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领域之一, 理工科大学或相关专业的校史或系史是近现代教育史和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 伴随着各个高校的周年庆典活动, 涌现出了大量的校史著作。总体来说, 目前的校史论著多为以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宏观叙事之作, 普遍存在研究方法单一, 叙事方式平淡, 以及对历史细节的挖掘深度不够等方面的问题, 高校校史研究亟待加强和深化。口述历史因其在挖掘和抢救史料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可以成为深化校史研究有效途径。本文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校史研究为例, 阐述了口述历史在校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价值, 提出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注意事项和工作建议, 以期为同行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1 高校校史研究有待深化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开始于“甲午战争”之后, 有学者认为1895年10月2日经光绪皇帝批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建立,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开展大学校史的研究是近现代教育史和科技史学术领域的重要内容。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所有“文化大革命”以前建立的高等院校着手编写校史, 一些建校历史比较长的高校纷纷成立了校史编研部门, 组织人员开展了校史的编研工作。1988年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研讨会, 成立了全国高校校史编研的学术团体“全国高等学校校史研究会” 。此后, 全国高等学校编史修志工作普遍开展起来, 甚至于一些历史悠久、教育水平较高的中学和小学也相继出版了校史著作。许多学校成立了固定的校史编研机构, 有固定的人员长期从事校史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研工作。近年来涌现出大量校史研究成果, 有史书、志书、大事记、有编年史、专门史(如学科史)、人物传记等等, 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 综观目前的校史研究成果普遍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校史论著多为以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宏观叙事之作, 专题性研究著作较少;第二, 研究方式多是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编撰, 缺乏对新史料的挖掘;第三, 编撰体例上较为单调,多为纪事本末或编年史, 有些校史著作仅为史料汇编, 缺乏深入的研究分析;第四, 研究目的单一的定位在宣扬光辉历程以激励后人的教育功能上, 只是注重展示办学成就, 而忽略甚至故意回避一些失败的事例或走过的弯路。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要的问题可能在于许多高校校史编撰者史学研究的功底不够。目前许多高校缺乏专业的校史研究队伍, 校史编撰人员多为从事档案管理工作的职员, 其日常工作主要是从事学校各类文档的收集和管理, 校史研究仅为其空闲时的业余爱好。校史著作的编撰多数是在周年校庆之前, 学校出于总结办学经验、展示辉煌历程所需, 把编撰校史作为筹办校庆工作的一项任务, 临时组织起一个校史编撰的工作组, 其成员有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档案馆职员、以及一些对校史有情趣的退休教师等。
        他们有编撰本校校史的热情, 也比较容易根据档案记录梳理出校史中的重大事件, 但因缺乏史学研究训练, 很难编写出学术水平较高的校史研究著作。校史研究方法单一, 缺乏挖掘新史料的手段, 也是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因细节而生动。档案文献无疑是最为真实可靠的原始记录, 但它仅是某一历史事件的成文的、有限的记录, 促成该历史事件发生的大量影响因素多隐藏在有形的文献背后。今人仅凭有限的档案文献很难还原久远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 以及当时局中人之间的观点或利益纠葛、冲突与妥协等心理过程等。那些丰富的历史细节只有亲历、亲闻或亲见的当事人才能够说得清楚, 因此口述历史成为挖掘历史细节的有效手段, 而受到学术界推崇。

2 中国科大口述校史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文简称“中国科大” )诞生于“大跃进”运动之初的1958年。在全国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口号中, 刚刚报到的全校师生经历了大炼钢铁、生产劳动、教育革命、科技大跃进、以及大饥荒的洗礼。然而, 在聂荣臻、郭沫若、张劲夫等老一代革命家的直接领导下, 在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科学大师们的教导中, 中国科大白手起家, 高起点、大跨度迅速跃居中国一流大学前列。“文革”爆发后, 中国科大与全国高校一样停课闹革命, 教学科研工作陷入瘫痪, 1969年冬在一片乱局中整体搬迁到合肥, 教学设备、实验仪器和教师员工流失严重, 几乎走到了濒临解体的境地。拨乱反正之后, 中国科大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创新举措, 选派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少年班和第一个研究生院, 克服经济落后的区域所限迅速崛起。20世纪80年代, 中国科大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独领风骚。90年代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在高校扩招、并校、快速扩张的大潮中, 中国科大却逆时而立, 提出了“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办学方针, 确立了控制规模、注重质量和特色的内涵式发展方向, 在中国当代教育界独树一帜, 取得了突出的办学成就。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科大的发展历程可谓跌宕起伏、历经坎坷, 其办学经验和挫折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
        中国科大的校史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近十余年来虽有所发展, 但总体上看可谓工作零散, 成果寥寥。在1998年建校40周年之际, 由学校档案馆和校长办公室联合编辑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1958— 1997)》(1998年9月印刷, 校内发放本), 该书根据档案逐年挑选出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编排成册, 展示出校史脉络的主要框架。之后学校档案馆的职员和个别老年教师陆续发表了数篇回忆性文章, 但内容较浅。为了迎接2008年建校50周年庆典, 学校于2006年6月初举行了校庆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 之后设立了“校史编撰”和“口述校史研究”的两项校级重点项目, 启动了大规模的校史研究工作。其中,“校史编撰”项目由学校档案馆(校史馆)丁毅信馆长和人文学院副院长胡化凯教授共同主持, 其结果是在50周年校庆前夕出版了84万字的校史著作[ 1] 。“口述历史研究”项目由时任中国科大秘书长朱灿平和笔者共同主持, 召集了7位有兴趣的青年教师和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部分研究生组成了工作组, 购置了摄像机和录音笔等访谈设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筹备, 于2007年项目组开始了中国科大首次的口述校史研究工作。两年多来, 经过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口述校史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首先, 建立了口述校史的研究团队, 掌握了基本的工作方法, 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项目组成立之时, 几位青年教师多数都没有进行过这项工作, 只是对口述历史有些兴趣。在承担任务后, 项目组全体成员利用相关书籍和文献开始了口述历史理论和工作方法的学习, 在工作中经常举行讨论会, 相互交流工作体会。同时, 项目组还邀请了国内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来校举行讲座, 解答疑问, 具体指导访谈工作。经过两年多来的大量现场访谈和文稿整理工作, 几位成员对口述历史及其工作方法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具备了独立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能力, 从而为以后开展口述校史工作打下了基础。
        其次, 取得了一些口述校史研究成果, 提高了校史研究水平。项目组设立了中国科大的创建与初期发展、少年班的创办、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创建和发展等若干重大校史事件专题, 以及建校元老和杰出校友等重要历史人物等专题, 大规模开展了访谈工作。两年多来, 项目组连续访谈了30余人, 录制了约8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和录音。现已整理出访谈文稿20余篇, 其中有7篇文稿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有些文章受到了学界同行的好评。同时, 整理剪辑出12位受访人的视频专题片, 制作成6张DVD光盘(校内发放), 这些工作显著扩充了中国科大的校史研究成果。按照原来的项目设计, 计划把成熟的文稿整合汇编成册出版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历史》著作, 现在看来, 还需继续努力工作一些时间才能达到目标。
        再者, 在访谈工作中, 发现了一些收藏在受访人家里的珍贵校史照片和资料, 丰富了校史资料的收藏。例如, 笔者在对首届校友张瑜先生访谈中, 在他家里发现了数张他与同学们在八达岭附近发射自己研制的小火箭进行人工降雨实验的照片, 以及一本记录翔实完整的手写实验报告。通过交谈了解到, 1959— 1960年, 中国科大力学系的学生在系主任钱学森的指导下成立了火箭组, 研制小火箭进行人工降雨实验, 并取得了成功, 进而到四川等地实施人工降雨作业, 为农业生产服务, 他们制作的小火箭甚至还曾出口到国外,在国内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体现出中国科大强调“理工结合”、“理实结合”的办学传统, 而且通过照片可以直观地看出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朝气蓬勃、艰苦奋斗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这些资料补充了校史档案的空缺, 在50周年校庆之前得以出版。[ 2]

3 口述校史工作的几点体会与建议
        经过两年多的摸索, 中国科大的口述校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也走了有一些弯路。笔者根据个人经验以及对口述校史工作的理解, 提出几点体会和建议, 以求教与同行共勉。
        首先, 口述校史与一般的口述历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访谈者与受访人皆同属于一个学校, 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对于校史的价值取舍有着共同的标准和愿望, 因此也很容易相互信任和沟通。然而, 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问题是访谈者和受访者都很难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全面回顾历史真相, 甚至会共同故意回避一些关系到有损学校名誉的影响的话题。
        笔者认为, 口述历史工作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存史, 是对年已高龄的老人记忆中的历史真实进行抢救性的挖掘, 这些口述记忆在档案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弥足珍贵, 因此应该尽可能全面的追问和探求历史真相, 为后人留下较为完整的记忆。要做到这一点, 访谈人就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全面地进行前期调研, 设计出高水平的访谈提纲, 并全面记录受访
人所讲述的一切历史信息。
        其次, 要注意对口述档案的收存和管理。访谈时的录像和录音是十分重要的口述资料, 那种受访人的容貌和话语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影音资料, 其价值远高于整理出来的文字稿。如此说来, 口述校史工作的主要目标首先应该是录制、收集和保存受访人的口述影音资料, 以补文献档案之不足, 因此整理发表访谈文稿不应该是主要目的, 更不能是唯一目的。目前, 高校的档案管理部门似乎还没注意到对口述历史档案的收存问题。中国科大近两年来录制的口述历史录像和录音都还存放在各个访谈人手里, 有待于根据口述历史档案的特点设计出适合的管理方式, 建立便于检索和利用的电子数据库。
        第三, 开展口述访谈工作要有充分的事前准备, 访谈者不仅要了解口述历史的基本工作方法和访谈技巧, 而且拟定的访谈提纲要紧扣主题, 问题设计应层层深入, 并且提前与受访者进行充分沟通, 给对方一段思考的时间, 正式访谈时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访谈过程中应尽快建立起信任关系, 把握问题的主动权, 尽可能引导和挖掘话题, 但不易简单的打断受访人的正常讲述, 也不要轻易否定或肯定他的说法, 倾听过程中思考值得深入的问题, 伺机提出追问。访谈结束后, 应抓紧时间整理成文字稿, 在当时的语境和口气下, 能够更加准确地记录下受访人的正确表达, 若是时间久了, 就不易完整的把握受访人当时的语境, 其结果可能出现一些偏差。在形成文字稿时, 要注意口语表达与书面语的转换, 既要忠实原意, 又要提炼成流畅的可读性的文稿, 因此也需要一定的锤炼和加工技巧。
        最后, 关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或“可靠性”问题, 笔者认为口述历史是历史事件的亲历、亲闻、亲见者根据记忆进行的口头叙述, 这种叙述具有主观选择性, 但并不影响所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在文献档案缺失的情况下, 口述档案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来使用。从另一层次上看, 如果说档案文献展现的是一种“历史真实” , 那么口述史料所揭示的是一种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真实” , 尽管这个事实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但它可以与档案记录相互印证, 共同构成较为真实的历史存在。有此可见, 口述史料不仅是文献档案的必要补充, 而且对于还原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使历史研究摆脱了常规史学的呆板模式, 使之更加的生动鲜活, 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史学。这可能也是近些年来口述历史得以蓬勃发展, 深受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和喜爱的原因之一。

参 考 文 献
1 朱清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编年史稿[ 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8.
2 张瑜.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火箭小组[ 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8.

       （来源：《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