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在没有文字之前，一切历史都是口述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文献被奉为史料权威，而口述史似乎被当成是对它的有限补充，被人歧视，甚至忽视。直到20 世纪50 年代之后，才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参与其中。目前以口头访谈作为访求历史史实的路径，已成为史学界搜寻、运用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被纳入学术研究之中，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然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由于对口述历史理解的差异以及采访者本身素养等诸多原因，影响了口述历史的发展与研究者的使用。本文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探讨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并指出解决的路径。

一、张学良口述历史之现状
        张学良一生曾多次口述历史，但主要还集中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其中有四次较为系统和全面。第一次是1990 年1 至5 月间，张学良接受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访录而形成。这期间，唐对张进行了大约15 次访录。由于唐当时在台湾当局眼中是“亲共”人士，张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物，故唐此举受到台湾当局的干涉，访录被迫停止，前后仅录了11 盘录音带。1991 年张赴美探亲，唐有意接续前期对张的口述历史工作，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11 盘张口述档案资料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其主要内容见唐《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其弟子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中也有记载。
        第二次是1990 年6 月和8 月，张学良先后两次接受日本NHK 电视台采访组访谈。1990 年8 月，张在台北首次公开接受日本NHK 电视台采访组的采访。采访为期3 天，大约10 个小时的正式访谈，共形成音像资料18 盘。访谈内容同年被日本NHK电视台制成电视片《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在日本和台湾公开。后又根据录像带在日本出版《张学良———昭和史の最后の证言》一书。1992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日本NHK 记者专访录: 《缄默50 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三次是1991 年，张学良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郭冠英的采访形成的口述历史音像资料。1993年后，郭将其制成四集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2000 年张百岁寿辰时，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同时播映，并陆续在大陆召开的有关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等学术会议上放映。
        第四次是1991—1993 年间，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合作形成的口述历史资料。哥大的口述历史研究在世界上声名显赫，最早对张进行访谈的唐德刚就出自这里。这次哥大对张的口述历史工作，主要由精通英语和汉语的哥大东亚系讲师张之丙、张之宇姐妹负责。她们前后访问张60次，共录了145 盘录音带，后被整理成中文文字资料4800 多页，堪称张口述历史资料中最全面的一部分。目前，这些录音带及其文字资料保存在哥大“善本手稿图书馆”内的“毅荻书斋”，按照张生前嘱托，已于2002 年6 月正式对外开放。
        梳理张学良口述历史，可以看出其基本达到了一般口述历史的价值，即详史之略、补史之缺、匡史之谬、续史之遗、辩史之正误等。尤其是建国以来大陆汗牛充栋般的有关张学良、西安事变、杨虎城等出版物，无论是人物传记、史论，还是回忆录等，都要面对翔实真伪之检验。因为张毕竟是权威的当事人，他对自己人生的回忆，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正如张自己所言: “近十年使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有关我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1］3 他还直言不讳地说: “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1］3以下以西安事变为例，阐述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
        《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否为张学良所写? 张一生中多次回忆西安事变，1956 年是他第一次亲自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这份回忆录后被冠以《西安事变忏悔录》的名称发表在台湾军方控制的杂志《希望》1964 年创刊号上。因为该文是西安事变唯一幸存的主谋者首次披露事变的重大内幕，也是张被禁之后首次有文章公开发表，因此引起的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台湾及香港华文报纸竞相转载，外国记者纷纷拍发电报，瞬间便流向海外。蒋介石大为恼火，《希望》立即遭到查禁，创刊号变成了终刊，杂志全部收回，只有少量流入民间。一时间社会上、史学界传闻四起，文章是否为张所亲撰? 张口述历史“忏悔录风波”一节，澄清了学者们对《忏悔录》是否是张所写的真相。张承认《忏悔录》的确是他所写，其最初是为了完成蒋介石下达的任务，类似于自述或回忆录之类的文章，《忏悔录》是蒋经国加上的，内容也被蒋经国改动过，尤其是对前面部分改动更大一些，以便使其更适合于“政治教材”［2］131—136使用。其他诸如谁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张学良为什么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为什么不杀张而是将其长期囚禁等问题均可在张口述历史中找到答案。此外，对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与很多史学界有争议的其他问题也做了解答。诸如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之真假、对蒋的评价、张自己对西安事变的评价等。以此来看，张口述历史的价值不仅具备史料的功能，弥补文献之不足的一面，更可以据此重新认识以往的历史。

二、张学良口述历史之困惑
        张学良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一生曾多次改变历史航向。正因为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其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可想而知，它为史学界进一步揭开历史真相创造了条件。但是，作为张口述历史，在看到其价值之同时，还应看到，它还存在不少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又常常使学者们感到困惑。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国内外的各阶层人士，人们更感兴趣的恐怕均是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随着杨虎城被杀、蒋介石去世，张学良成为西安事变最具权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正由于此，人们迫切想从其口述历史中找到答案。通读张多次口述历史，留给研究者的更多是无奈与困惑。张口述历史对西安事变之外的事情，往往很详细，如身世、青年时期、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生活琐事等。相反，关于西安事变的口述，则显得十分简略，甚至避而不谈。目前大陆能看到的比较权威的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全书共142 页，关于西安事变的口述只有寥寥几页，“九一八”与西安事变加在一起才15 页。尤其是关于西安事变的一些核心问题，在其口述历史中并没有或没有充分揭示出来，其中有史学界最为关注的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的内容( 张只说周见蒋是他领去的，并且二人谈话过程中他在场，其他始终未说) ; 宋美龄、宋子文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双方有无协议; 宋美龄、宋子文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双方谈判之过程，即西安事变谈判的详细情节; 西安事变的军事部署以及事变前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之细节与内容，等等。
唐德刚在采访张学良时，明显地感觉一讲到西安事变，张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哥大在给张作口述历史时，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更何况张身边还有一位赵四小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张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正像香港《亚洲周刊》所言: “张学良有太多的苦闷和真心话需要发泄，但是他是个余悸在心的识时务者。”［3］298 张自己亦曾对记者表示: “我不能因为口述历史而伤害了某些还活在世上的朋友们。因为这一点，我始终不敢对外多谈什么，有些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出口伤人不是我张汉卿所希望的。”［3］356
        和以上人士有同感的还有日本NHK 记者，在采访张学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感到张似乎在接受采访前，已精心地将谈话内容分为该讲的、讲讲可以的、绝对不能讲的三部分。而西安事变中的某些内幕自然成为张心中的第三部分，是敏感问题，是绝对不能讲的。他们的感受是: 采访中凡是涉及到西安事变时，张总是非常谨慎，或干脆缄口不言。尤其是当记者问蒋介石周恩来会谈之情况时，张是绝口不谈，且态度非常坚决。［4］132—138由此断定，西安事变至今尚有为外界所不知的“重大机密”，甚至张学良自己亦坦言: 不愿谈及西安事变内幕。1991 年5 月，张在曼哈顿中城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同乡，谈话中说: “过去不少新闻记者访问他，都想从他口中探出点东西来，但他绝对不会说的，因为他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也不想将这段历史恩怨从他口中说出。至于外界毁誉，他一点也不在乎。”［5］1997 年10 月，张更是郑重声明，对国内所有来访者一概回绝。［5］1145 其中除了身体原因之外，避免谈及西安事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张不愿涉及内幕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西安事变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重大机密”? 不管怎样，学者们在研读张口述历史之后，对西安事变仍有太多的“谜”等待揭开。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陈红民教授，曾于2002 年11 月到哥大阅读了张学良口述历史与往来信件两部分。他在读完张口述历史稿本后认为: “收获不大，一则是张学良受访时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且性格依然率直，谈话中难免有失真处;二则访谈内容多是老生常谈，并未透出多少新意。”［6］陈教授所谓未透出多少“新意”恐怕更多是指张口述历史并未讲出西安事变的内幕而言吧! 这多少让急于求得西安事变真相的学者们有些失望!和陈教授看法相同的还有哥大的博士候选人瑞马丁。哥大在开放张学良口述资料之际，为了节省读者时间，图书馆曾请瑞马丁先通读了全部口述历史内容。陈教授曾与瑞马丁长谈两次，瑞马丁博士论文题目是周恩来研究，他坦然告诉陈并未从张口述历史中得到多少直接帮助。在谈到张口述历史之价值时，瑞马丁的看法与陈教授的基本观点相近。
        对所有访问张的人都关注的主题西安事变，相关内容都散布在整个访问中，即使有几次访问以此为重点，其间也穿插着其他主题。［6］这对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来讲，必须仔细梳理每次访问之内容，无疑增加了难度。笔者亦对比了张几次接受采访的口述材料，除了西安事变的内容较为分散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张对西安事变大多讲的是一些边缘性问题，对其核心问题涉及的很少，甚至避而不谈。
       口述历史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 即讲述者) 对话、合作的产物，即采访者与讲述者在访谈中彼此问答，共同完成口述历史，最终以访谈录音为基础修改而成纸质文本。通常大多数研究者看到的即是最后的纸质文本。因此，对于采访者与整理者而言，保留口述历史的原貌( 甚至包括讲述者的表情、口气、语气) 就显得极为重要。采访者与整理者应该尽量保留采访过程中的原始内容，不清楚之处需要注释说明的应有明显标志，或者在原口述内容之后另行加注解释，并向读者说明，这样才便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与利用。因为对于口述内容的理解，受各方面因素之影响，可能不尽一致，如将口述内容与作者的个人注解放在一起，很容易使读者误解为是讲述者自身的口述。这一点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表现较为明显。
        日本NHK 记者采访录，管宁、张友坤译注的《缄默50 年———张学良开口说话》一书是最早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实录，史料价值很高，曾多次被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引用。可惜的是，该书也未能很好地保留张口述历史的原貌，将张的口述与作者的注解放在一起，虽然很多地方加了引号( 似乎是张的口述) ，但读者还是很难辨清哪些是口述内容，书中似乎大量的是作者注解的内容。该书虽存在上述不足，在张口述著作之中，尚属情况较好的。
        旅美学者王书君的《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分为上下两卷，一千两百多页，是张口述历史中内容最多的一部著作。作者号称首次公开披露张学良将军口述录音内容，全景式记载张叱咤风云、慷慨悲壮的一生。细读之后，却很是让研究者失望。全书内容大多是根据其他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整理而成，对于学界关注的内容却很少，且张口述内容与作者的注解放在一起，读者很难分辨哪些是张自己口述内容，哪些是作者的注释。即便是注解，也没有出处。史学研究重在史料或称之为证据，没有出处，作者得出的结论很难让人信服。倒是后来唐德刚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更符合口述历史的要求，保留了历史原貌，唯一不足之处是注解太少，对这一段历史了解不深的读者要真正读懂不太容易。

三、解决口述历史现实困惑之路径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实际上是口述历史现阶段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张学良的作古，要改变已不可能。不过，对于其他口述历史的采访者与整理者，似乎应该具备应有的素养与相关知识，避免类似的情况重演，以抢救更多“活”的史料。
        第一，选择一个亲身经历事件且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是口述历史成功的第一步。采访者选择的采访对象即讲述者必须是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口述历史又被称为“活”的史料，所谓“活”，即讲述者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这样的口述才具较高的史料价值。如果是道听途说，其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除此之外，讲述者还必须是自己感兴趣的人物。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政治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 “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7］522口述历史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双方对话、合作的产物，需要两者的密切配合，假如对被采访者及其所处的时代不感兴趣，是不可能完成一部成功的口述历史的。
        因此，选择一个亲身经历事件且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是口述历史成功的第一步，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
        第二，多方搜集并掌握讲述者与所处时代的相关史料，详细了解相关历史事实。同时，尽可能寻访与讲述者以及其所讲事件相关的历史见证人，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梁启超说: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8］40傅斯年也认为: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9］187
        作为亲历者讲口述历史，无论讲的如何生动，真实性都是第一位的。口述史料不像档案史料，档案史料是当时形成的，因而真实性位居各种史料的第一位。报刊史料虽不如档案史料价值高，但也是当时形成的。相反，口述史料则是事后形成的，有些甚至是相隔多年才形成的，如张学良口述历史，是时隔半个多世纪形成的。讲述者因受年龄、身体、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口述难免出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朱浤源认为: 口述历史“也与一般的历史相同，都有真实性的极限。人类历史均有真伪，因为史料的伪误在所难免。口述历史既为搜集史料的一种，也不能‘免俗’。”［10］对于讲述者的记忆混乱或记忆受损，采访者与整理者必须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否则只能误导读者，这就要求采访者对讲述者与所处时代的相关历史事实进行详细的研究，以起到勘误作用。因此，对一个采访者而言，相关的历史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家之言的口述或无法澄清的历史事实，尚需采访者尽可能寻访与讲述者以及其所讲事件相关的历史见证人，以便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
        第三，精心准备采访提纲与掌握一定的采访技巧是口述历史成功的至为关键的一步。一般而言，讲述者都会将采访限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有时也会出现讲述者因身体等其他原因而将原定采访时间缩短的情况，这就要求采访者在采访之前必须精心准备采访提纲，以保证采访内容的顺利完成。采访提纲应该将采访者最想获知的内容放在第一位，即按照重要程度的不同列出采访提纲，确保采访围绕着中心问题进行，避免相同或相似问题重复采访。如果没有采访提纲或准备不充分，可能导致讲述者漫无目的地讲述而无法完成采访任务，或者最重要的内容没有采访出来，不甚重要的琐事反而很多。采访过程中，采访者也要掌握适当的技巧，以保证采访的顺利完成。口述历史一般采用的是访谈形式，即讲述者讲、采访者听的形式完成，是双方互动的过程。它要求采访者首先要做一个好的听众。作为一个好听众，既要关心，也要尊重讲述者，更要静静地听讲述者讲，尽力挖掘讲述者脑中的“记忆。”和谐的关系是口述采访成功的标志。即便发现讲述者所讲内容与事实存在巨大矛盾与冲突时，甚至是有意杜撰编造时，也要耐心地听讲述者讲。只有这样，才能在讲述者所讲的点点滴滴中捕捉重要的历史信息。
        第四，必须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对于不明白、不甚详细、有歧异之处，采用加注解的形式解决。口述历史肩负重构过去、向既定的史料提出挑战的使命。因此，为了保持口述历史原貌，首先要求采访者与整理者将录音带内容转化为文字时，必须保持原录音带问答的形式不变，且对采访内容不能做任何形式的增加和删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口述历史之原生态，更利于研究者从事研究。将采访内容转化成文字只是整理口述历史工作的一步，更艰巨的任务则是对口述内容的考证。整理者要将口述历史看做是历史研究，对口述内容进行勘误，防止误导历史。对于原口述历史内容不明白、不甚详细或歧异之处，需要加以说明的，采用加注解的方式解决。在注解中，作者可以采用大量史料诸如历史档案、报刊资料、回忆录等对原口述历史做进一步说明，更好地再现当时的历史情景。所作注解不能与原口述历史混在一起，否则，研究者很难分辨哪些是讲述者口述，哪些是整理者的注解或随意发挥之内容，影响研究者的视线，从而降低了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 窦应泰．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2］ 唐德刚． 张学良口述历史［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3］ 窦应泰． 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M］．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2．
［4］ 日本NHK 记者采访录． 缄默50 年———张学良开口说话［M］． 管宁，张友坤译注．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5］ 访问者唐德刚． 著述者王书君． 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
［6］ 陈红民．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J］． 民国档案， 2003，( 4) ．
［7］(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8］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0］ 朱浤源． 论口述历史访问的方法［J］．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八． 十二年度全国口述历史工作会议学术论文研讨， 1993，6．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