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的学人或可发现，近年来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以下简称LIS) 领域中口述历史的相关研究正在不断增长，尽管文献的增速很难与数据化、信息化或某些具有阶段话题性的课题比拟，但从2000 年以来，其所获得的发展仍是值得瞩目的。
        笔者在此不再复述口述历史的缘起、发展和宽泛层面上的意义与价值，在中文世界，这些主题目前都已爬梳出颇为清晰的脉络，无需赘言( 尽管后续的文章中有可能再度触碰或反思这一系列问题) 。作为后续一系列文本的开篇之序，笔者试图澄清的核心问题是: 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视角下讨论“口述历史”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这一提问花开五叶，随之又可相继引出更多未解的疑虑: 口述历史的发展与LIS 现有的发展方向是否吻合? 与LIS 相关联的一连串社群或组织中，学界、实践界的职责边界各自圈定到何处? 哪些促进的手段和训练是必须的? 我们试图走到哪里，我们又能够行至何处? 利益相关者又应该如何开始行动? 等等。
        除了若干高屋建瓴的展望，对这些问题落地和实践的讨论还很少，笔者即着力给出一些较为初步的回答。这些回答表达了两位作者作为栏目主持人的动因和期许，但不能代表除了个人以外后续文章和作者的基本态度。

1 三种概念下的口述历史及其带来的挑战
1． 1 作为学科分支与方法论的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这一名词有着丰富的内涵，最基本的三种概念可以简化为: 作为一个学科分支、作为一种方法论、作为一项业务/服务项目。这三种不同的内涵寓于同一名词之内，难免有微妙的交错、重叠和互通之处，例如，搅动底层的发声、挽留当代史的片段等基本趋向。
        其中，作为学科分支的口述历史、或谓“口述史学”的说法仍有较大的争议［1］。自然，从“纸本”到“口述”的材料变迁蕴含着对传统兰克史学的反动①，关于史料如何导致史学观念的迁移也有许多繁复的讨论，单从这个角度而言，口述史学作为学科或分学科是有一定话语基础的; 再者，相关学者对口述史的理论构筑也不可谓不热心。但从学科和理论的视角，口述历史更多被作为一种改良工具或社会运动的武器，这一意图虽促进了口述历史本身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实则为其设置了天花板，使得延展的脉络和影响更多集中于公众史学等领域［2］。
        作为学科的口述历史有着丰富的理论，但其理论内涵在LIS 领域的渗透，往往是借由作为方法论和作为服务项目的口述历史概念而得以传播的。按笔者的经验，LIS 史学者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先运用了口述访谈的方法、继而模模糊糊形成或抓住一套基本的原则，再慢慢觉察到一个名曰“口述历史”的方法论或理论体系; 很少有人沿着“史学”的大路行走，随之再转入“口述历史”这条迷人的曲肠小道。
        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常常被用来与“深度访谈”、“新闻报道”等概念进行对比，以便明晰其内涵，其间尤以口述历史和新闻报道的对照为典型，无论国内外学者都尽力辨明: 两者虽然同样采用“人物访谈”作为直接的资料获取方法，然而在出发思路、访谈结构、资料用途、问题倾向、处理流程等方面有许多的不同［3 － 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差异的根源，多来自历史学研究和新闻报道这两种行为在固有目的上的巨大差异，即前者的学术性目的与后者的消费性意图本是不能兼容的。换言之，这样的对比在立意之初即相差甚远，少了几分思辨的意味。我们必须将它和其他同样以“学术性”为目的的访谈工作做一些比较，才有可能发掘其作为一方法论的独特性。
        事实上，人们很容易被“口述历史”中的“历史”二字所迷惑，画地为牢，忽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往往才是将这一方法最早应用得淋漓尽致的群体，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正是历史学的人类学与新文化研究倾向，才将历史学者引向“口述”的思维。或许唯有在人类学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文化”概念下，才能够进一步揭开“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口述历史”与其他“以访谈为中心的研究法”的差异: 口述历史往往侧重以叙述性的方式去保存某个大问题下的历史截面、而许多其他的访谈( 包括新闻报道) 时常孜孜不倦地试图猎取明确的回答———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口述内容没有办法和更大的图景与文化语境结合起来，相关的口述历史方法运用便很难称为成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口述历史的方法是合乎当代“文化研究”的探索潮流的，或者说，恰是为了这一走向而逐步被挖掘和发展起来的技术手段: 如今历史人类学家视野下的“文化”关注的不再仅仅是“现成的”人类行为，更多着眼于行为的形成，即“不同意义是如何注入行为的”，因此以新近去世的西敏司等历史人类学家为代表，一再申明“只关注结果而忽视过程，则是对历史的一再漠视”［5］。可见，这一概念下的口述历史，是以庞大而舒展的触手，试图去捕捉过程的一种方法技巧组合，背后还有一套倡导关心底层史、亲历历史和重视本地文化的整体性理路。“口述”二字凸显的也只是这一方法体系中口述素材的主体性而绝非唯一性，现实中，我们也很难遇到纯粹只运用“口述”作为方法或资料源的学者。
        从LIS 的现状来讲，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的应用多在学科史的研究之中。或许因为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史、档案学史本身不到百年的发展历程，使之颇有用武之地，我们学界实际上极其注重这一方法论和相关资源的运用，从程焕文以历史文献和沈家后人说法驳斥沈胡关系的论述［6］，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对文华图专史料不遗余力的搜集②; 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口述历史和回忆录更伴随着“尊师贺寿”等传统兴盛延绵，亦值得关注。学科史的范畴狭小，受众不多，理论分析也需精进，这是现有的应用缺陷; 可更关键的恐怕是，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在学科内很少有更加广泛的应用③。但它为LIS带来的想象力在于: 历史非仅是十百千年以前的命题，如何截留住当下社会环境的侧影同样关键，因此，包括技术接受、少儿阅读、社区发展等相关的课题，实际上都可以在这一方法论框架下展开。
1． 2 作为业务或服务项目的口述历史及其面对的困境
        相比起前两者，作为一项业务或服务项目的口述历史概念，最便于LIS 领域的理解和学术体系的吸收。在这样的概念下，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是图书馆、档案馆或其他信息机构的一项必备或常备的职能，与参考咨询、流通服务、市民讲座等并列，详尽规划和探索其生命周期上各个节点的工作要项、并探索最佳实践———事实上，这正是当前本学科对口述历史研究的主要思路。
        然而，作为业务的口述历史的真正难点并不在于资源的编目、管理、数据库建设和法务等方面，上述所及并不凸显太多的挑战。何以如此? 判断新兴的资源管理是否会引发危机，关键在于其量级与载体特征是否会超出机构的现有管理能力之外: 量级上，目前还很少有独立的口述历史项目能够达1 000份的录音或文本资料，但每一所图书馆、即便是私人公益性或乡镇级的，大多都拥有远超乎这一数目的图书报刊量级，更何况口述历史往往是只属于大型图书馆、档案馆的业务，按照口述历史本身的特性和要求，这一部分资料的数量也绝难突飞猛涨; 载体上，即便基于口述资料的复合性和音像性来考虑，1990 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多媒体资源处理经验; 而法务上，更多仅需要一份可用的本土化范本罢了。
        作为一项服务项目的口述历史，切实的困境在于项目的领导和推动的人才困境，以及最终的受众目标设置。这两个疑虑给那些对口述历史在LIS 领域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意义充满信心的乐观论调蒙上了一层阴暗的雾霾。
        从项目主导和推动的人才来讲，一个客观的现实是: 由于当前LIS 的教育课程和学术训练体系少有相关的训练，这一学科的学生实际上很难满足口述历史工作的要求。这从鼓励拓展口述历史工作的大背景来看，无疑有些讽刺。更为有趣的是，即便在专门开设了相关课程的肯塔基大学( LIS 642 Oral History) 或西蒙斯学院( LIS 433 Oral History) 等美国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院系，也很难找到太多的历史类课程———关于口述资料的整理或许很容易和固有的知识体系桥接，但敏锐的历史感和基本的史学素养却需要专业的教育和适宜的环境。LIS 学科史研究者的史学触感、问题意识和话语方式还很难与专业的历史学者接轨: 例如，从当前中国的世界图书馆史研究看来，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建立在翻译、转写或编译二手文献的基础上，且以事实性的讨论居多( 包括笔者个人的史学写作亦有类似的弊病) ; 更残酷的事实是，随着信息化走向的越演越烈，有利于锻炼学生历史触感的一系列课程如目录学、图书与图书馆史、史学研究法等正在日益收缩或停摆，这意味着，整体的专业教育环境对于口述历史这一“新兴业务”④而言，几乎是不友好的。在这一情况下，或许应该寄望于跨组织的合作、借用历史学家的能力，但这又引出一个类似的问题，本土图书馆学、档案学的相关课程体系与实践中，同样缺乏这一方面的训练———这与中国图书馆、档案馆建制的大环境，以及长期以来对NGO/NPO 的政策氛围有一定关系，尽管相应的政策正在逐渐调整，但短期内很难看到成效。人才输送渠道的匮乏，就意味着图书馆、档案馆等对于口述历史运作的主动操作能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仍旧低迷，而能力的不足又很容易导向口述史操作意愿的匮乏。
        另一个挑战是受众群体。每一位图书馆员或学人想必都会认同，从史料留存的角度看来，大部分的口述历史项目相当有意义，但为口述档案或资料寻找到感兴趣的用户却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除了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大部分图书馆用户并不愿意阅览这些辛勤的劳动成果，这也是几乎没有从利用角度的展开相关研究的原因之一，这部分资源在利用群体的层面与珍本古籍并无太大的差异，几乎注定是为了少数研究者而服务，从而导致相关项目很难获得相应的财政资助，也就辖制了长期的发展。
        或许因为上述等缘故，目前有口皆碑的口述历史项目，大多是由政府机构、学术组织牵头，而图书馆、档案馆仅承担资源管理和保存的工作，即便这类工作也只在中国少数的大型公共图书馆或学术图书馆展开。这些现实的桎梏削弱了“口述历史”的内涵和种种反复被强调的“意义”，它意味着，庞大的多级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体系目前还没有能力采录和开发意义甚巨的地方口述资源，唯有少量具有象征性意味的人物、符号和传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留存下来。

2 LIS 视野下的口述历史: 边界和可能
        从上文的论述中，笔者试图指出: LIS 视野下的口述历史发展或许并不乐观。从潮流上来讲，它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流动是一致的，接近“向下看”的人文走向; 但某种程度上，和信息科学的潮流却是逆反的: 实体信息机构的运营、管理和领导能力越来越不受重视，各大院系和培养目标中着力凸显的“信息”两字抹平了图书馆员、档案馆员的文化性格。缺少了学科支撑的图书馆员们可以寻求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者的合作与支持，但保管者在主动权和能力上的或缺绝非一件好事，已经有很多的史实证明:图书馆、档案馆等作为一个系统性的保存机构，留住了很多史学家都遗忘、忽略甚至放弃的资源———要充分履行这一职能，就要求信息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一定范围内拥有对口述资源“主动出手”的意识和能力。
        那么，LIS 这一学科究竟通过什么样的举动，能够对口述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呢? 如何在不利的大环境下磨砺学生对口述史料的兴趣和敏感度呢?在整体上，学界应当对学科内部的人文路径建立起清晰的认识。必须承认，一个更为数据化、计量化的“信息”概念是有利于学科的整体发展和未来生源、就业的，这一趋势短期内恐怕也很难改变，但人文倾向的研究永远会在LIS 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信息社群学、数字人文等方向仍在保持着这个学科内部的张力和对话的可能———今年的iConference会议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讨论如何维持iSchools 人文传统的会场，主持人开篇即云: iSchools 终究不是dSchools，这意味着这个学校联盟的主旨仍然是复合的information 而不是纯粹的digital⑤。尽管如此，我们对于各大人文学科新兴概念的吸收和理论的运用还有很大的不足，很大程度上，并非LIS 的人文路向过时了，而是我们的问题意识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例如，直至今日，在基础理论领域，某些被反复引用的哲学框架和术语都来自于20 世纪70 年代或更早以前———当然，这也意味着，人文况味颇重的口述历史，无论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或方法论，在LIS 领域仍拥有着很大的潜力。如果上一章所论及的“乐观论调”是一种盲目自信，那这里的“潜力”或许才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者所应当具有的信心保障———尽管这种信心是以对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进展的持续关注和学习作为前提的。
        在具体的层面，尽管大方向是不利的，但对这一研究充满兴趣的学人依然可以从若干方面推进口述历史的进展。
        第一，是从我们学科的内部开始，进一步构筑口述历史的传统。以学科史为中心，逐步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LIS 领域内部拓展开去，将其打造成一种常规的LIS 研究方法论。虽然上文已经提及在学科史的研究中，对口述资料尤为重视，但在议题的宽泛程度上仍可努力，如最近在《图书馆论坛》开始呼吁的“图书馆技术史”研究栏目，因许多主题去今不远、多在30 年以内，就比较适合采用这一方法论。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由于三种概念的口述历史本质上是互相交缠的，我们很难彻底地区分彼此，因此，在LIS 学界将口述历史逐步用作一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时候，业内对于作为业务的口述历史之整体理解无疑也会加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LIS 学者或图书馆的团队，对口述历史的示范也有机会引导更多人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
        第 二，借由相邻的研究或课程推进对口述历史本质和内涵的理解。除了历史类的研究或课程之外，一系列与多媒体资源、故事、阅读相关的领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有望增进我们对口述历史的认识。例如，在这些相邻领域的研究和课程中，受到忽视的重要课题即是讲故事( Storytelling) ，对故事模式的解构、对文本形式的口述表达等等，都将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口述传统和口述历史，搭筑更为丰富的知识体系。因而，如何引起这些相关领域教师和研究者的兴趣，将会是接下来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即是通过更系统的方式梳理最佳实践与操作经验，这一点是目前学界主要的研究路径，如王子舟、尹培丽对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7］，王惠玲等对香港口述历史资料库［8］的案例剖析，还有业内最为热衷的唐德刚以及哥伦比亚口述历史中心的案例等。这些最佳实践的解析多已切中要点，但若能汇集形成一个较为适宜学习和操作的案例库则可能效果更佳。同时也有很多更实际的、值得探讨的课题，如目前对口述历史工作的资源投入实际数目少有提及、也很少对小型图书馆的示范案例进行解析，反而是一些较为宏观层面或自上而下的讨论，大可不必。
        实践地去推进以上三点，并落实和发展与之对应的措施建议，某种程度上正是本栏目最初的设置企图。我们的期许是，口述历史作为LIS 领域中人文传统的一个着力点，终能溯洄而上，突破固有的研究困境，重新凸显这一学科的特色之处和文化关怀。

3 结语
        上述还未提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是口述历史的实践性。
        在2014 年间，笔者以中山大学资讯学社iClub的志愿者为依托，初步展开了针对中山大学退休教师群体的口述访谈，虽然之前有过类似的针对学界人物的访谈尝试，但这样较有规划的口述工作尚且是个人的第一回。也正是在这第一次中有了不少的感触，例如，我们虽浓墨重彩地强调口述历史与新闻报道的差异，但实际访谈过程中，这种差异是很难被觉察和分辨的，有时候帮助访谈者在言语丛林中行走的，仅仅是直觉罢了; 又如访谈者其实难以判断一个访谈是否成功，如果是让口述对象说话、甚至说多点话便是成功，那么，没有一项口述工作会是失败的，但实际情形是，我们如何尽量地超脱到访谈提纲之外，去了解更多甚至连访谈者都不知道自己了解的事情，又或敏感地捕捉一言一句背后的微妙语境、并拓宽询问的范畴，这些都极富挑战。如此一来，口述历史的实践性可能才是其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命脉，如果没有落地经验而仅仅付诸文字，这番体验和感受便很容易沦为空谈。

注释
①需要补充的是，虽然如荷马史诗等口述传统常常作为口述历史的前身来追溯，某些论文也将它们一并视之，但总的来讲，学界多认为它们之间有较大不同，并多废笔墨注明其区分，如第三版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百科全书》中特意就此进行了论述，指出口述传统并不是口述历史，它与口述历史的差别乃是“口述历史……需要一个访谈者的介入”，见Marcia J． Bates，Mary Niles Mack e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Third Edition) ［M］． Boca Ｒaton:CＲC Press，2009: 4045．
②典型者为八十、九十周年纪念文集《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服务精神》与《文华情怀》等，均收入了不少文华后人的回忆和文稿。
③近年来王子舟等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倡导人类学和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已经和“口述历史”的方法论理念颇为贴近，可以认为是从较为完整的社会文化层面展开的观察视角。
④将口述历史认为是“新兴业务”或未来的“服务项目”是不少现有论文和著作的基本观点，但这一观点可能是需要斟酌的。判断是否为“新兴业务”究竟是从什么角度来考虑呢? 如果是从开始时间，那么这项业务从最早入驻图书馆至今已经有数十年光阴; 如果从普及的图书馆的数量，那口述历史因其资金、人员素养等问题，恐怕永远都很难在各级图书馆全面铺展开来。因而，对这样的观点表达，我们可能需要尤为谨慎。
⑤即2016 年在费城举办的iConference 议程中，3 月22 日所举办的Information: caught between culture and society – A social and culturalapproach to iSchool research 讨论会，这一讨论主要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LIS 学者主持。

参考文献
［1］ 徐国利，王志龙． 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2005( 1) : 119．
［2］ 李娜． 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 跨学科的对话［J］． 史林，2015( 2) : 195 － 203．
［3］ Mark Feldstein ． Kissing Cousins: Journalism and Oral History［J］． Oral History Ｒeview，2004( 1) : 1 － 22．
［4］ 蒋蕾． 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的异同［J］． 新闻记者，2011( 9) : 74 － 78．
［5］ ( 美) 西敏司著，王超，朱建刚译． 甜与权力: 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25 － 26．
［6］ 程焕文． 论图书馆学宗师沈祖荣先生与胡庆生先生的关系———《退出图书馆界的名人》纠谬［J］． 图书馆，2001( 5) :52 － 56．
［7］ 王子舟，尹培丽． 口述资料采集与收藏的先行者———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 1) : 13 － 21．
［8］ 王惠玲． 香港经验分享———口述历史档案库的创建兼论图书馆的角色［J］． 图书馆，2015( 12) : 10 － 14．

       （来源：《高校图书馆工作》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