 解释者自己的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 [ 26] (p496)伽达默尔的“ 视域融合” 正是在抬高历史认识主体性的地位的过程中把客观性融入主体性之中, 消解了客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存在意义, 从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坑。被访问者与历史现象的关系 被访问者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符合基本诠释关系的理论模式, 笔者不再重复叙述。在此段落中, 笔者主要探讨一个问题:在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中, 被访问者对于历史现象的诠释或者理解是否具有一定的“ 特权” ? 此问题根源于被访问者的身份特性, 被访问者具有双重身份: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与历史文本的读者群。基于被访问者的“ 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的角色, 笔者倾向于认为被访问者在诠释历史时具有一定的“ 特权” 或优先权。被访问者更接近于当时的历史情境, 从某种意义上被访问者正是历史文本的“ 行动作者” 。

        意大利著名学者艾柯的研究区分了三个不同的概念:“ 作者意图” 、“ 文本意图” 与“ 读者意图” , 他强调在肯定诠释者在解读文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 不应忽视文本的权利(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文本出发, 因此它会受到文本的制约)。艾柯提出“ 文本意图” 这一概念, 来限制文本诠释具有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27] (p27-32)笔者以为虽然“ 作者意图” 并不等同于“ 文本意图” , 但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 “ 作者意图” 的呈现对于“ 文本意图” 的了解不是没有意义的。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研究方法, 在其产生之初, 对于早期口述史学而言其方法的价值就在于口述史料的客观性, 奠基于“ 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更了解历史现象的“ 本真” 的信念。尽管口述史学以后的研究模式出现重大变化, 但被访问者却还具有另外一种角色——— 历史文本的读者群。从当下存在的角度出发, 被访问者更大程度上所彰显的是其作为历史文本的读者群的角色。被访问者的两种角色并不是相分离的,它们相互结合于个体的内在之中, 而且历史文本的读者群角色往往影响被访问者的“ 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的角色的“ 常态”发挥(涉及到记忆的重构等问题)。因而, 被访问者对于历史现象的诠释的“ 特权” 是加引号的, 也就是说, 被访问者的诠释存在着有效性问题, 是具有一定的限度的。被访问者对于历史现象的诠释的“ 特权” 与诠释的限度性问题是相互统一的, 两者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展现口述史学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价值性存在和口述史学中主体性参与的必要性问题。访问者与被访问者的关系 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的关系同样符合基本的诠释关系, 但它与上述的两种关系形态相比, 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访问者与被访问者关系中的双方都是“ 人” 。口述史学访谈式的研究范式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传统历史研究中的主客体模式,将主体的主动性赋予研究的客体, 从而建构了一种“ 主体间性” 或“我— 你” 的研究模式。因而, 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的诠释关系相对而言存在着更大程度上的交互作用和动态链接, 或者说从字面的角度更适宜将其视为一种双向的信息交流, 而不是诠释(诠释比较容易给人一种主体单方面的解释的印象)。在口述历史的访问过程中, 访问者与历史现象、被访问者与历史现象、访问者与被访问者的三种关系形成了一种共时关系, 正是在这种共时的诠释状态下三种关系以网络式的互动方式来确定历史现象的意义。笔者所关心的问题是:历史现象的意义生成或历史著述的成型过程中, 访问者与被访问者对于此各自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此问题的解答牵涉到口述史学的研究模式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口述史学产生以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一种笔者称其为“ 记录式” 的口述历史, 所谓“ 记录式” 的口述历史是指研究者无论在访问过程中还是著述中都相对保持独立, 避免口述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渗入, 而以“ 记录员” 或“ 听众” 的身份出现。
        此种研究范式大都表现在早期西方口述史学家身上。另一种为“ 参与型” 的口述历史, 即要求研究者积极参与与口述者的交流过程中来, 对于口述者的陈述做出理性思索的判断与取舍。当代口述史学家大多采取此种研究范式。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两者在历史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中是不同的。第一种研究范式赋予被访问者以较大的诠释“ 特权” , 此种研究范式奠基于口述历史的被访问者更能接近于“ 历史的本真” 的信念, 是从追求历史的客观性的角度出发的。但由于记忆的不可靠性以及主体意识的不可避免性等问题, 力图以口述的方式重现历史, 达到历史的完全客观, 这只是一种幻想。反而, 当代口述史学家认为口述研究的意义在于“ 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 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 [ 28] (p394)。因而, 当代西方的口述史学家更愿意采用第二种研究模式, 赋予主体以较大的主动权和参与性(研究者的主动权不仅表现为访问过程中的问题设计、提问方式等方面, 也表现在著作成型中对口述者陈述的质疑和取舍上)。对于当代口述史学家来说, 主体性的参与使其研究更能接近历史的“ 本真” 和客观性原则, 历史正是在主体性的参与过程中展示自身的。对于笔者而言, 口述历史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而存在, 因而关于口述历史的讨论涉及到两个层面:“ 微观” 层面上的技术可操作性研究;“ 宏观” 层面的理论分析。“ 微观”层面的技术研究主要是指研究手段的实际操作性问题, 如口述史学中的访谈的技巧、录音设备的技术运用、课题的确定以及与访谈对象关系的处理等问题。国内过去的口述史学研究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此层面上。然而, 口述史学作为研究方法需要“ 宏观” 层面上的分析为其存在的价值或合理性作深度的、理论性的论证,奠定其理论基础。记忆问题和诠释性则是口述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两个核心要点, 对它们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口述学研究范式的形态和深度。笔者撰写此文正是力图通过对于口述史学中的记忆和诠释性两个关键问题的探讨,引起人们对于口述史学理论层面上的一些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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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