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学是搜集、保存和传播口述史料, 以口述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口述史学的方法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以下简称“兵团史”)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兵团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 其内容不仅包括研究兵团史本身, 还应该包括在兵团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兵团历史发展的规律, 以及总结研究兵团史的方法和理论。随着兵团在稳定新疆社会、促进边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学术界对其历史的研究也愈来愈重视。从史学研究的分期来看, 兵团史又是新疆现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从成立至今仅五十余年, 从地域性和时空性来说, 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这就具备了利用口述史学方法研究兵团史的基本条件, 也决定了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兵团史最重要的史学方法之一。

一、口述史研究的内容及分类
        口述史学具有客观性、可靠性,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文本资料起到印证和补充的作用。英国著名的口述史学家保尔· 汤普逊(Paul Thomp-son)认为:只有凭借个人经历的真实证据(“过去的声音”), 才能如实地再现历史, 还过去以本来的面目[ 1] 。正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史学理论, 口述史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其自身地位的提升。因此, 在研究现当代史的领域中, 口述史学方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口述史学方法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途径, 它的起源很早。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都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的历史方法, 则诞生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 并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欧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实际上口述史的涵义非常广泛, 它既是指史学家收集和传播口述史料的方法, 又是指史学家全部和部分依据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在口述史研究中, 口述史料是研究的根本, 那么什么是口述史料? 根据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的定义, 将口述史料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口述记忆, 是指“史学家访问当事人而获得的第一手材料” , 通常被称为“口述史”(Oral History);二是指“那些以口头语言的形式流传于若干代的对以往人物、事件的叙述和描绘”[ 2] 。
        事实上, 口述史学方法虽然被认为诞生在国外, 但在中国开展口述史学研究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 中国上古史中的历史传说虽不能称作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学, 但已经具备了口述史学的某些特征, 历代史学家在编撰史书时仍然将口述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加以运用, 如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 就很重视实地考察和采访, 在撰写史书时就运用了一些口述史料。我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把口述史料单独归为一类,他解释说:“采访而得其口说, 此其口碑性质之史料也”[ 3] 。可见历代学者对口述史料的重视。口述史从口述内容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人为主, 围绕个人生平展开枝节脉络, 又可分为述和他述二种;第二类是以事件为主, 围绕事件发展脉络展开对多人采访, 洞察历史真相和发展规律;第三类是以物为主, 按事物产生发展结果为线索顺势而述, 以期获得真实面目和来龙去脉。依口述者的身份地位大体分为四大类:一是当事人口述史, 他们亲见、亲历、亲闻, 有着直观真实的感觉, 讲得最为自然真实可靠, 朴实无华;二是知情人口述史, 虽不直接在现场, 但他们知道一些真实情况, 一般来讲也是可信的;三是旁观者口述史, 他们虽不知道全部情况, 但也了解一些细枝末节, 从客观的描述中可客观地评判事件、事物产生和发展的相对真实性和可靠性的侧面, 得到公允的解释, 也是可贵的旁证材料;四是热心传播者口述史, 一般是一些好事人或出于显示其博学多才, 或从不同途径得到信息, 或基于某种目的的加工综合再创造, 然后向社会人群传播发布, 其中参杂的人为因素太多,可信程度低, 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4] 。口述史料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各个侧面, 口述者在口述时所陈述的内容是有选择的, 这种选择也许会导致个人的好恶, 产生某种偏向, 但是剖析这种偏向的原因则有意义,这种偏向或许就是当时显示倾向和社会价值观的反映。

二、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
         随着学术界对西方新史学理论方法的介绍和研究, 国内学者也开始重新评价口述史学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研究中。把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兵团史研究的热潮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出现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成立于1954 年10 月, 它是由当时的驻疆人民解放军十余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组建而成, 主要目的是为了执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兵团史就是指兵团成立、发展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回顾兵团口述史的研究, 可以追溯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 兵团各师、团史志办为编撰兵团史志及编辑出版兵团文史资料辑刊, 对兵团所属各团场、连队进行了广泛的实地采访, 收集了较丰富的口述资料。1984 年,《新疆通志· 生产建设兵团志》开始编撰, 编写人员除了查阅档案及书刊、报纸和其他文献资料外, 还专访了当时的知情人, 收集了各类口述史料。1992年, 兵团史志编委会编辑出版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丛书, 该丛书已较多地涉及到口述史学的方法。这些史志和史料成为研究兵团的最基本的资料。
         除了对口述史料的整理外, 近些年兵团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兵团口述史的专著, 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吕、朱秋德编著的《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口述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年)。这部系列口述实录分为两册, 通过实地采访较全面地展现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兵团女性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人生经历, 详细地描绘出了它们的情感轨迹。刘小萌所著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该书共收录了13 位知情的口述史资料, 其中有两篇涉及到兵团知青的历史生活。此外, 卢一萍所著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年)也是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写成的报告文学, 再现了20 世纪五十年代初, 湖南女兵奔赴新疆参与边疆开发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历时五年, 先后深入湖南、四川、北京和兵团十多个农业师寻访上百位湖南女兵和当事者。这些口述实录反映了湖南女兵在兵团的人生经历,是研究兵团女性史的宝贵资料。
随着口述史在兵团史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一些高校也成立了相关科研机构, 专门致力于口述史的研究。如石河子大学、兵团党校、塔里木大学等兵团直属高校或建立研究机构设立兵团口述史研究课题、或收集与兵团历史有关的口述史料进行整理和建档, 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高校立足于当地实际, 对兵团的各团场、连队作了较全面的实地考察, 撰写了大量老军垦的口述史材料, 为进一步研究兵团历史文化, 佐证民汉互动的历史真相,积累了珍贵的文史资料。
         从整体情况看, 兵团口述史的发展虽然只是处在“初级阶段” , 但它为今后兵团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观兵团口述史研究的发展, 虽然取得一定成果,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口述史研究缺乏专门的史学人才
         口述史研究有着专门的理论和方法, 它不是对讲述者的语聊记录, 而是一种生动的综合方法, 必须通过专业学习才能掌握其精髓。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员只能按照史学研究的规律和要求去获取口述资料进行科学而系统的整理, 才能使之成为研究兵团史的有用史料。这就要求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专业素质, 掌握史学专业知识和理论方法, 在基本训练和认识上进行综合培训, 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取得较好效果。
         目前在研究兵团史的专业人员中, 有少数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学者, 他们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功底, 掌握了史学的研究方法, 但真正从事口述史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几乎没有, 而其余的许多人却是非历史学专业人员, 因此他们在收集和整理口述史料时, 就很难用历史学的要求作为标准来衡量,造成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降低, 从而影响兵团史的研究。
(二)对兵团口述史研究缺乏整体规划, 口述史的研究范围比较狭隘, 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够兵团口述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它涉及到兵团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等诸多方面。从目前已有的成果和所做的工作来看,兵团口述史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主要表现为:
         (1)虽然对兵团口述史料作了收集整理, 并出版了一些文字性资料, 但内容还不全面, 已有的资料也未能充分利用和研究。(2)兵团女性、知青等特殊群体的口述史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对其他群体如起义官兵、下放人员等从口述史的角度关注和研究得较少。(3)运用口述史方法系统研究兵团专门史的成果较为匮乏。
        诚然, 作为兵团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屯垦史的研究其重要性勿庸置疑, 但是要从宏观上构建兵团史的理论体系, 如果忽视了能够体现口述史特点的兵团文化史、兵团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兵团史的研究肯定是不深入、不完善的。另外, 由于受当时政治、思想环境的影响, 兵团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范围比较狭窄, 主要表现在对由人民解放军改编的部队其资料收集较为丰富, 而对起义官兵、劳动改造者、政治下放者采访的就很少, 保存的史料也相对匮乏。
(三)兵团口述史研究在收集和处理口述资料的方法上需要加强科学性
        我们知道, 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的, 而回忆是难以确保口述者所述材料的准确性的, 正如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同一件事,不同的见证者, 或因有意编造, 或因记忆不全, 所作的描述也不相同。”[ 5] 造成口述回忆不准确的主要障碍包括:口述者的遗忘、不诚实、个人怀旧情绪、个人的偏见、不幸的经历、言不尽意、访问者的误解等方面因素, 这些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降低其史料价值。另外, 研究者对获取的口述史料很少去检验、核实, 缺乏严谨的考证史料的态度, 未将口述史料同文本资料进行相互比较来验证口述史料是否正确可靠, 这同样会影响到兵团史研究的质量。
        在从事兵团口述史研究时, 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即口述史研究选择的对象多是一些兵团的领导层或是精英阶层, 研究者忽视了对兵团普通群众的采访研究。由于兵团属于半军事化管理的特殊体制, 人们认为重要的领导人和英雄人物是兵团历史发展的主角, 而普通群众只是陪衬, 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历史观不仅限制了普通兵团人作为兵团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在口述史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 同时也造成了口述史料在获取内容方面的片面性和不完整的弊端, 进而影响到兵团史研究的客观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兵团史资料大多是当时的兵团中高级干部的口述实录或回忆录, 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加上身居要职, 对当时的上层信息的掌握更直接、更准确、更丰富, 但他们所提供的这些史料多以领导者的身份去感受当时事件的发展, 难免有失偏颇, 这是兵团口述史料存在的较为明显的问题。
        另外, 在收集口述材料时, 研究者要讲求方法,在提问和交谈时要处理好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意大利学者颇特利(Alessandro Po rtelli)在《口述历史有何特色》一书中认为口述材料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假设、对话和个人关系等。为此, 颇特利告诫研究者, 必须把优先权给予被访者, 让他讲他想要讲的、而不是研究者企图听到的东西。他同时强调, 访谈的最后结果应该是叙事者和研究者双方的产物。也就是说研究者一定要尊重被访者的意愿, 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 感情上是互动的, 尽量避免一些引起被访者反感的采访方式。被访者出于自愿的、真诚的感情流露状态, 才可保证获取信息的真实性。

四、改进兵团口述史研究现状的思路
        研究兵团史, 对于认识兵团历史的发展进程、存在的价值和所起的作用, 科学总结兵团社会与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 以及对于研究新疆当代史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开展兵团口述史研究是将兵团史研究深入化、系统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它能够将有关兵团历史上文献不见记载的琐碎的细节连接成一个宏大的丰富多彩的整体, 使人们深刻体会到兵团光辉历程和时代变动。当然要真实地反映兵团的历史, 必须保证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最大限度地发挥口述史料在兵团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要做到这些, 相关部门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专业水平, 建立兵团口述史研究机构
        口述史研究者必须具备历史学的专门知识, 较熟练掌握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 了解口述史的发展趋势和研究动态, 将最新的口述史学方法运用到口述史学的收集工作中, 保证口述史料的科学性。口述史研究者还应当熟悉口述史学的特性, 在兵团口述史研究中, 要注意口述史学也有一定的范围,它比较适用于缺少文献的兵团史的特定领域或细小问题, 不太适合研究庞杂问题[ 6] 。
        做到上述要求, 研究部门必须要有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研究队伍。目前, 在新疆和兵团已有一些从事兵团口述史研究的人员, 可以此为基础,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口述史研究的水平。如:可与内地一些开办口述史专业的高校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一些在口述史方面研究的资深专家学者讲学,选派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从事兵团口述史研究的人员去内地高校进修, 还可与内地有一定影响的口述史专家学者共同申报与兵团口述史研究有关的科研课题等。通过这些举措, 研究人员可将史学界较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与兵团口述史相结合, 以此带动兵团口述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推动兵团口述史研究不断向深入发展。
        此外, 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是促进兵团口述史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部门可以兵团高校———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以及兵团党校等为依托, 加强对兵团口述史研究的力度, 积极引进口述史学方面的专门人才, 大力扶持有关兵团口述史的科研项目, 开展有关兵团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保管以及口述史研究方面的工作, 并定期召开研讨会, 进一步推动兵团口述史研究的发展。
(二)在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时要保证其客观性和真实性
        兵团史作为新疆乃至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研究一定要做到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口述史研究是兵团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由于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的, 而回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 它既包含事实又有想象成分。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口述者回忆不准确的主要障碍是:口述者的遗忘、不诚实、言不尽意、访问者误解等。因此, 史学工作者在从事口述史研究时, 必须保证口述史料与客观历史事件的一致, 这是实现口述史料可靠的标准。
        因此, 在兵团口述史料收集完成后, 研究者要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证, 检验其真伪。通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内证, 即考察口述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口述者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 对同一事件叙述的一致程度。由于很多事件的发生和完成时有众多人物集体参与, 除了在不同场合下来依次检验口述者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外, 还可选择不同口述者分别叙述同一件事情, 以此来核实材料的客观性。另一种是外证, 考察口述史料的有效性, 即口述者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解释与其他史料(文本资料), 以及其他口述者对该历史事件的吻合程度。兵团成立五十多年来, 也保存和收集了大量文本资料, 将这些文本资料与相关的口述史料相互比对,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检验口述史料的准确性。
(三)兵团口述史的研究不仅要重视领导层或精英阶层, 还要重视对兵团普通群众的研究

        兵团口述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与兵团的产生、发展过程相联系的人和事。兵团历史的发展既离不开在兵团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占居支配地位的上层精英, 也离不开那些从事一线劳动的兵团职工, 因此史学家在从事兵团口述史研究中一定要重视普通群众在兵团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保存的有关兵团的文本资料多为行政机关发布的文件、收藏的档案资料, 这些主要体现了领导层及决策机关的意志和活动, 而对于这些意志和决策造成的影响及产生的反应则大多依赖于对兵团基层连队职工采访所获的口述史料的研究, 从普通群众的立场能够感受和验证决策执行的力度和反响。再者, 普通群众在兵团历史发展变革的背景下, 其波及的力度和层面总是较领导层弱小, 因而对与他们的主体意识有关的思想、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冲击相对也较小, 涉及个人利益的因素也很微弱, 他们能够用平常的心态去客观地对待记忆的事情, 从而能够较全面地展现兵团基层社会的历史。汤普逊先生就认为口述史“ 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 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 1] 。
         因此, 兵团口述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对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上层人物的研究, 同时还要注意对文化、经济、社会生活以及基层群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从而有助于历史学的教育和启迪功能的实现。
         总之, 重视兵团普通群众的口述史料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它也符合现当代史学的重要特征和发展方向。
(四)广泛收集兵团口述史料, 扩大兵团口述史料研究的范围
         兵团口述史在某些领域取得一些成果, 但研究范围过于狭隘, 如与兵团文化史、兵团社会生活史相关的口述史料较为欠缺。另外, 对起义官兵、劳教群体的口述史研究还不足。因此, 研究人员在开展兵团口述史研究时要 有针对性地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和深度, 以使兵团史的内容趋于完整。
         总之, 兵团口述史的研究过程是专业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过程, 也是口述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相互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兵团口述史研究作为兵团史研究的有机整体, 是兵团史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将口述史学方法引入兵团史研究, 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深入挖掘更多的口述资料,其一可补兵团文献档案等文本史料记载的空缺, 其二可纠正文本史料记载之谬误。将口述资料与文本史料相互结合, 互为印证, 促进兵团史研究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更为深入, 从而为构建完整的兵团史学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保尔· 汤普逊.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 M] .覃方明,等, 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2] [ 英] 约翰· 托什.口述的历史(Jho n Tosh , The Pur suito f History)[ J] .史学理论, 1987 ,(4).
[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 4] 刘希汉.口述史入编新方志探微[ J] .中国地方史,2007 ,(1).
[ 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M] .谢德凤,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
[ 6] 王学典.述往知来——— 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 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

        （来源：《石河子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