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４年，当一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想了解中国的口述史学时，他发现中国学者对口述史并不陌生，但是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多见。他认为，随着对获取信息来源方式限制的减少，以及录音设备在年轻人中的普及，中国口述历史将会更加活跃。
        １９９８年，一篇论文较为全面呈现了口述史学的起源、沿革与发展以及作为一门学科，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与特征以及研究方法。也是在这一年，“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是对１９９２年启动的“２０世纪妇女口述史”研究项目的总结与推进。２００４年，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大学举行，会后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在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中没有提及妇女口述史，由此可见妇女口述史在学界的影响以及受到重视的程度。
         但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妇女口述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在妇女研究、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试图梳理中国妇女口述史近二十年来的进展，第一部分呈现相关的议题研究，包括概念的界定、研究中的方法论立场以及以史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第二部分呈现与妇女口述史有关的图书出版、项目（课题）与活动的开展情况。本文的梳理聚焦在大陆妇女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上，文献包括在大陆出版的研究与译介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妇女口述都可以纳入到口述史的范畴，有些通过口述方式向妇女收集对当下社会问题，比如婚姻与情感等问题的看法，然后经过文学加工后呈现的作品不在本文关注之列。此外，为了较为清晰呈现妇女口述史的现状，一些并非在大陆出版但在学者之间流传的
中文作品也在本文关注的范围内。
一、妇女口述史的相关议题研究
         １９９０年以前，鲜少有专门讨论妇女口述史的文章，１９９２年李小江启动的２０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在中国妇女口述史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实践不仅培养了一批从事妇女口述史收集与研究的学者，也出版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书籍，并通过国际研讨会的方式与海外从事妇女口述史的学者进行了交流。从这之后的论文发表来看，翻译并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以及利用收集来的史料进行妇女史研究的作品渐次增加，这些学者或是出于学术自觉，或是由于项目的带动进入妇女口述史领域。本文立足于口述史研究中关注的议题，从妇女口述史的界定、妇女口述史的方法论立场、妇女口述史的意义以及妇女的个人记忆四个角度来讨论当前妇女口述史研究。
（一）如何理解“妇女口述史”
        口述撰史是人类进行历史写作时使用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１７世纪以后，随着印刷术的普及，文献史料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１９世纪中叶后，实证主义思潮渗透进历史学科，文献考证成为占主导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口述史方法受到排挤。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随着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受到重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历史研究中的精英取向受到批判与反思，社会史倡导对底层人群进行关注的理论与方法，与妇女史研究强调以女性立场为中心的政治取向具有高度一致性，彼时的妇女研究因其女性主义立场在学术领域掀起一股重建知识体系的努力，通过口述收集历史资料并通过这些史料来研究妇女历史意识的形成受到妇女研究者的欢迎和认可。可以说，妇女口述史是历史学与女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主张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认可口述回忆的价值，赞同女性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以妇女为中心展开历史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妇女口述史兼具史料、方法与政治的三重涵义，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说，它把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妇女个人的回忆看作是历史资料；从治史方法的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以这样得来的资料作为研究妇女史的依据；从政治上说，研究者认为通过口述的方式，可以“肯定妇女的经历，增加妇女的自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那么，女性主义意识的渗透对妇女口述史的确立是否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定宜庄在口述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谈到，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她针对满族旗人妇女的访谈所著的《最后的记忆》这本书中没有表现出自觉的女性意识，但这并不妨碍这是一部妇女口述史的著作。广义上说，如果从事口述研究的学者在确立自己的研究主题和对象时针对的是女性，即便没有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但其关注女性的立场同样属于妇女口述史的范畴；狭义上说，妇女口述史当是结合了女性主义理论与新社会史理论后形成的具有明确女性自觉意识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收集史料与治史方法的结合。
        当然，妇女口述史也不能止步于广义上的界定。妇女史在发展之初也曾经争论过妇女史的研究是否“加上妇女”就够了，妇女史学家斯科特认为，妇女史早期重现妇女的重要性，将妇女重现于对社会斗争和政治成果的叙述中，从政治上说有助于妇女的解放；从学术上说，也有助于提供历史研究中的新知识与新方法。但她认为，重现历史不应只是简单地挖掘新史料，而是要对历史提出新的解释。因此，妇女口述史不能止步于史料学的阶段，只是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使妇女以往受到忽视的声音和经验得到呈现，更为重要的是，要秉持女性主义的立场，思考如何去进行填补和呈现，也就是说，对获得的史料以女性主义的立场进行考察和重构，这将是妇女口述史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二）妇女口述史：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践
        即便只是通过妇女口述的方式来呈现妇女，也体现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主旨，即研究是关于妇女（ｏｎ）、为了妇女（ｆｏｒ）以及和妇女一起（ｗｉｔｈ）进行研究。哈丁探讨了女性主义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她指出，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独特性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将女性经验作为新的经验来源和理论来源，二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女性，三是对研究主体进行具体化理解④。其它学者也探讨过一系列女性主义方法论原则。从这些论述来看，妇女口述史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主义方法的实践。就对女性经验的重视来说，学术女性主义在初期曾将经验作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在妇女们述说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学者发现，人们所熟悉的理论框架不能很好解释女性经历和感受的日常生活。女性主义理论注意到，由于分析妇女和性别关系的框架中不曾纳入妇女的经验，这些概念和范畴使妇女消失了，无论是常识还是科学的概念框架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妇女的状况。女性主义者因此质疑并试图重新建构传统学科中的核心概念，促进了女性主义不同学科的发展。妇女口述史因其站在妇女的立场，访谈的过程非常重视妇女的经验，尤其是聚焦生命史的访谈，更是直接关注妇女的生命历程，从与妇女紧密联系的日常生活层面追问受访者的记忆与感受，考察言语背后深层的价值体系并重新理解妇女意识的形成过程，揭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验与女性所处的弱势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口述史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由下而上的研究立场带来的历史研究焦点的转移，它超越了精英的立场从而使得历史研究具有“人民化”趋向。妇女口述史同样也秉承这种立场，它要做的不只是让妇女发声，而且注重让妇女自己发声。但是，如果口述者为精英女性是否会违背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立场呢？早期妇女史研究在“加入妇女”时曾经因为关注精英女性的立场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比如哈丁就认为，关注女性社会科学家和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女性具有潜在的问题。她批判到，仅仅了解个体女性社会科学家获得的成就并不足以消除性别歧视，而关注做出重大贡献的妇女则可能强化那些男性主导的概念。口述史在访谈中聚焦精英女性是否也要回应女性主义学者对此提出的质疑？从口述史的立场来看，虽然精英女性的生活经历并不足以代表普遍女性的经历，但通过口述呈现的生命历程同样可以揭示出女性所处的隐性的弱势地位，口述史在这点上倒是弥补了妇女史初期从文献中寻找精英女性的不足。即便如此，从事妇女口述史还是必须意识到社会性别与其它分析视角的结合，比如阶级、种族、城乡、年龄等范畴带来的女性身份与利益的多元化。历史学家鲍晓兰在研究纽约市华人服装女工的生活时，认为探讨多种互相交叉力量如何形塑女工的生活非常重要，她在研究中就用到了社会性别、种族／民族以及阶级三个主要分析范畴。
妇女口述史反映女性主义立场的地方还在于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合作关系，许多妇女口述研究者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鲍晓兰指出，妇女口述史强调访谈的过程要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访谈不只是关于妇女和为了妇女，而且要与妇女一起来做研究，因此在名称上也倾向于将受访者改为叙述者，更不用说渗透在访谈过程中和访谈结束后处理资料时的不断反思了。
（三）妇女口述史的意义：重建妇女历史意识
        口述历史声称其重要性在于可以突破精英与文字的双重限制，但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口述历史得来的资料算是普遍的知识还是个人的意见？在考察通过口述方式得来的史料时，人们会意识到文字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需要从五个过程中去寻找，即历史事件本身的面相；受访者本人的经历；受访者对个人经历的组织与阐释；访谈者的整理；受访者的润色。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情感和不确定因素的加入，虽然说这些记录是一些个体特殊的经历，但经过这五种历程后，文本已经不具有纯粹“个体”的意义。此外，在宏大视野的观照下，女性的叙述倾向于琐碎和没有价值，人们因此提出质疑：从事妇女口述史的价值在哪里？
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考察的往往的确并非针对某种我们熟悉的大问题，这样说并非说这些大问题不重要，而是认为，在大问题笼罩之下的个体生命体验，她们叙述的主要内容、表达的方式、体现的情感，虽然具有个体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却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在提供强大的支持。很显然，口述史研究并非只是简单再现往事，而是要通过这些口述史料去建构妇女的历史意识，去体会口述者本人也未曾意识到的作用于她的深层价值体系。所以，主观性在这里不是要考察的对象，而是帮着我们考察历史意识的必经之路。即便是只关注与女性有关的生活化的个人事件，人们仍然能看到个体经验背后的社会结构，看到生产模式的变化如何影响男女各自不同的角色。比如，胡全柱和陆小聪通过一位女劳模的口述史考察了集体主义工作伦理是如何借助个体许芳华身份符号的转变来有效维护计划经济制度的；而郭于华在考察陕西骥村已婚妇女对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记忆时，发现妇女叙述中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无序地混杂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时间界线和逻辑关系，看不出与重大历史过程的意义关联，但她们对身体病痛的记忆、养育孩子们的记忆以及食物的记忆却非常清晰。虽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重在考察底层记忆和表述与大社会历史变迁、与支配和治理的联系，她也认可，妇女的这种叙述表明，她们正是通过这种所谓女性化的记忆来与宏大历史建立联系，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追问：这种女性化叙述表明了什么样的历史意识。这种追问同样有助于我们比较好理解许多研究者在寻找受访者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受访者一再重复的拒绝理由就是“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平凡得很，没做什么事情出来”。考察何种因素让这些女性拥有共同的理由，以及支持她们不愿意言说的理由，仍然可以看出，女性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受到历史主流话语的影响，所以那些愿意叙述的女性即便是叙述中的支离破碎仍然可以看到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的影响。
        因此，妇女口述史需要容纳女性叙述的支离破碎和前后矛盾，我们很难说，女性的经验受到有意的忽略或是忽视，但至少在宏大叙事之下，这些体验和经历显得没有意义。而这却正是我们要质疑的：谁在书写意义的意义？通过对正统史料的挑战，把过往受到忽视的人群纳入到历史写作中，完成历史研究所应具有的另一重功能，让这些沉默者通过口述体会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及自己在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特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力量，而且意识到历史写作决不只是学术界少数人的事情，普通人也能而且也应该是在提供具有意义的历史知识动的角色……”。这也是妇女口述史需要承担的重任。
（四）个体记忆的主观性
        口述史最受挑战的一个面向在于通过口述得来的史料是否可靠，很显然，受访者在回应访谈问题时，任何一种表述都是选择的结果，是受访者印象最深的记忆。有些研究者发现，受访者陈述的过去相当具有“选择性、重建性与现实取向的”。访谈中的记忆是个人的想像与经验的交织，整理出来的知识既具有个人性，也具有普遍性，说它具有普遍性，在于妇女的叙述可以反映出女性历史意识的建构过程；说它具有个人性，是因为这些叙述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一个个体，她经历的时代变迁与人生阅历的增长等因素会让她对过去的选择发生变化，主观性在叙述中不可避免。而且，个体的记忆并不是现实的镜相反应，“个体对过去的认识包括了对直接经验的选择，以及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某种认识”。既然如此，对于口述史重建大众历史意识来说，记忆具有的选择性反倒并不能成为它的缺点，而是一个理解历史的入口，所以即便在其中出现记忆中的错误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李小江在主持２０世纪妇女口述史时发现，访谈中出现记忆偏差不可避免，但她认为，过去只是作为叙事背景，口述史更为关注过去对女人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影响，所以她说：“错便错了，说出来就好”，这也呼应了对口述意义的理解，口述并非为了还原真实的过去，而在于重建大众历史意识，探讨记忆的过去何以可能，社会制度在塑造个人记忆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况且，明显的错误是可以通过文献史料或他人的叙述加以纠正，但口述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关注这些错误中隐含的意义再造，那些所谓错误的记忆也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要有所谓的“曲解”，人们为何称它为错误的。如果说访谈的过程其实是创造意义的过程，那么口述史并不是为了“重现”历史，而是注重对历史意义的分析，所以即便记忆具有建构与扭曲的特征，这恰恰反映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鲍晓兰在检讨自己研究纽约华人女工时，提到另一重主观性。她说虽然自己在研究时与受访者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但也并不能否认她再现历史的方法中存在着主观性，不过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些个人叙述背后的历史背景，通过受访者个人的解释，展现历史形成的过程。所以，妇女口述史中呈现的主观性倒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要素。
        个人在选择性记忆时情况非常复杂，受访者的个人认同强烈影响着记忆的建构，而个体认同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受访者既受时代的制约，又并非全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建构。接受访谈的受访者一般都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受访者会陈述她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在呈现她们的记忆时，会迎合她对自己所认定的重大事情的理解。此外，对一个自己认为一生的经历有“历史价值”的受访者而言，她们经常能体认自己的社会角色，也会因此揣测访问者的社会角色与期待，并在访谈中选择性地呈现自己的理解，所以，访谈会出现一种情况，即便访谈焦点集中在“生命史”时，当访谈者的提问超出了受访者构想的框架时，访谈会比较艰难，或者是轻而易举地发生转向。
二、妇女口述史的相关成果
       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口述史论文和图书、成立的研究机构、进行的研究项目（包括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从数量上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学者们也意识到在这股热潮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有关口述史的规范、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员资质、对史料使用的随意性等。本文通过呈现出版与研究的现状，或许可为下一步的研究与出版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妇女口述史图书出版
       口述史因其对底层视角的重视，生动有趣的叙述，与正史迥异的信息与细节，引起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出版口述史书籍的行列，这其中与妇女口述史有关的出版物在２０００年以后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表一为１９９５年以来出版的部分口述史著作列表。

         从以上表格可以发现妇女口述史的出版具有以下特点：一、少数民族妇女是妇女口述史比较关注的群体。究其原因，或者受到作者自身身份认同的影响；或者受到课题主题的影响。这种现象也折射出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史的研究受到某种程度的忽视，这些努力正好可以弥补以往史料不足的缺憾，保留相关的民族文化信息，但从这相对多的少数民族文本中，却也让人们意识到，收集并整理更多的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工作；二、除了少数民族妇女外，这些出版物关注的群体包括还女童、少女、女工、山区妇女、农村妇女、女知青，从她们的身份中可以看出，这恰恰是大历史比较容易忽视的女性群体；三、在出版物的主题上涵盖了生育、成长、战争、受暴、文化、民俗、艺术等，这些正是与女性联系比较紧密的领域。由后两者可以看出，图书关注的群体、主题非常符合妇女口述史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但所有这些出版物是否是狭义上的妇女口述史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读。我们也会注意到，在这个表格中关于精英女性的口述文本非常少，仅见的德国汉学家的口述实录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群体，如何通过主流文化认可的精英女性的口述来呈现女性面临的隐形弱势处境，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此外，这些文本更倾向于史料学的立场，而以口述史料治史的图书相对来说还比较少见。
（二）妇女口述史项目与活动
         除了出版图书外，意识到妇女口述史重要性的机构和学者或者通过讲座传播妇女口述史的价值与意义，提高人们对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解和认知；或者通过课题和项目的方式从事妇女口述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与图书出版一样，这些活动在近十年来在数量上也呈现上升的趋势，表二为与妇女口述史有关的部分项目与活动。

         从以上表格中可以看出，有些大学在从事妇女口述史的推广工作，通过讲座、研讨会、研修班和工作坊的方式来介绍妇女口述史的理论、方法，并分享研究者的经验，这些活动均由在妇女口述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来推动，比如较早在台湾从事妇女口述史研究的游鉴明教授以及在美国从事历史教学的王政教授担当了研修班、工作坊和讲座的主讲人；在课题的资助上，有些妇女口述史研究并非以妇女口述史的名目出现，这多少影响了本文对妇女口述史活动与项目的统计，比如郭于华从事的妇女口述史研究属于“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情况在课题和项目中非常普遍。此外，由于很多出版的图书是项目研究成果，本文在统计时略去了有些与图书出版相关的项目。因此，本表中统计的这些资料只是部分呈现了与妇女口述史有关的活动、课题、项目的现状。妇女口述史往往作为口述史的一个部分呈现，这种依附性的现状一方面表明妇女口述史还不具备学科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妇女是口述史研究中无法忽略的群体。在这些少有的以妇女口述史单独出现的课题和项目成果中，较多的还是重视史料的收集，利用史料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
        推动大陆妇女口述史研究的两位学者游鑑明和王政虽然没有在大陆出版与口述史有关的文献，但通过讲座和研修班的方式，把妇女口述史的理念与价值介绍给大陆。早在十多年前，王政就作过题为《妇女口述史：兼谈我的研究体会》的讲座，详细呈现了她在博士论文写作中从口述史料的收集到利用的过程；近些年来，游鉴明教授结合自己从事口述史研究与实践二十余年的经验，对访谈过程的规范化、访谈中的伦理考量、史料收集与保存的技术以及如何利用史料进行研究与大陆学者进行了多次交流，她于２００２年在台湾出版的《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一书受到大陆许多从事妇女口述史学者的赞誉。香港学者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同样在大陆的出版物中可以看到，黄慧贞撰文指出以往香港妇女史的研究晚近以来才转向关注妇女生活的境况，但其中的男性视角仍然很明显。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宣称为妇女口述历史的作品相继出现，她认为妇女口述历史可以作为研究香港妇女史的一个路径，了解香港妇女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面貌。由于同处华人文化圈，大陆妇女口述史比较容易借鉴这些海外学者在妇女口述史上的研究成果。
三、结 论
        相对来说，口述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更不用说妇女口述史了。从现有的文献中不难发现，本土对妇女口述史的收集与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应该说当前任何有关该领域在国内研究现状的判断都为时过早。定宜庄近十年前就指出，由于口述史是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缺乏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受过的专业训练以及丰富的经验；她也指出，从事口述史事前不在文献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后也不做文献比勘，出来的东西便不是史了。今天来看，她的批判完全可以用于妇女口述史料的收集与利用史料进行的妇女史研究上，关于妇女口述史料收集的方法以及妇女口述史的研究还有待更多研究者的推动，真正体现妇女口述史为妇女重建历史意识的功能。此外，中国妇女口述史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自觉，并借力于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整理自己的经验、交流研究方法与心得、探讨推进历史研究的可能方面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来源：《浙江学刊》2012年第4期，注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