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开埠以来, 既是殖民地又是商业主导的社会。香港战前重要的本地历史研究, 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香港总督为中心的书写角度, 主要环绕政治和经济状况, 史料素材来自政府报告、宪报和殖民档案,鲜有华人的视角和普通市民的声音;战后的本地历史研究, 开始较多地运用民间资料如县志、族谱、碑文、地契、遗嘱、书信等, 有时辅以口述访谈, 以补文献的遗漏和不足。
        以口述历史为独特的研究方法, 将香港居民的记忆作为主要史料来处理的, 相信到198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 相对于欧美甚至邻近亚洲地区如新加坡, 香港口述历史的发展比较晚近。但在过去的30年里, 香港口述历史已明显地发挥出它的社会价值, 实践的机构有学术单位、博物馆、社运组织、社会服务团体等, 研究对象和主题林林总总, 而且不同机构侧重口述历史的不同方面, 令口述历史的成果更加多采多姿。笔者于2001年加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曾参与香港口述历史档案库及机构委托的口述历史研究项目, 现正为香港记忆计划搜集口述历史数据;笔者也曾应邀到其他机构讲授口述历史方法, 工作过程中也真切地认识到各种形式的口述历史实践。基于这些亲身接触并综合过去30年出版过的香港口述历史书刊、文章、影带、机构报告、网站等资料, 笔者尝试回顾香港口述历史的实践状况。文章首先依时序、机构和实践目的简述一些重要的口述历史项目, 介绍其主题、主要发现和贡献, 然后再简论香港口述历史发展需要突破的问题。
        香港较早采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是两间大学的研究机构。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于1980年代初进行口述历史计划, 研究团队有科戴维、华英德、陆鸿基等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 他们于1980年11月至1981 年8月间, 访问了200多个西贡区居民, 详细记录西贡乡村于1920至1950年间的民生动态, 尤其特别的是记录了居民对日军侵袭西贡的记忆, 为香港民间历史献上了丰富的素材① 。这项计划的贡献为香港史研究增添了文献档案所欠缺的珍贵资料, 并从人文角度为地区历史、民生和社会风俗的研究等注入以人为本的新角度。
        差不多同一时间,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也应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委托, 由前中心主任FrankKing主持, 研究及编写香港汇丰银行的官方历史② 。为弥补银行档案文献的不足, 研究团队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 搜集了55个口述历史档案, 主要有退休英籍高级经理以及少数华籍买办和驻守外地分行的高级人员, 重述当年银行的重要决策和公司发展的细节, 从个人生平的角度记录银行的历史;而受访的经理太太忆述旧日的银行社交互动, FrankKing认为这些资料可供撰写另一部银行社会史③ 。
        其后, 亚洲研究中心继续接受其他机构的委托, 建立口述历史档案机构。1996 -1998年, 中心受香港交易所委托, 编整香港股票交易的历史数据④ , 并搜集了38个资深股市从业人员的口述历史⑤;1999 -2002年,中心受前临时市政局委托, 研究及编写香港市议会史,当时搜集并引用了40个前市政局议员的口述历史于书中[ 1] ;2006 -2009年, 受东华三院委托, 进行东华三
院口述历史研究, 记录东华的卸任主席、退休及资深员工的口述历史, 并整理成档案库⑥;2007 -2009年, 受香港赛马会委托, 协助香港赛马会档案中心建立了口述历史档案库。
到了1990 -2000年代, 更多大学机构和学者就专业领域进行口述历史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编辑成书, 如教育学院记录师生对各师训学院的记忆、大学音乐系研究习唱粤曲的口述历史、教育学者搜集日占时期香港教育口述史、历史学者搜集日治下香港的社会民生[ 2] 等资料。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 香港政府辖下的历史博物馆和电影资料馆亦开展了口述史研究项目,同样以为香港历史补白为目的。1987 -1989年间, 香港历史博物馆进行了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题的搜集口述历史, 两年内访问了136人⑦ , 记录了香港居民的家居、婚姻、工作、饮食、娱乐、交通、团体活动、宗教等生活及体验, 作为博物馆“香港故事”长期展馆的背景研究。1995年, 博物馆再次进行口述历史活动, 访问了141位人士, 主要有退伍英军和加拿大军人以及少数平民百姓, 记录了香港在反抗日军侵占时的战事、日治下的战俘营和社会民生面貌,再为香港沦陷历史补白。自1994年起, 香港电影数据馆开始进行电影口述历史研究, 访问台前幕后的资深影人, 细致地记录了对香港影业影响深远的电影公司、电影人和电影界大事,并探讨影片类型和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潮流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及中港电影史的渊源, 以梳理香港战后电影业发展的历史。从1999年至今, 电影资料馆已出版了9册《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 这些专书除丰富了读者对香港电影史的知识、书写方式除了综合报告外, 部分专书还突出了当事人的感情和思想, 导引读者以人性的角度阅读历史。社会团体应用口述历史, 是1990年代中期的事。团体的侧重点, 是以口述历史记录隐蔽的声音, 批判主流论述对弱势群体的漠视, 并提出基层角度的见解。1995年, 新妇女协进会以口述历史记录年长妇女的人生历程, 从阿婆的故事和话语揭示性别不公, 从小历史的角度反映大历史的粗疏, 并凸显个人在历史潮流中的主动角色[ 3] 。1970年代是香港战后历史的重要关节, 香港经济开始腾飞, 急速的社会流动为香港制造了成功的神话, 但神话背后尚有一个个隐蔽了的血泪故事。1998年, 一班曾经在夜校教书的老师和修女, 为一班女工做口述历史, 记载她们在1970年代日间打工、晚间上夜学的辛酸故事, 令女工的声音不致被湮没①;2008年, 有工会记录成衣工人的打工生涯和面对工业式微的心声, 为香港成功故事再添上批判的一笔②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计划是由学者和运动团体的合作而成功的。
        到了2000年代,这种以口述历史让弱势者发声的手法, 更广泛地被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团体所应用, 移民妇女、家庭主妇、同性恋者、底层劳工、贫穷人士等边缘社群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意识, 经口述历史方法变成批判社会不公的声音③ 。虽然各个研究项目的质量、规模不一, 但相近之处是以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和感情触动香港读者的脉搏, 反省主流论述中的曲解、成见、错觉和无知, 以新的视角体会和关心“他者”的际遇和挣扎;向社会表达被压抑的声音, 亦可凝聚群体的自我认同以至加强弱势抗争的力量。例如, 香港社会主流论述认为性是污秽、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 同性恋更是违反自然的邪恶行径;但同性恋者的口述历史告诉大家,他们同大家一样有追求恋爱、婚姻、养孩子的理想, 有与爱人闹分手、家庭破裂的痛苦, 亦同大家一样在相同的潮流文化中长大, 这些生活实况和心路历程, 让我们思考性别形态不只是男性或女性, 性别多样和性取向差异带出了求同存异的融合诉求,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会, 要反问如何接纳差异、追求平等。对于社运团体, 口述历史是发声、批判的媒介;对于社会服务团体, 口述历史另有较温情的效用———价值观的传承和自我精神治疗。伸手助人会曾于1989年记录了38个长者历经战乱、社会动荡、移动迁徙、贫困等人生跌宕的故事,可惜当时的访问以英文进行, 经翻译员转述, 英文专书未能直接表达口述者的语言和感情;2009年, 一个老人服务机构出版了《想当年, 我们在香港的打拼岁月》, 以中文书写多位长者的人生故事, 对长者是生命的认同, 对后辈是积极人生观的传递;另一基督教老人服务机构则于2006— 2009年, 为200个患有轻度抑郁的长者书写生命故事, 方法是侧重口述历史的微观心理效果, 在访谈员的导引下, 长者以主人翁的身份回顾人生,通过重温过去, 总结和确认自我坚强的一面, 以达致自我接纳和重建人生的积极意义[ 4] 。
        另一些服务团体则利用口述历史以增强小区的归属感。2000年代, 不少地区团体为组织和推动口述历史活动, 一面为地方历史补白, 一面加深地区居民的归属感, 并鼓励青年人与老年人访谈, 达到历史教育的效果④ 。例如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校际历史研究比赛,参赛学校的师生组成团队, 在学校所在地区进行历史研究, 主办单位提供口述历史方法训练, 鼓励学生从长者的记忆中重构地区的历史。上述各项口述史研究项目都以出版专书为目的,所搜集的材料亦只限用于当时的研究项目上;书刊面世后, 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便埋没于学者或研究员的书房里, 虽然有些存放于所属单位的资源中心, 可惜有些只限内部使用;有些未经整理, 既缺乏目录登记又无搜索工具, 限制了数据的使用空间。这种状况实无助于推广和深化口述历史的学术实践, 亦难以推动学者之间的切磋砥砺。有见于此,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于2001— 2004 年间推行“香港口述历史档案库计划”⑤ , 该项目由大学资助委员会研究资助局赞助, 目的是建立有系统的口述历史档案库, 供学者、研究员、学生等借阅并应用到其研究工作上, 藉此促进口述历史的研究和实践[ 5] 。档案库约有170个口述历史档案,经整理成数码档案和访谈文字稿, 并编上关键词和访谈摘要, 以助读者检索, 现已设置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内, 并可在图书馆数码特藏库进行网上检索和浏览摘要数据①;在建立档案库的过程中, 研究团队探讨口述历史方法学上的种种问题, 并于2004年举办华人社会口述历史研讨会, 邀请来自香港、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分享口述历史的实践经验和心得② 。如何评价香港口述历史的实践? 从社会使命而言, 成果是多姿多采的;从组织和参与而言, 则表现出积极和充足的能量。不过, 民间团体、博物馆、数据馆等都只将口述历史视为方法和工具, 只要有助于达到补白、发声、抗争、治疗等目的便可, 严谨的方法学并不是团体所关心的。
         学术界方面, 至今还未广泛认同个人的主观经验是重要的研究材料, 对口述历史真确性的疑窦, 是阻碍口述史发展的桎梏。很多人怀疑人的记忆会随岁月流逝变得模糊甚至有错, 有些学者认为口述历史访谈会像闲聊般松散、无边无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口述历史属于文学体裁, 不适于历史或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学者指出, 口述历史数据同样要经过严格的考证, 研究者可以对照文献、政府档案、统计数据、旧报章等数据, 又或将不同来源的口述历史内容互相引证, 以考虑口述历史的真伪;有学者则认为口述历史的珍贵之处, 是叙述者(无论是尊贵的领袖抑或普通百姓)的亲身遭遇、语言、主观情感、思想、价值观、视野等, 让我们建立尊重人文价值、尊重差异和平等的历史观。如何平衡客观实证的要求, 而又充分凸显主观体验的研究价值, 是目前香港口述史在学术领域方面发展的议题。再者, 香港个别学者各自钻研口述史方法学甚或借鉴西方口述史的研究和分析取向,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项目上, 但学术界尚未以口述历史学者作为身份认同, 故未能像内地、台湾、欧美、澳洲等地成立口述历史学术机构或出版定期学术期刊等,以致出现数据逐渐散失、欠缺系统整理、疏于交流切磋的情况, 这实在有碍于香港口述历史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刘润和.香港市议会史:1883 -1999:从洁净局到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 M]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2.
[ 2] 顾思满, 区士麒(主编).教院忆旧:师生口述历史访问录[ M] .香港: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 1999;香港大学音乐系.《业余习唱粤曲口述历史》硏究计划[ Z] .香港:香港大学音乐系, 2001;张慧真, 孔琼森.从十一万到三千:沦陷时期香港教育口述历史[ M] .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5;刘智鹏, 周家建.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M] .香港:中华书局, 2009.
[ 3] 新妇女协进会(编).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 M] .香港:新妇女协进会, 1998.
[ 4] 林锦利等(编).生命花园书籍系列[ M] .香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长者综合服务部, 2009.
[ 5] 王惠玲, 黄秀颜(编撰).香港口述历史:集体记忆的采集[ M] .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6.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