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料是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最核心最珍贵的内容，这些珍贵实物及史料，是崔永元团队十多年的心血结晶。现在整个中心的架构首先是口述史料的团队，包括长期在外采访的，共有五个团队。采访团队都是采用项目制的专职人员，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都很优秀，采访项目管理也很严格，要求开题之前做好扎实的准备工作，开题通过且资金到位后，可以开始采访。还有很多记者，是出于对口述历史的极大兴趣通过相应的考核及审查后加入到了采访团队中的。 

        专业源于热爱 使命来自坚持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作为学校的科研与教学机构，专门从事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以及传播、交流工作。采访团队带回来的资料，有一套完整的处理流程，需要后期的编目团队进行登记，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其他的资料都要编好入库并做备份以防损坏丢失，工作人员还要把这些资料变成文字，以便查询者在网上检索。其就采访本身来说也需要很多技巧，采访一个人不只限于问一件事、一段经历，会涉及到很多方面，可以称为个人生命史的采集。这样采访获取的访谈资料可以有更多方面的用途，研究、写作、纪录片以及对外呈现都可从中获得资源。 

        采访的资料要变成文字，制作成口述文本。第一步是速录人员的完整速录，所讲内容一字不落的记录；第二步是做删改增补标注，方便查询研究，口述文字资料一般要校对两次，经过两个人校对后，基本可以确定是准专业版；第三步是将访谈资料反馈给被访者或其后人核实，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些修改，经过这个自校的修改过程，内容基本上就是最终的口述史料文本了。 
在采访的同时留下影音资料，受访者也会给提供他数量不等的照片，多的达数千张，最少的也有一两张，因为人的经历不同，有些老兵一辈子可能就那么一两张照片。还有一些档案资料，能扫描到的就会把它们都整理出来放进去，如果以后要查询和他相关的资料就可以到他本人的文件夹里面调用。几千人，每个人一个文件，都存在电脑数据库里，想了解其中任何一个可以直接点击查询。 

        史料对照的工作也是很花费心力的，为了长久地留存和便于日后检索，工作人员要将获取到的原始史料进行电子文档的对照录入。《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将他的手稿送到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对手稿辨识对照将资料整理录入可以检索和阅读的文档，有难以辨识的就会标注下来日后再联系确认。原件和整理完的版本，分别保证了原始性和阅读性，这个流程也避免了原始档案资料的流失损坏。 

        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经常会接待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者来查阅相关资料，包括美国的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国内的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等。中心可以提供两种，一种是口述历史资料，一种是文字的资料。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国内有些地方也在做口述历史，有些是志愿者或是公益团体，但很多时候仅限于收集资料，大家都只在资料采集环节努力趋向专业化，后续环节工作上，还是我们中心做得最好，即便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也会坚持把整个一条线贯穿下来，让史料从进来之后采访完到编目到整理登记以及后来做研究的时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而不是进来之后我想再找就找不到了。” 

        研究口述历史 留住民族记忆  

        口述历史，最初起源于美国，是一种以“公众记忆”式的历史记录方式，来记录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历史，相较于大历史，是一种“公众记忆”的微观历史。口述史学在英文中叫Oral History，或者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 

        1948年在美国口述历史这个学科开始诞生的时候，刚开始是精英史，后来逐渐转变为普通人、社会底层的人群及特殊人群（美国的种族，中国的弱势群体）创造了自下而上的发声渠道，提供了话语权，让人们触摸到不同于以往传统历史所倾向的政治家、军事家、商业领袖等精英写史，而是从特别生动的小人物身上或是很小的点上感受到很有温度的内容。 

        自2002年开始，截至2014年底，口述历史团队历时12年，完成了电影人口述史、外交官口述史、抗战军人口述史、西南联大口述史、知青口述史和民营企业口述史等领域，近4000人次、80万分钟的口述历史采访影像及大量相关视频、图文和实物资料，已经成为中国内容最丰富的口述历史库之一。以抗战口述史为例，自2008年起，中心团队横跨30个省份和地区，采访541名老兵，收录近14万分钟的口述影像……“抗战口述史”暂告一段落，零星淹没在全国角落的民间记忆终于被“抢救”起来。2008年项目启动时，抗战老人多已90高龄，甚至有些老人在采访过程中相继离世。这些影像和故事留给后人，成为走近那段历史的珍贵窗口。通过选取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事件，所有口述专题可以贯穿一个时间线。采访这些人的时候也不仅仅只限于某个事件，而是会涉及被访者的整个生命史，涉及到教育、婚姻、相应历史事件经历等，这样积攒下来后除了已规定的主体的外，还会促进很多子话题的开展。 

        资料室老图书馆四层的书架如今已改造为恒温恒湿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里面放置着几万盘这些年所有访谈过的人物的磁带，还有更便于储存硬盘和SD卡。磁带每隔几年就要转录一次，以防止磁带掉磁粉，为做好容灾备份，一般还需要变成第二个版本，就是把磁带转到硬盘里（不带硬盘壳的硬盘，就是裸盘），变为数字化的存储。数据流磁带可以存储约60小时的内容，相当于120盘的小磁带，便于携带，可以带到外地再做一个容灾备份，这样以防外地或北京发生意外，不至于十几年的心血白费。从磁带到硬盘再到数据流磁带，做三重的备份，是保存资料所采用的流程。看着十几年来积累下来的这满屋的资料，中心工作人员感慨地说：“或许你们看不出来，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里最有料的一个屋。”当然类似的资料库还有放置图书、实物藏品以及胶片和光盘的，档案及日记的整理和校对花费的时间及心力就更多了。 

        是什么促使崔永元及其中心团队实施这一常人难为甚至不愿为的宏大工程呢？林卉说：“首先应该是他爱好这个，像收集小人书。电影也是，看过就过目不忘，始终想收集相关资料，想了解幕后的故事。包括崔老师后来演的《电影传奇》，演了好多个这种角色。再有就是个人的倔强，后来的工作机会很多是去国外访问的，就会看到其他国家的电视台，包括档案部等等，因为要做纪录片，了解到他们在制作过程中用到的史料，保存的很好，像去日本的电视台都会看到包括张学良等他们的谈话资料，我们国内都没有，这是个冲击。反过来便会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最早的老影人的资料收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边做收集工作，一边才意识到我们做的是口述历史，逐渐的就越来越向这个学科靠拢。早期只是一些兴趣或性格特点促使的，并不明确要做成什么样，后来随着工作的推广，反而到现在看来是件特别伟大的一个事。因为它保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虽然做起来很辛苦，但是有价值，乐在其中！” 

        （来源： 宣传部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2015-07-06    作者：韩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