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口述历史的理解，很多中外史学家把它分成了方法论和史观两个层次。方法论上，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和保存历史资料的方法”（1）；史观上，口述历史体现了史学观念的革新，具有鲜明的“人民性”。（2）有史学家还把口述历史区分为“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后者指在口述史料基础上的加工、研究等。（3）当然这里谈到的口述历史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
        综合考察，口述史的内涵可以这样理解：
        1. 指以口述访谈形式搜集和保存历史材料的方法。
        2. 指以口述访谈形式呈现出来的过去的事情以及理解评价。这些内容作为历史资料被搜集和保存下来，即口述史料。
        3. 指对口述史料的研究、阐释，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出的史学著作。
        4. 指口述史理论，即关于口述史的性质、范围、原则、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口述史在不同的语境下被谈及时，具体的涵义有所差异。比如，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中，口述史的涵义基本是1。该书第四章“在研究与撰述中应用口述历史”，则是2。

二
        口述史与口碑史料（学）是怎样的关系？上世纪80 年代中国史学界开始探讨口述史时，很多文章是从史料学、口碑史料的角度出发的，中外都有学者把口述史称为口碑史料学。仅仅从史料角度看待现代口述史，既有传统的口碑史料类型作为参照，也很简单直接。但是，从现代口述史的发展和趋势分析，口述史与口碑史料（学）的关系有交叉又有差异，两者并不等同。首先，从史料的层面看，口述史料属于史料学的研究范围，属于史料中的口碑史料，或者就是口碑史料（如果把口碑史料界定为由访谈而来的历史资料的话）。史料学的任务和目的是从事史料的搜集、核勘、考证及编纂，主要工作是史料的整理与鉴别。史料的分类在史学界也有不同做法，常见的是把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包括文物、遗址、遗迹）、口碑史料。
        口碑史料即口传史料，传统上主要指民间历史传说、史诗等，也包括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本民族历史发展情况。从史料学领域看，现代口述史是口碑史料的延续发展，主要体现为对口碑史料的重视、口碑史料的增加与领域扩展。口碑史料可以区分为口述回忆、口头传说、专用口语。（4）其中，口述回忆的比重因为现代口述史的崛起而大大增加。
        其次，现代口述史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史料学的层面，现代口述史并不等同于口碑史料学，但它可以称之为口碑史学。当然这个界定的前提是承认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不是把史料学视为史学。现代口述史的发展及趋势使之可能自立为历史学一个新的分支。因为现代口述史“在研究理念和治学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特色，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对于传统史学的多方面突破和拓展，这主要表现在口述史的研究对象有了拓展，研究的内容大为增加，研究的手段由单一走向了多种形式”。（5）从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到方法论，口述史可以形成史学中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在这之中，现代口述史对传统史学实现了两个重要的突破：第一是从过度重视精英历史转向也重视普罗大众的历史。现代口述史搜集史料的范围和内容极大扩展，体现在：包括但不限于传统口碑史料的内容，尤其是从传统史学重视的政治史、军事史等向更广泛的领域拓展，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各层面历史；通过访谈搜集的资料不仅有过去发生的事情和事件中的人物，还有受访者的态度、心理、情感及历史意识。第二个突破就是在历史研究中，把人视为活生生的、有价值的生命个体，而且重视人的历史意识建构。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谈到的：“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相互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个人的历史观念体现于对直接经历的选择与对自己所处社会制度性质的看法。”（6）这些方面正是传统史学所忽略的薄弱环节，也不是口碑史料学所能达到的深度。

三
         现代口述史缘何得以崛起？现代口述史在20 世纪40 年代崛起，其标志性事件是1948 年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史学家均知，口述史方法，即通过口述访谈形式搜集和保存史料的方法源远流长，在历史研究历程中它始终都在，传统的口碑史料搜集便是一种体现，只不过在近现代史学中曾被质疑和忽略。口碑史料、口述史方法重新得到重视，口述史学在20 世纪崛起和发展，都反映了史学研究的新特点。
         考察现代口述史的崛起，应当把它放到20 世纪西方史学新发展的大背景中，可以说现代口述史的崛起是20 世纪西方史学新的治史观念与研究方法拓展的产物，是史学现代化与民主化的体现。第一，20 世纪西方史学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封闭状态，从史学研究的窄化走向更广泛的领域。20 世纪西方史学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新史学的很多代表人物都批评了西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比如美国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就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中的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整体史”思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这些治史观念下，西方史学在20 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展开了多领域、多课题的研究，出现不同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史学的学科分化不断增加。现代口述史把生动丰富的人本身纳入研究视野，反对简单的“事件史”；从政治史、精英人物史的核心书写扩展到经济社会史、女性史、同性恋史、盲人史、穷人史等等广泛的领域，使后者的历史书写成为现实与可能，这些都表达了新史学的理念。具体到中国电影史领域，以往的研究与书写重视政治电影史或阶级电影史；如今，更广泛领域的史学研究，比如电影技术史、发行放映史、女性电影史等等已经出现或将要发生。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将有助于中国电影史研究向新领域的探索。
        第二，20 世纪西方新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方法论上引入其他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丰富了史学研究的手段。口述史与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的兴起和发展都反映了这一特点。其中，口述史的崛起得益于新史学“突破实证主义史学的史料观，史料的种类由以官方档案为主的文献史料，扩展到各类实物史料和口碑史料”。（7）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特别重视文字文献的史料证据作用，在19 世纪中期建立起“文献权威”；但在19 世纪末即遭到其他史学家的批评，时至20 世纪40 年代，它的“理想时刻”要过去了。保尔·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这样分析了文献传统所遭遇的时代变革：首先，文献方法所形成的倾向被批评为“精神的畸形”。在德国，“一种咬文嚼字的批评迷失在无意义的琐碎细节中，被一个断层不仅将它与一般的文化，而且历史本身的更大问题分隔开来”。（8）其次，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老派的文献历史学家可能发现，从20 世纪以来，历史变得日益难以重建”，（9）文献学派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对此，汤普逊认为有两点：一是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改变了，会面或电话的口头方式增多了，而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通信、日记等文件形式开始衰退。二是“记录已丧失了它的清白（如果它以前有的话），它现在被理解为有着进行未来宣传的潜在价值”。（10）这里提到的“记录”指文件档案的记录。汤普逊以外交领域的文件档案记录为例说明了20 世纪以来，这一记录之真实准确度的降低，并且举证现代英国文献学派的首席大师泰勒（A. J. P. Taylor）早已分析了文献资料在各个阶段所发生的上述变化。汤普逊谈及的第一点“动摇”来自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20 世纪以来交通和通讯方式（或传播方式）更为便捷、迅速，使得大量人类活动的信息没有记录在文献档案之中。而磁带录音机的产生和广泛使用使得口头证据的记录与保存更为方便、准确，更不消说20 世纪末以降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支撑了。汤普逊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说：“我们已到达了电话和磁带录音机的时代：交流沟通方法的变化始终将给历史的面貌带来与过去的手稿、印刷出版和档案同样重要的改变。”（11）所以，口头证据重回一些史学家的视野中心。
        第二点“动摇”表面看起来是文献记录自身的问题，实质反映了历史学研究要求向着“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12）方向发展。官方记录的弊端从来都为近现代史学家认识，不过以官方档案为主的文献史料依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证据，只不过进入20世纪，史学家们更加重视多重不同证据的使用，况且许多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由于缺乏文字史料的储备，史学家不得不寻找其他历史证据，口述史便应运而起。现代口述史在发展中，一个方向是从精英人物那里获取口头证据，口述史在美国振兴时便是这样。口述史家艾伦·内文斯在20 世纪30 年代出版的《历史之门》中谈到，为重振美国历史研究，“有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 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13）另一个方向是在口述史发展中逐步得到开掘的，即到普通民众中寻求口头证据。可见，现代口述史的崛起是历史书写迈向民主化进程中的脚步。依照汤普逊的逻辑，即信息传递和承载方式的巨大变化会影响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面貌，那么20 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变革之一——网络化带来交流沟通方式的巨大变化，网络化对史学研究有怎样的影响？显然，网络已成为搜集史料的一个重要渠道，而且提供多媒体的资料。另外，信息网络化依然支持口述史的发展，某些私人网络信息可以通过口述史得以保留。目前大量网络信息的生命周期不长，甚至是即逝的，这意味着很难进行信息的搜集和保存。电子邮件似乎恢复了传统信件的功用，但它的信息目前来看不能长期保存下来，并公开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材料。而且销毁邮件信息变得比以往更容易了。所以口述史可以补足某些网络史料的流失。还有，那些只在网络中存活或在网络上首发的信息，比如博客、微博的信息，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史料。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这类信息成为影响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今天看来很多网络信息生命周期不长，但未来的技术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四
        口述史的“人民性”与“人民史观”是怎样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应沿“人民史观”来提倡口述史，（14）这个提议值得商榷，因为两者的史学观念是否一致，还需要明确。“人民史观”的基本观点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中表达的基本观点与“人民史观”极为相似。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他认为该书会激发历史学家去追问自己“对过去的重建是基于谁的权威之上？这一重建试图为谁说话？简而言之，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而在该书最后，他的答案是：“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未来。”（15）但是，口述史体现出来的“人民性”与“人民史观”不尽然相同。从口述史的实践来看，其“人民性”体现在：1. 口述历史的对象既包括社会精英，也包括普罗大众，且把他们视为有价值的生命个体；2. 访谈及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史、社会史、知识史等，更向以往被忽略的诸多新领域展开，比如少数族群史；3. 不但重视历史事件，也重视人本身，个人的生活史、生命史、心路历程与意识建构等得到记录与研究。口述史的“人民性”，正如前面谈到的，体现了“整体史”观念，意味着历史研究向着更有社会意识、更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不必然得出“人民史观”的立场。与人民史观不同的一面是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口述史并不排斥精英史观。因为口述史的采访对象也包括精英人物，只不过重视了以往被忽略的普罗大众。现代口述史的最初应用也是在政治史研究中采访精英人物，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下去。像唐德刚已出版的口述史著作都是关于精英的历史。
        中国的史学研究在1949—1978 年存在一个突出特点，即在贯彻“人民史观”时，侧重的依然是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史。比如在封建史研究中，“人民史观”体现为对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高度重视，把历史书写的视角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农民大众身上。但是这种贯彻还是踟蹰于政治史范畴内，而且历史描述基本来自公共记忆和官方记录，个体化色彩薄弱，更不消说某些证据的宣传嫌疑了。因此，电影《武训传》如果从口述史的观念看，反倒是人民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借助艺术手段表现出来。口述史在方法和意义上可以给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来积极影响，它可以成为贯彻“人民史观”的好工具，但绝不仅仅如此。

五
        口述史具有怎样的方法论特征？陈墨先生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一文中谈到“真正的口述历史，应该具有人民性、专业性、规范性等重要特征”。专业性与规范性是针对广义口述历史而言的，人民性则是从史观层面，针对传统史学研究的缺陷界定的。这些都反映了现代专业口述史的基本特征。鉴于口述史的方法论意义突出，口述史方法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中广泛采用，而且在学校教育中也被积极采纳，以下从方法论层次上对口述史的特征进行分析。
        第一，口述史的基础是人类的记忆。传统史料搜集对象包括文献资料、出土文字资料、考古文物等，而口述史搜集的历史资料来源于人类的记忆，关于过往的记忆。如果说考古文物来自现实世界，口述史料则来自人类心灵。在口述访谈中，缺乏经验的采访人主要关注的是受访者讲述了什么事情，但这还不够。唐纳德·里奇谈到“口述史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人们为什么和怎样记住和描述他们的过去，记忆中都有些什么内容”。（16）记忆与记忆的形成都成为口述史研究的内容，所以“当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集体记忆能够保存或是歪曲一个社区的过去时，他们对口述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17）
        人的记忆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会怎样塑造口述史的面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专门从事人类记忆研究的专家会给出对于人类记忆的专业分析和评价，这些对于口述史研究都有所帮助。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我们发现记忆会受到生理、心理、精神等各方面的影响。如果口述历史中经常遭遇的遗忘、记忆不清等现象是由于生理因素造成的，口述历史工作者面临的局面要相对简单。如果由于心理、精神等非生理因素形成“选择性记忆”、“回想增长率”、公共记忆影响、“后见之明”影响、集体无意识等问题，辨析口述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并挑战上述非生理性因素造成的记忆问题，探寻个性的体验、认知和情感，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同时，研究形成这些记忆的原因，即“为什么和怎样记住他们的过去”，成为另外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显然这很有趣，会成为人们深入剖析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大众意识等问题的切入点，自然它会更艰难和复杂。一个重要人物，比如身居要职者、事件的重要当事者，其心理精神因素的剖析可能直接反映了某一历史事件的促发动机等主观因素。每一个体的记忆（与表述）背后的心理精神因素，如果形成一个普遍性、经常性的特征，就会引发学者对某些规律性内容的探讨，或是现象形成机制的研究。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中，我们注意到很多电影人极为关注电影界的绯闻轶事。
对此，人们记忆清晰，且言之凿凿、喋喋不休。表面看起来这有些无聊八卦，但深究其内在的社会心理因素不免令人唏嘘，启之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陈墨、启之先生还对经历新旧两个中国的一代中国电影人的复杂心理做了一定分析，这表现在受访人接受采访的态度，更体现在他们记忆（与表述）的呈现。这是我们整个项目组成员在口述史访谈中感受最深最普遍的一个方面。对这个层面的关注也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一开始就慎重考虑到的，即陈墨先生提出的“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的全方位扫描，把心灵史作为一个重要访谈内容。显然，记忆分析是考察心灵史的重要渠道或工具。
         第二，口述史是一种会话叙事。口述史访谈由受访人与采访人共同完成一场会话叙事，是一种面对面的人际交流/ 传播。在这个意义上，由个人完成的回忆录是不能纳入口述史范畴的。理解这种会话叙事对做好口述史访谈与后续的整理保存研究都很重要。
         首先，会话叙事意味着双向互动，互动的状况极大影响着口述史料的面貌。在这场会话叙事中采访者该与受访人形成怎样的互动呢？汤普逊提倡口述史采访者先做一个好的倾听者。这表明，让受访人乐意并顺利讲述他的故事是最重要的。采访者会在问题准备、访谈技巧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但与受访者的争论与辩解一般是不佳举动，需谨慎为之。对于实现良性互动具体访谈技巧，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已做出很多的分析，这里再提一下细节与诱导性提问。仅仅从技术层面，法庭询问与口述史访谈在会话叙事上有可比较的方面。二者都是在获取口头证据。法庭询问特别重视细节的询问，可以细化到一个动作。在细节描述中展现的逻辑关系与事件面貌，最终会击破谎言展示真相。这一点对于口述史访谈也很重要，细节描述不仅使历史具体生动个人化，而且为某些事实的不同论述进行交互比对、考证真实性提供证据。法庭询问（英美法系法庭交叉询问）中，禁止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进行诱导性询问，它实质是为被询问者提供了一个预期答案。在新闻采访中，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特别是那些宣传性的内容。口述史中，有些项目或课题有明确的主题，比如抗战；而且访谈者通常对访谈内容有一种心理预期。如果采访者经验不足或者对某些人和事物存有偏见，比如对种族、亚文化的认识，诱导性提问很有可能发生。专业口述史工作者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提高相关技能，因为口述史的学科交叉性、与传统史学治学方法的差异，对史学家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新挑战。不管采访人怎样尽量减少对受访人的主观影响，这场会话叙事中，采访人都会对口述史做出“第一道诠释”。这来自采访人的历史视野、兴趣点、访谈技巧等。口述史料的使用者需要理解口述史的会话叙事，从而得出客观真实的历史判断。鉴于这种会话叙事，在出版口述史的采访内容时，采用对话体比自述体要好得多，它更接近口述访谈的原始面貌。
         其次，会话叙事意味着口语化表述。口头传播具有个人化、开放性、生动性、随意性、情绪/ 情感性等特点。开放性、随意性、情绪/ 情感性决定了受访人即使面对录音机或录像机，一旦进入交流的顺畅状态，也会像平时聊天一样天马行空、自由表述。所以口述中“大放厥词”的内容，一旦落实到纸面上，白纸黑字，文字传播的严谨可靠、“铁证如山”，使得一些受访人对要发表的内容进行删除或修改。这个现象从另一方向表明，口述史搜集历史资料的优势。口头传播被录音机/ 录像机记录下来，便是实实在在的口头证据，是不能更改和删除的。个人独立写作的回忆录是反复斟酌过滤的产品，在获得严谨逻辑性的同时，也失去很多。口头传播的特点，在口述史的原始录音录像中得以完整保存，但在口述史抄本、口述史料出版物中有不同程度的衰减，尤其是口述史料出版物。这在根本上是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的差异所致。口述史料出版物经过文字整理者、文本选编者、出版机构的层层把关，事实上又经历了“一道诠释”。意思的基本真实方面，如果经过受访人的审阅许可，不存在大的问题（当然个例中存在受访者与编辑出版者的意见不一致时，发表内容不能完整表达受访者的意思表达）；但心理真实，在很多地方应该是被掩盖、流失或改写了。这一点，做过口述史的人应颇有感受。本人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中采访杨桦女士时，她谈到参加“东影”第一期电影训练班，全体学生经历了“三查三整”的政治运动。结果八九十人的队伍被清洗掉一半，自然有不少是被冤枉的。我问：“你们那时那么年轻，虽然经历这样一个小小的运动，对政治运动有什么想法了吗？”杨桦回答：“政治运动，那当时，还是应该搞的啊！（笑）”……这是口述史抄本中的文字表述，基本表达了杨桦当时的讲述状态。杨桦说这句话时有稍稍的迟疑，所以她的语言表述不流畅，特别是“那当时”几个字形成了前后两个间隔。这反映了她的思考过程，也表明由于深切的历史体验和“后见之明”，她内心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想法。如果结合录像上人物的表情，上述分析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这种文字整理，一般而言，是很难获得出版机构的验收，他们希望是这样的：“当时这种政治运动还是应该搞的。”实际上，这段问答在出版时就被拒绝收纳了，反倒避免了一种可能的曲解。
        第三，口述史方法适用广泛、对史料的收集也很广泛。口述史方法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研究中都被采用，即使不同学科运用口述史方法时存在一些具体差异。除此之外，口述史方法在学校教育中被采纳，成为学生认识社会与自我、提高技能、增长知识的途径。在台湾，有人还运用口述史作为社区动员和意识觉醒的工具，以深化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18）
在历史学领域，口述史增强了史料收集的广泛性。传统史料学中，口碑史料只是非主流内容，而口述史打破了文献传统的偏见，重视了口头证据的作用，史料的丰富性大大加强。同时，口述史受访对象也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广泛性。与口述史课题相关的人物，不管是政要名人还是布衣百姓，都可以成为受访对象。我们所做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的访谈对象涉及电影行业的各个领域，有领导、有名人、也有普通干部群众。知晓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资料匮乏，以及他们这代电影人跌荡丰富的经历，就可以更深刻理解他们作为口述史访谈对象的意义。口述史的访谈对象经历了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变化，这反映了观念认识的递进，即人民性史学观念的反映和促进。口述史在史学领域复兴的初期首先关注的是军政文化精英。比如美国，到20 世纪70年代这种精英访谈局面才改变。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在上世纪50—70 年代进行的口述史项目也主要针对军政要人。从1986 年起，台湾口述史访问对象发生明显变化，更多的普通人物进入口述史计划，比如他们所做的“走过两个时代的职业妇女”、“日治时期在满的台湾人”、“美丽岛事件”等专案。（19）口述史在实践中摸索试验，使得新的史学观念逐渐呈现出来，并反过来促使口述史的发展。汤普逊谈到“口述史未必就是变迁的工具，它取决于利用它的时候所贯彻的精神。不过，口述史当然也可以成为改变历史内容和目的的手段。”（20）这就是说，如果不以政治立场出发，或者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口述史是一种“使用口述史的讲述案例来保存传统的全部丰富性和价值”的方法。而当口述史方法在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下被采用时，它的意义和作用就不同了。口述史方法的运用，会为历史研究展开新的维度，即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维度，不但让我们看到历史面貌的正面，也看到反面，还有中间的多个层面。
        正是从口述史方法的广泛性出发，汤普逊的下述表述更有意义，即“口述史的优点并不是它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而是使得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被从事的”。（21）由此观察，中国电影史上关于《武训传》所做的那场社会调查，虽然使用了口述史方法，但其政治立场与政治目的彻底葬送了口述史方法的作用。
        第四，口述史具有创造性。历史建构的基础是史料或证据，而口述史是发现新证据的途径。口述史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计划可以有目的地挖掘口述史料，使之有可能重新安排历史的证据。相对文献史料与考古文物收集的被动性，口述史是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搜集历史资料。另外，口述史的创造性还体现对历史研究对象进行的身份转换。“当历史学家隔着一段距离去研究历史的行动者时，他们对这些行动者的生活、观点和行动的刻画将总是要冒进行错误描述，将历史学家自己的经历和想象投影到对象之上的风险：一种学术形式的虚构。口头证据，通过将研究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有利于一种不仅更丰
富、更生动和更令人伤心的，而且更真实的历史的形成。”（22）所以，口述史的创造性会促进开辟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找到新的研究重点、推导新的历史结论。所以汤普逊也认为创造性是口述史的本质特征之一。

       （来源：《当代电影》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