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述史的性质问题
        如果要给口述史下一个简明的定义, 我想用下面八个字: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这个定义, 指出口述史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 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历史事件的主角:决策者(策划者)、组织者、实施者, 等等;第二种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身在其中, 参与其事, 知道事情(全过程或某一段落,全部或局部)的始末原委;第三种是其他知情人, 虽未参与, 但亲见亲闻其人其事。这几种亲历者, 由于与历史事件、人物联系的相关程度不同, 对历史事件、人物了解的程度也就不同, 所叙述的历史, 其价值也有高低之别, 全面性、真实性也有等差。
        第二个要素是历史, 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 叙述的必须是历史。不是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叙述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是口述史, 必须是历史才算。当然, “历史” 的概念也是变动的,看怎么要求、怎么界定。上家史、村史, 还是上国史、党史, 要求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要素就是叙述。我以为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口述, 一种是自述, 都应该包括在内, 都应该承认。名为口述史, 当事人口述, 别人记录整理, 这种方式当然是主要方式, 是正宗。担当这个记录整理者的角色的, 毫无疑问,主要是史学工作者。还有史学工作者把口头流传的史实记录下来, 写到各种历史作品中去, 像司马迁早就做过的那样, 也是一种方式。那么, 当事人无需别人代劳, 自己用笔写下亲身的经历,算不算在“口述史” 之内, 我主张算在内, 因为按照“亲历者叙述的历史” 这个定义来说, 是符合的, 它同亲历者口述、别人笔录只是方式和工具不同, 实质是一样的。要不然, 就要局限于“亲历者口述的历史” , 把自己写的排除在外, 范围就狭窄了。我是主张宽泛一点的。太严格了,事实上也不好把握。如: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前面是亲笔写的, 后来眼睛不好了,身体也不好了, 就由他讲, 儿子和儿媳妇记录整理。再如:胡乔木的《回忆张闻天同志》, 第一页是他笔写的, 后面因为眼疾, 写不了, 他找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去谈, 根据他的口述
整理, 再交他改定。如果当事人口述的才算, 亲笔写的不算, 这就很难办。
        依据“叙述” 这个用语, 我以为口述史目前在中国有四种主要的存在形式:口述史、访谈录、回忆录(其中也包含别人记录整理的)、写到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以上四种都是文字记录方式, 此外, 还有录音、录像的记录和音像形式的传播。
二、口述史的类型
        从存在形式来看, 有上面讲的四种主要类型。从叙述人来看,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人,一种是群体。从叙述的对象、内容来看, 有两个系列:一是人物, 一是事件。不同的叙述人和不同的对象、内容以及不同的存在方式, 排列组合起来, 呈现出口述史的丰富性、多样性。目前我国的口述史作品大致有这样几类:群体叙述一位伟大人物或重要历史人物的;群体叙述重要历史事件的(如反右派斗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个人叙述一生或一段经历的, 往往有人有事, 有自己有他人(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吴德的回忆录, 都是口述整理的);个人叙述伟大人物、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的(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吴冷西的《十年论战》)。这些都是用亲历者第一人称写的。还有一种是访谈录的形式, 用第三人称写, 大量的是亲历者的回忆、谈话, 但更多地加入了访谈整理者的引导和评论、意见。
三、口述史的传统和现状
        在中国, 口述史的工作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建国以后, 这种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 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经文化工作者、历史工作者组织的叙述历史事件的口述史, 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许多亲历者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群体性的口述历史, 从上个世纪30 年代中期的《长征记》(丁玲主编),到建国后50 ～ 60 年代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 政协的《文史资料》, 其中有自己写的, 有口述记录的;一种是许多亲历者叙述一天的情形, 如70 年代反映“四五运动” (从一天看一个事件)的《丙辰清明纪事》。
        许多人回忆叙述重要历史人物的, 当首推鲁迅。包括从鲁迅逝世后对鲁迅的纪念, 到建国后冯雪峰、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录以及许多人的忆述。
        重要人物较为系统地叙述个人经历和历史事件方面, 也有很好的传统。从陈云(化名廉臣)的《随军西行闻见录》到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黄炎培的《八十年来》、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都是典范性的作品。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则开创了本人的回忆与研究相结合的新格局。粉碎“四人帮” 后, 随着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 出现了一个回忆老革命家、叙述他们的革命功绩和曲折遭遇的热潮, 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作品。以《彭德怀自述》为代表的一批自叙传记性质的作品面世, 影响巨大。该书由人民出版社于1981 年12 月出版, 第一次就印了13 万册。刘英的《身处逆境的岁月》(写“文革”)、《难忘
的三百六十九天》(写长征)等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 很受欢迎。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发表的陈云和几位老帅的文章, 正面阐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际是针对“两个凡是” 而发,为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90年代中后期以来, 先后逢到毛、周、刘、邓、陈等的百年诞辰, 回忆他们生平业绩、思想品格形成热点。而不少老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撰写回忆录蔚然成风, 以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为代表, 到近年出版的黄克诚、汪东兴、吴德、张震、李岚清、唐家璇等的回忆录, 形成一个新的高潮。而群众性的群体的口述历史, 以反右、知青等为题材, 也出现了颇有分量和影响的作品。
        实践的丰富多样, 提出了对中国口述史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的要求, 并必将催生“中国口述史学” 学科的诞生。
四、口述史的价值
        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史料, 从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那里了解历史的真相, 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的信息, 最重要的载体, 一是记录历史的档案, 一是亲历者的记忆。所谓文献, 就是书面的记载和口头的流传。史料从何而来, 保存在哪里:一是档案, 一是口述。没有口述史料, 写不出好的历史著作。所以, 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亲历者、当事人那里不仅了解史实, 而且加深理解。在材料和观点两方面都可以得益。
        我在写作《张闻天传》的实际工作中体会到, 通过访问当事人取得口述史料, 其收获主要在以下方面:(1)了解重要的、关键的史实, 解决历史关节问题。如:关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同王稼祥在黄平橘林关于要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的谈话(耿飚谈);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做“反报告” , 批判“ 左” 倾错误军事路线(杨尚昆谈);遵义会议上, 大家一致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杨尚昆谈)。这些情节, 长期湮没, 亲历者解放思想讲出来, 历史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张闻天才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2)了解许多显现人物性格、品质的细节。如: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前前后后的情况, “ 文革” 中虽受迫害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保持高风亮节的情况。(3)深刻理解历史和人物。如:关于歌特文章的意义, 胡乔木指出, 其重要意义之一是从中看到人物的复杂性和转变的历程, 说明张闻天在执行“左” 倾错误路线的同时, 存在反对“左” 倾的一面, 而且反对“左” 倾的因素在不断增长。用这个观点进行观察, 便可认识张闻天思想转变的历史进程。为写《张闻天传》笔者先后访谈83 人。从全书1 271 条注释可见, 大约20 %的材料是从采访中获得的口述史料。
        可见, 离开了口述史料, 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著作都是写不好的。从这里,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口述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是时不我待的工作, 带有抢救性质。应该重视这项工作、组织力量开展这项工作。
五、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任务和素质
        首先, 在口述史工作中历史工作者扮演重要的角色, 负有重要的职责。按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求, 历史工作者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担负责任, 发挥作用:(1)记录、整理者, 这是最基本的责任和作用。在多数情况下, 主动者是历史的叙述人, 史学工作者帮助记录、整理。(2)引导者。史学工作者经过对历史人物、事件和叙述人的相当研究, 提出有质量的、具有内在逻辑的问题, 引导叙述人回忆、口述。(3)组织者。群体性的对某一人物、某一事件或某一阶段的口述历史, 需要史学工作者进行组织、联络。从采访到记录、整理, 到核对、修改, 到成稿以至发表, 要做大量工作。本人参与组织回忆张闻天、回忆胡乔木和刘英回忆录等三部书的工作, 为研究1975 年整顿这段历史采访了不少当事人, 搜集了不少口述史料, 大致做了这样一些事:(1)了解和确定叙述的人选, 包括了解人物一生活动各个阶段的人, 与人物有交往的各方面的人;(2)进行访谈, 商量写什么, 怎么写, 是帮他整理还是由他自己动手;(3)提供有关史料。叙述人知道某一件重要的史实, 但由于年代久远, 记忆不确切、不清晰了, 要协助查找档案, 整理提供。如:杨尚昆回忆胡乔木制定1982 年宪法的情况, 阎明复回忆胡乔木修改莫斯科宣言稿的情况, 都为他们查找和整理了有关的重要档案材料。(4)查对档案, 核实回忆。如:在刘英回忆长征中两河口会议等重要会议的情况时, 我们都同刘英一起到中央档案馆查对了当年刘英所做的会议记录。应该说, 回忆与研究相结合, 把亲历者的回忆, 同档案资料对照、查核, 搞得很准确, 这样才能产生上乘之作。这里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脱口而出的回忆与深思熟虑的回忆, 哪个更真实。我以为不能一概而论, 要具体分析。口述史的整理也有一个辨伪的问题, 要下去伪存真的功夫。一般说来, 经过深思熟虑的回忆更接近或符合历史的真实。现在国内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口述史著作, 都是口述与研究(包括查证档案)相结合、叙述人与史学工作者相结合(稿子在他们之间多次反复修改补充才完成), 解决了回忆差错、遗漏的问题, 并使历史的逻辑更清楚、内容更丰富, 像薄一波、杨尚昆、胡乔木、张震等的回忆录, 都是这样做的, 搞了好多年。我以为这种做法应该提倡。口述史工作的主要队伍组成应该是史学工作者, 各方面的人士参与这项工作, 也应该具有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基本素质, 即所谓才、学、识、德的要求。当然, 还有一些从这项工作的独特性产生的要求。如:在德这方面, 特别需要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学这方面,特别需要对叙述人经历的历史、接触的人物以至涉及的有关风土人情、方言及个人爱好、性格特点等各方面的知识和了解。在才这方面, 特别需要落落大方, 近距离、短时间赢得采访对象的信任, 具有进行对谈的能力;既要有稳定性又要有灵敏度, 要稳重朴实而又有捷才;等等。
六、口述史的对象与题材
        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找谁讲? (历史的叙述者问题)讲什么? (题材问题) 怎样讲? (零碎片断地讲还是系统地讲)找谁讲、讲什么的问题, 要由目的和需要来定。从我们搞国史研究的实际需要和实践来看,要突出主角兼顾多方面, 重点应该是要人大事。采访重要人物, 请他们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实施经过, 以及其间重要人物的功过、人民群众的作用(包括创造), 等等;或者请各种亲历者回忆、讲述重要人物的言行、思想, 重要历史事件的经历、影响, 等等, 这些是主要的对象和题材, 有些带有抢救性质。当然, 采集普通群众的口述史料也是有意义的。历史从上层看和从下层看, 都需要, 而且只有这样才全面。但人力有限, 我们单位做, 还是先抓住决策者、领导干部。可以按各自的意愿、需求和条件去做。不能说搞普通群众的东西才叫口述史, 甚至对老一辈革命家、对领导干部加以排斥。
       零碎片断的史料和系统全面的叙述, 两者都是需要的, 各有各的用处, 看目的是什么, 要解决什么问题。一般而论, 重点还是要放在系统全面的叙述上。解决对象、题材、方法这些问题, 还是要采取既是两点论又有重点论的方法论来认识和处理。当前, 我们的做法, 简言之, 主要是:请决策者系统地讲大事。
七、口述史的工作规范问题
       要立哪些规矩? 随着工作的展开, 遇到的矛盾会越多, 会不断地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就会立下一些规矩, 制定出工作的规范。这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当前还在起步阶段, 可以先订立一些, 以利于工作的开展。就本人已经做的工作来看, 最主要有这样几条:(1)记录要忠实于叙述人的原意, 取得叙述人认可。引用或发表须经叙述人同意。最基本的办法是经当事人审阅修改并签名。(2)注意保守国家机密, 关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史料, 未经审批, 不得公开发表, 不得外传。(3)保护叙述人的隐私。未经授权, 无权传播。(4)知识产权问题。口述史料或经整理的口述史著作, 知识产权首先属于口述者。整理者有局部署名权, 如署名为“ 记录整理者” , 或在后记中说明。双方权益由口述者与整理者商定。(5)口述史中涉及对人的批评(包括指责、斥责), 应十分慎重,注重政治, 有理有据。(6)公职人员的口述历史资料(包括录音录像)属于公共精神财富, 最终应交档案部门保存。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