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源远流长，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它都是历史书写的重要方式。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是随着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研究重心的下移使得过去那种只注重上层社会、聚焦官方活动、关注精英人物的研究取向发生改变而逐步兴起的。口述历史旨在通过历史、事件见证人的经验与诠释，力图返还历史真相，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事件、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的整体情貌。口述史研究不但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在政治、军事、外事、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及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变，采用口述方法研究高等教育史，不仅有助于拓宽资料来源、丰富研究内容，而且有助于转变研究范式、拓展研究领域。目前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如何准确地界定相关概念、正确地运用口述史方法，学界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因此，总结口述史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并加强高等教育口述史理论探讨以及规范操作程序，对于提升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学术品质、加强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口述史学及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继历史研究范式由革命史向现代化史转向之后，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相一致，口述史学在中国兴起。此前，由各级政协组织编纂的“文史资料”，就是通过访谈历史、事件亲历者并由其“现身说法”的方式来搜集近代历史资料。而当今兴起的口述史学不仅超越了史料收集的层面，还具有改变历史书写手段、更新历史观念、转变研究范式的重要意义，即从以往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关注作为个体的历史活动者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从日常生活中搜集资料，用人本主义精神改造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方式。
        对于口述史学的理解，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我们认为，要准确地把握口述史学的内涵，关键在于正确地理解“口述史料”、“口述史方法”及“口述史研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口述史料是指研究者和受访者围绕某一历史问题进行谈话，以获取事件发展的详细信息。它是一种获取史料的方式和途径。“口头资料与传统史料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它的口头形式、它的主体意识或它的可追溯性，而主要在于这种口述史料的产生能直接用于对历史编纂学史料的评价，而且历史学家和采访者自己就是这种史料的作者之一。”［１］口述史方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指通过使用传统的笔录或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将研究者和受访者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根据这些内容进行研究，写成口述历史专著。也就是说，口述史方法是建立在研究者对口述史料深入考证、加工、整理的基础上的，对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说明，并揭示其本质规律。口述史研究是指运用访谈方式来收集受访人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观点或经验，或者其本人在某一历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及其生活经历、重要故事等，进而付之以一定的理论诠释和讨论。总而言之，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口述史学则是包括口述史料、口述史方法和口述史研究在内的一整套系统。随着口述史学的兴起，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得到重视，并呈方兴未艾之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早期有齐红深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课题及其主编的著作《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近期则有北京师范大学对我国部分知名教育家所做的口述史研究，如《潘懋元教育口述史》、《顾明远教育口述史》、《林崇德口述历史》、《黄济口述史》、《王炳照口述史》等系列丛书。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还曾组织编写了《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大师名家口述史》一书，其中启功先生口述的“三过辅仁”、“我的恩师陈垣先生”、“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顾明远先生的“我的求学生涯”、“留学苏联”、“文革中的岁月”、“创建教育管理学院”、“创建特殊教育专业”；何兹全先生的“抗战时期的生活”、“留学美国”；郑敏先生的“联大岁月”、“恩师冯至”、“留学美国”等内容都是反映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鲜活素材。于述胜编辑的《中国教育口述史》（第１辑）及其主持的研究课题《新中国大学教育口述史》等，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学术界外，许多新闻传媒机构也开辟《口述历史》等专栏。
        这种利用现代技术，采取人本叙事的方式，能从历史亲历者的口中探寻出大量社会最关心的历史往事，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高等教育口述史的内容。总体而言，随着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持续升温，研究主体由以历史学者为主转为以教育学者为主；研究内容逐步从历史专题研究领域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专门的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研究方法论探讨的自觉意识也明显增强。
        口述史研究虽然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其理论研究还相当滞后，与其在各个学科领域广泛应用的实际情况极不相称。同样，高等教育口述史理论研究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实践成果的影响力要远大于理论研究。目前很多口述史研究仅仅停留在将访谈记录简单加以整理的层面上，或把回忆录、自传等归入其中，这使得许多自称“口述史”研究的著作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些有关高等教育的口述史料，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而且此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口述历史的学术品质。同时，现有的口述史研究关注的主要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见证者和亲历者，这是口述史研究在起步阶段必须关注的重要人物，但仅仅研究这些人远远不够，还需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普通人物身上，他们的经历和感受或许能更真实、客观地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员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史学功底和文化素养，更需要掌握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及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事口述史研究。反观我国已有的高等教育口述史成果，在研究规范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口述史研究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中的新视点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重点人物和宏观制度上，关注教育政策及其完成情况，缺乏对政策、决策的生成过程和执行实施过程的深入探讨；关注会议、文件及重要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缺乏对师生群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问题的深入挖掘。可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史研究仍旧在官方的话语规范下，只见重要人物的经验和重要制度的发展，不见大众的反应和日常生活的沉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方式使得我们忽视了诸多历史细节，对高等教育波澜壮阔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高等教育史研究必须将视线向下转移，实现“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中心向边缘、从经典向世俗的过渡，通过转向研究日常教育活动”［２］，来展现鲜活、生动的教育历史全貌。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官方文献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各种与教育相关的人物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中挖掘资料，以丰富历史细节。因而口述史料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运用，对于构建有生命气息的高等教育史、加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１．挖掘高等教育史研究的鲜活资料
         口述史因其在挖掘和抢救史料方面有着其他研究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为高等教育史研究提供鲜活的资料和丰富的细节，为后人保留更加全面、真实的历史记录。
         第一，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衡量史学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史料发掘的广度、深度和整理状况。以档案为代表的文献资料是我们进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但从这些可查阅的资料中，我们无法了解隐藏于高等教育改革背后的“社会真实”，无法了解历史事件及教育政策执行的实施过程。同时，由于政治因素以及战争、自然灾害、社会变革而造成的文献资料和实物史料缺失和断档，使得高等教育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大量无文字资料的空白地带。例如，“文革”期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及内容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相对而言，亲历者的记忆可能更加真实、确切，因为他们往往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或参与者，有身处其中的切实感受，其所述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因此，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既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使某些领域的研究从文字档案及其限制中解放出来，还可以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形成“二重证据”，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事实并进行解读，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细节，增加学术研究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第二，挖掘、抢救重要资料。与古代史和近代史相比，现当代史是我们最有条件进行大规模口述史研究的领域，现当代高等教育史研究也因此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院校内迁、抗战胜利后的学校复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院校调整和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大跃进”时期高教管理体制的调整、“文革”时期教育的停滞、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高考的恢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以及世纪之交的高教体制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很好的口述史研究选题。因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如刘道玉、章开沅等几位湖北高校的老校长仍健在，这为我们开展口述史研究提供了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离开我们而去，在世的也大多步入古稀甚至耄耋之年，如果不抓紧时间，这样的“活历史”一旦失去，现当代教育发展中的许多细节和关键点就很难说清楚了。历史承载的不仅是往事的记录，也是从他人的经历、叙述和追忆中获取知识。作为研究者，不仅要收集信息，而且要保存、整理和分析信息，使这些见证能流传于世，使这些通过口述史料获得的认知与洞悉能力能有益于他人。所以说，运用口述方法进行现当代教育史研究已迫在眉睫。
２．创新高等教育史研究的范式
        “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就像童话中的巨人，他知道哪里有人肉的气味，哪里就是他的猎物所在。”［３］口述史开创了“自下而上”的研究思维方式。目前，我国的教育史研究在摆脱了“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之后，开始围绕现代化主题，着重探寻教育发展的规律，关注精英思想的形成和重要制度的变迁，但同时也忽视了教育发展过程中各种人物的思想反应、行为态度及具体活动事件。随着研究重心的下移，学者们意识到，高等教育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性、全局性政策的决策及其实施效果，还要注重学校的具体实施及师生对决策的反应，更要注重考察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重要人物与普通师生之间的互动关
系。口述史研究将触角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倾听“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声音”，去关注普通教师、学生，以获得真实生动的故事、文字、物证等素材，发现不同时期师生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处境，以及了解他们在重大事件中的经历与感受，从而揭示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真相，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之前的宏大叙事观念主导下只见重要制度、关键事件、核心人物而不见教育事业创造者的鲜活场面不同，这种研究范式将目光投向日常的、大众的教育，赋予普通师生新的历史地位。同时，传统的高等教育史研究埋首于浩瀚的文献史料中，使得学术研究的现实参与性及实践品性日渐弱化，学科危机日益严重。而“口述史学可以将教育学工作者从书斋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参与、服务和享受生活。……口述史学需要他们走出书斋，与当世的人进行晤谈，既为未来保存了此时不做以后将费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也未必能发现的真实历史，又让自己所做的历史研究有机会观照现实，最重要的是能体验到书斋之外的生活”［４］。简言之，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既是完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需要，也是顺应当前学术视野下移趋势的需要。
３．丰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内容
        档案文献是对历史事件有限的成文记录，但大量影响历史事件发生的无形因素，在这些有形的档案文献中却难觅踪迹。如果仅凭这些档案文献，不仅难以探寻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难以理解事件中的利益纠葛以及冲突与妥协的过程。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逐步改变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展现的是真实故事，叙述的是历史细节；从专注于重要文献资料的考证到对日常教育实践乃至微观历史的探索；从专注于关键人物教育思想的发掘到对普通师生深层情感和观念转变的探寻，让教育实践、教育人物及相关群体的生活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通过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我们不仅能掌握大量隐藏在文献资料背后的故事，而且还可以从中判断当事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分析他们的观念形成和情感变化，探寻他们的态度行为转变的原因和过程，从而更好地反映教育的发展脉络、师生的精神品格，使高等教育史研究不只是空有骨架，而且有血有肉，更加丰满，进而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丰富的历史细节。
４．拓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领域
        受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高等教育史研究形成了以教育理念、教育规律、办学经验统率一切素材的固定模式，导致大量微观的、具体的、日常的问题一直无人问津，成为学术研究的空白领域。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教育历史，普通人的教育经历则是构成丰富教育历史的基础。高等教育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并非放弃思想和制度的研究，而是将人的活动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重在探讨如何将“思想”和“制度”研究融合于历史主体———个体与群体的现实世界，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教育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复杂意蕴和内在价值；重在探讨如何从传统研究领域走向教育日常活动史和生活史的研究，以更好地认识和体会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与教育的内在联系。［５］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以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从关注宏观行政制度转移到微观日常教育生活，转向教育教学的具体问题、日常问题，回归教育生活本身。通过对教育政策的执行、学校教育改革活动、教师工作状况、学生学习生活、师生互动情况、校园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展现我国教育发展的活力以及学校的特色和个性，从而将一部鲜活、生动的高等教育发展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发展路向
        口述历史通过对事件经历者或见证者的访谈来掌握有关历史发展的丰富证据，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的。但由于受个人经历、社会环境、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等因素影响，回忆本身可能是混乱的、不确切的，尤其是“在口述涉及口述者本人的经历中那些错误和短处等被社会否定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大都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态度”［６］，甚至可能扭曲或背离历史事实，而这些正是对客观、准确地研究历史的致命打击。可见，加强高等教育口述史的理论探讨与研究方法的探析，更好地发挥口述史研究的优点，是当前高等教育学界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１．加强对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探讨当前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日渐明显，学科研究领域的界线日益模糊，各学科也相互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作为高等教育史与口述史的交叉研究领域，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应在借鉴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科理论的探讨，完善研究范式，从而推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的定义和性质还未达成共识，高等教育界恰恰可以为丰富和完善口述史学理论体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贡献自己的力量。就高等教育口述史而言，应该着重探讨口述史与回忆录和自传、口述史研究与叙事研究的关系。
        一般来说，回忆录和自传基于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大多以时间为序，以自己的成长为主要线索，回顾影响自己成长的重要事件，是回忆者单方的产物；而在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中，研究者和受访者互动合作，其中既有研究者的提问和引导，也有受访者的回忆，“受访者既是口述史学研究的客体又是口述史学研究的主体”［７］。同时，口述史有较鲜明的研究主题，研究者围绕研究主题编制访谈提纲，口述者的回忆只是研究的一种资料来源，并不是研究成果；而回忆录和自传往往选取影响自己成长的重要时期和关键事件为主要内容，本身就是个人的一种成果。
        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从研究主体来看，口述史研究涉及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访者；教育叙事研究往往是单一主体，即个体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进行反思性的研究。从研究方法看，口述史研究一般通过访谈的形式获取口述史料；教育叙事研究则是对自己的教学案例进行反思。从研究内容来看，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的首要目标是求真，即追求内容的真实性；教育叙事研究也追求真实，但更主要的是阐述人们在教育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教育经验、体验、知识和意义，提升自我教育感悟能力，这其中既有事实，也有个体的感受和想象。
        ２．加强对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口述史研究应当有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和学术规范，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技术保障。当前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规范操作、明确程序对于推动研究的深入和丰富学科理论都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充分做好访谈前的准备工作。这是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决定着口述史研究的质量。访谈准备工作包括对访谈主题及具体问题的设计与论证，对受访者个人经历、思想特点、个性特征的了解和熟悉，对访谈时间、地点和场合的安排等。明确访谈问题是做好访谈准备工作的关键。毕竟口述史研究是一种严谨的历史研究，既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背景，又涉及受访者的人生经历、情感态度等。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研究者才可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并不断地追问，才可能调节访谈氛围，引导和激发受访者叙事的兴致，从而挖掘更多有价值的新资料。反之则双方难以进行深入的交流，研究者难以获得深层次的材料。
        第二，处理好研究者与受访者的关系。口述史研究是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有助于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空间，不仅可以促使口述者追溯、挖掘已经淡忘和丢失的记忆，更有意义的是，还可以促使口述者和研究者增加反思的角度及层面，对双方原有的思维架构和认知内容产生校正作用”［８］。赢得信任、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是研究者与受访者互动的前提。口述史研究中，受访者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者，他们年事已高，再加上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多年，这对他们的记忆力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塑造当代知识分子的性格方面也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有些受访者承受着较大的精神压力，对很多历史往事都不愿意回忆，更不愿意提及。对此，研究者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关怀，既要考虑到他们的身体承受度，又要通过适当的提问引导他们回忆和思考。如研究者可多提一些开放性的问题，仔细观察他们的心理变化，采取恰当的访问技巧，使他们尽可能地回忆出更多的历史细节甚至全貌。
        第三，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的互证。“口述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求真。离开了求真，致用难免流于虚妄。”记忆是经过时间积淀和选择之后的产物，所呈现的是个人与社会、事实与情感、时间与空间的混合体。由于“我们有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再加上‘君子无道人之恶’的历史教诲，往往使人们在谈到自己的前辈、自己的老师的时候，容易文其过、饰其非，展示其光明面有余而呈现其负面的东西不足”［９］。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通过口述方式获得的资料仅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步，为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还需要将口述史料和实物资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霍布斯鲍姆说：“大多数的口述历史是个人的回忆，个人是一个不可靠的保存记忆的媒介，记忆与其说是录音带，不如说是一个筛选机制，而且这种筛选在其限定的范围内是经常改变的。”［１０］这也决定了我们不能仅把口述资料或访谈记录作为口述史的研究成果，而同时要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唐德刚先生就强调：“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他以编著的《胡适口述自传》为例，“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１１］。因此，口述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以获取资料为目的的访谈层面，还要注意查阅、甄别相关的文献资料及历史实物，例如档案、日记、报刊、书信、家谱、相册、纪念品等，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提高口述史料的可信度。此外，对于口述史料，还必须结合其他有关人物、事件和背景的材料进行评估和筛选，否则，它的许多细节都不足为凭。以口述史料来补充档案文献的遗漏和缺失，丰富单面的文字资料；以文献档案订正口述史料的错误和缺失，验证单方面的口头资料。两种方式的互动是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充分结合，如此循环反复，将使我们最终对历史有更客观、更深入的认识。第四，挖掘口述史料背后的含义。这是进行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步骤。受个人经历、性格特征及社会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对历史事件的了解程度都不同，所以口述史料往往是个人的、感性的、零碎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对口述史料进行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与解读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当下社会人们的心态，口述者的情感、意识等心理因素以及语言的使用和语调的特点；必须要关注他讲了什么，观察他是怎么讲的，思考他为什么这样讲；必须反复研磨其言辞的意思，听出其弦外之音、话外之意。否则，我们对材料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同时，挖掘口述史料背后的含义，必须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判断其所讲述的内容与历史真实情况之间的关系，并思考从何种角度来研究其所讲述的就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整体现状而言，高等教育史研究亟须寻找新的路径来提升其学术品质。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是一种鲜活的历史研究，是一种会说话的历史研究，它以“自下而上”的独特视角，使研究者从“书斋”走向“田野”，走进现实生活，走近历史人物，通过访谈、对话等方式，获取那些无法从档案文献中获得的新资料，赋予高等教育史研究新的维度，实现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新突破。尽管西方的口述史研究者已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值得参考的经验和理论，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的高等教育口述史要真实地再现自己的历史，必须完善研究方法，扎根本土，勇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现出中国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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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霍布斯鲍姆．下层的历史［Ｍ］／／刘北成，陈新．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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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