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事业发展到今天, 已经形成了门类众多, 管理体制多样的局面。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有着不同的特点, 在具体的业务工作中也有不同的侧重点。革命纪念性博物馆是我国主要类型的博物馆, 它依托近现代文物旧址, 集收藏、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的功能于一体。在它主要的业务工作中, 常常会涉及到如何立足本馆, 不断拓展研究空间, 深化研究的问题。口述史方法的出现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 尤其在新史料的发掘上作用尤其突出。据了解, 口述史的方法在不少革命纪念性博物馆中已经得到一定的运用, 但与它在记录历史和史学研究中的作用相比, 口述史在博物馆中无论是受重视程度还是实际操作的效果, 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一、口述史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 口述史(Oral history) 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呈现, 主要是对个人亲历的生活事件及感受的叙述, 尤其是历史见证人或知情人的亲知、亲闻、亲历, 其精髓在于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 声音” , 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中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口述史料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资料相比, 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它在记录历史和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是其他史料不能替代的。
        一是人事记载的平民化。传统史学关注的往往是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以及与这些社会上层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 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 却较少予以注意, 留下的史料很少。所以对于过往历史中来自下层人民的声音, 我们的史学家很难深谙其详。口述史克服了传统史学的这一偏向, 它不仅注目于社会显要、惊天变革,而且也注目于市井街巷, 黎民百姓, 寻常人家。
        二是史事记载的细节化。传统史学所赖以利用的各种史料, 无论是关于历史人物还是关于历史事件, 往往是正面的多, 负面的少; 表面的多,背面的少; 显现的多, 隐藏的少; 粗疏的多, 细微的少; 强者的多, 弱者的少, 因此在传统史料中留给我们的只是事物事件的一部分, 我们很难窥见全豹。我们通过“ 口述史” 的办法去采访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者, 听他们娓娓道来,听他们将那些台后的、背面的、隐藏的甚至见不得人的历史信息和盘托出, 我们据此才得以了解一部真实的历史。
        三是史料载体的多样化。自从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来, 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载体, 迄今先后出现了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等多种形式。将这些传承手段集中于一个具体的历史客体之上, 正是口述史的“ 专长” 。一份口述史资料, 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主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行为。由于是有备而来的采访者, 口述史工作者能够事先准备好摄影、照相、录音等现代器材, 将受访者的音容笑貌完整地记录下来, 如果再加上受访者提供的某些手稿、用品之类, 那就“ 五传” 具备了。如此多样的记录媒体集中于一个受访者身上, 无论这个受访者是伟人贤达还是凡夫俗子, 其历史研究价值都远超乎单一媒体之上。
        四是史料组合的系列化。口述史是在既定的学术架构下进行的学术活动, 是将存藏于受访人大脑中的“ 活史料” 物化为能传之后世的多煤体史料的“ 主动存史” 行为。因此, 作为史学家的主访人就具有足够大的获取史料的空间。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意向, 多角度、多层面来获得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史料。换句话说, 口述史料的实质是“ 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 , 而传统史料则是“ 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 。前者是主动的, 主观的; 后者是被动的,客观的。主动存史的长处在于能够比较容易做到史料组合的系列化。

二、口述史在博物馆业务工作中运用的必要性
        口述史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把它运用到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中, 不仅是可能的, 更是必要的。
        首先, 革命纪念性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近现代文物的研究展开的。相对于古代史研究而言, 口述史料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古代史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和史籍。而研究近现代史, 单凭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历史事件, 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得随意查阅。从某种意义上说, 研究2 0 世纪中国历史, 难度甚至大于研究1 9 世纪中国的历史。寻找历史事件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 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 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
        口述史料源于人们对于已经发生的史事的记忆, 如果不去发掘, 它只能存于人们的头脑中。时过境迁, 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的记忆就会消失或模糊, 所以发掘史料就应该首先发掘口述史料, 即所谓先找活史料, 再找死史料。实际情况表明, 收集口述史料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抢救的性质。这在我们2 0 0 3 年收集黄埔军校口述材料的活动中深有体会, 本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黄鹤老人的身体很好, 但就是天气稍有变化, 几天内老人病倒了, 最后他只能在病床上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样一来既影响了采访的效果, 也影响口述材料的质量。
        其次, 口述材料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便是印证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因此, 就革命纪念性的博物馆而言, 口述材料除了推动史学研究之外, 它还对博物馆文物征集、陈列复原以及陈列展示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例如我们对黄埔军校文物— “ 中正剑” 的认识。在文字资料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黄埔军校学生毕业时, 校长蒋介石都会赠送给每一个学生一把“ 中正剑” 。但由于资料的缺乏, “ 中正剑” 的样式既没有文字的记录, 也没有口述的回忆, 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中正剑的具体样式。此次通过采访近5 0 位黄埔军校学生, 证实了文字记载中记录的每一期黄埔学生的确都有“ 中正剑” , 在剑鞘上写着“中正赠”三个字, 因此写着“ 蒋中正赐” 字样的中正剑一定是伪造的。我们正是通过口述史的方法印证了一件文物的真伪。此外, 相对于文献资料形式的单调和呆板, 口述史料载体明显地多样化, 如录音、录像, 这些手段均可以运用到陈列展示中去, 成为丰富陈列展示的手段。加之口述史料来源于民众, 语言来源于民众, 语言通俗化, 内容包含了大量具体、丰富的历史事实, 使人们听来生动具体, 栩栩如生, 倍感亲切。所以说,口述史学的叙述形式适应了广大民众的需要,让博物馆进一步贴近民众和生活成为可能。

三、口述史在.I 物馆业务工作中面. 的困难
         正是意识到口述史料对革命纪念性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性,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自1 9 8 4 年建馆以来, 一直都比较重视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1 9 8 4 年、1 9 9 0 年先后有两次比较集中的采访工作。8 0 年代采访的成果编辑出版了《广东文史资料第3 7 辑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9 0 年代的采访更是为黄埔军校校本部的重建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2 0 0 3年在黄埔军校建校8 0 周年庆典前夕, 我们又进行了第三次集中采访黄埔军校老人的行动,奔赴海南、湖南、四川、浙江、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份, 访问了近5 0 位黄埔军校学生, 收集到宝贵的一手资料, 其中最为珍贵的是采访到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黄鹤、第二期学生王梦尧。目前, 健在的黄埔军校前7 期的学生基本没有。如果不去及时收集口述材料, 若干年后恐怕就无从下手, 一段珍贵的历史也就从人类的生活中消逝了。
        在这次大规模的收集黄埔军校老人口述材料的过程中, 我们作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此项工作的开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现状的制约, 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
        1、口述史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早在上世纪4 0 年代美国就成立了两个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集合了各方面专史研究人员进行收集口述、编辑史料和组织撰写口述史的工作。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很早就拟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1 9 5 9 年, 台湾就开始了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访问, 对每个访问者谈话数次, 均作了录音和文字整理。在中国内地, 口述历史的研究还未能列入从国家到地方的学术研究课题规划之中。同时资金不足也是遏制口述史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从事现代口述史学是一项需要付出高代价的史学工作。上个世纪9 0 年代中期, 复旦大学历史系曾进行过抗日战争上海“ 孤岛时期” 的口述历史访谈, 后来由于没有得到后续资金的支持而未能继续开展下去, 实为可惜。此外, 在高校的相关专业中缺乏学科支撑点。有消息称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刘一皋教授已开设了口述史学课程, 但这在国内恐怕是凤毛麟角。由于没有相关专业的哺育, 这方面的人才就培养不出来, 于是就相应地产生了下一个问题。对博物馆而言, 大多也是应重大纪念日来作口述材料的收集, 并没有成为一项日常业务工作。
        2、在操作上缺乏正规的指导。尽管国内有部分历史工作者和研究机构在从事口述史学的研究, 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新闻学都从自身的知识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出发, 在运用口述历史这一研究方法的时候,其侧重点有所区别。但是到目前为止, 国内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这对于口述史学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说, 国内的同行根本没有正式的机会进行交流( 惟一可能的只是通过刊物上的文章), 尤其是在发展构想上缺乏沟通。而且, 口述史学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适当的培训是相当必要的, 可是国内却没有一个这样的研讨班或培训班。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培训, 在操作中出现很多问题, 诸如没有考虑专利权问题, 访谈的主题经常偏离, 受访者不愿坦诚地叙述。很显然, 这些问题在专业的口述历史学家身上是很少遇到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口述史学对研究者的要求相当高。
        3、缺乏从事口述史学所必需的人才。从事口述史学的人必须是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有良好的历史学素养, 有现代学者的眼光, 有广阔的知识面, 有从事某一课题的具体的专业训练, 有能驾驭如何做口述史学的一套方法( 如何制定课题、如何访谈、如何整理、如何综合等等)。
        在进行一个口述历史项目的时候, 口述史家不是完全被动的, 他可以通过研究背景资料、选择访谈对象、制订访谈计划等工作体现其作为史学工作者的主动性。在访谈过程中, 访谈者有责任要求口述者, 或者说受访者,就与其他材料相龄龋的口述内容解疑, 也可根据访谈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动修正访谈计划。对于业已形成的口述史料, 治史者和读史者, 不论他是个人、团体, 还是阶级, 均有权并有必要进行甄别取舍。这样的人才在目前大陆学界, 似乎也是至为鲜见。因此, 我们发展中国的口述史学的当务之急是要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而不是听之任之, 放任自流。的确,2 0 03 年我们在制定收集黄埔军校口述材料的计划, 在设定访谈内容以及采访过程中碰到不少困难, 也确实遇到了以上提及的问题。
        在采访之前, 我们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淮备工作, 首先预设了十个问题。我留意到,由于政治气氛的影响, 我们在8 0 年代的采访更多关注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活动情况。9 0年代的采访主要是为黄埔军校校本部的重建进行的, 因此多数问题是关注建筑的细节问题。看了这些采访总觉得有不少缺憾, 当然个中原因很多, 但我认为在采访问题的预设上应该重视面的宽展而不强求专深, 对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回忆, 则应该重视个别口述的深度和系统口述的完整。
        照着这样的思路, 围绕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活以及文物的细节问题, 我们预设了十个问题,但是在采访过程中还是碰到了不少预想不到的情况。如: 我们在采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王梦尧时, 他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防备, 等了好久什么也没有说。好不容易他开口说话了, 但当我们询问预设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怎么考入黄埔军校时, 他显得很不高兴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好转换话题。后来随同的海南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同志向我们解释, 王老的哥哥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当时在黄埔军校任职, 也许王老入校是“ 走后门” 进去的, 所以他可能不愿意提起他认为不光彩的事情。这次采访过程中的一波三折让我想到作口述史的不易, 尽管事先我们对采访者的个人经历已经做了了解, 但没有想到这位在解放后坐了2 0 多年牢的黄埔老人对我们的到来如此地防备。现在回过头来对我们此次大规模的收集口述史料的工作做一总结, 当中的确有许多值得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从口述史的项目准备、实地采访和资料整理收藏等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都要做足工作, 这样收集的口述史料才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总之, 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推动了革命纪念性博物馆业务工作的发展, 同时革命纪念性博物馆也应该努力做好口述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参考文献:
【l] 杨祥银, 《与历史对话: 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 年版。
【2] 曹幸穗, 《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 《中国科技史料》2 0 0 2 年第4 期。

      （来源：《中国博物馆研》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