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口述史在全球范围内突破传统史学的框架，逐渐发展成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术领域。[1][2]如同女权主义对人类认知体系的全面革新一样，口述史也从认知论、方法论和方法技术层面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一些激进的意涵。[3]就关注弱势群体、挑战权威而言，口述史与女权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或战友关系。[4][5] 可以说，在以父权为内核的权力统治时代，任何口述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女权主义的。但是，就批判性别压迫、促进性别平等而言，两者的战友关系并非如此“天然”合一。“口述史未必就是变迁的工具”，能否带来变迁取决于开展口述史时所贯彻的“精神”。[3] 也就是说，口述史未必就能促进性别平等，能否促进性别平等取决于做口述史时是否贯彻了女权主义精神。
        贯彻女权主义精神的口述史可以称之为女权主义口述史，但关于女权主义口述史的进一步界定，国内外学者至今没有基本共识。本文尝试通过梳理三个问题来辨析什么是女权主义口述史：第一，什么是口述史？第二，什么是女权主义？第三，与一般的口述史相比，女权主义口述史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即在做女权主义口述史时，特别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本文第一部分讨论口述史的界定、特征与意义；第二部分讨论女权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与口述史的共性和差异；第三部分总结女权主义口述史不同于一般口述史的特征，以及在操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口述史：挑战权威的激进意涵
        上世纪40 年代末，美国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Allen Nevins)提出“口述史（Oral History）”这一概念，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自此，口述史逐步脱离传统史学，慢慢发展成一个专门学科。[6] 60 年代，美国成立口述历史协会；70 年代，英国、加拿大成立口述史协会；80 年代，国际口述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同时，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区域的口述史发展呈蓬勃之势。[7] 在中国内地，很多学者认为，新中国从成立之初就在有意识地做口述史，比如，50 年代，搜集清末重大社会运动、革命事件的相关资料；60 年代，编写家史、厂史、社史、村史“新四史”；[7] 到了90 年代，口述史作为系统课程进入高校课堂或公共讲坛；[8] 2004 年，中华口述史研究会成立，并制定了工作章程。
（一）口述史的界定
        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口述史领域成果卓著，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在中国内地，最基本的挑战是专业规范尚不明晰。中华口述史研究会的工作章程主要围绕研究会行政事务进行陈述，较少涉及口述史的具体界定、操作规范等；口述史实践普遍存在着“概念屡遭误用或滥用”，“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许多成果只停留于积累口述史料的层面等问题。[9] 因而对于口述史工作者而言，搞清楚口述史是什么显得至关重要。
Yow 把口述史界定为“对个人的口头言说的记录”，既指录音录像等原始资料和转录文字稿，又指深度访谈等资料搜集方法。[10] 台湾学者侯珮伦认为，口述史是通过实际访谈搜集史料，以弥补文献、实物之不足。[11] 这两类定义都指向口述史的三层内涵：一是产出，生产史料的口述史；二是活动，进行“访谈”、“记录”、“搜集”的口述史；三是方法，作为资料搜集方法的口述史。被广泛使用的界定来自唐诺·里奇（RitchieD. A.）。口述史是指访谈员用音频或视频记录其与被访者之间的访谈或交流，从而搜集、保存相关的回忆以及重要的个人评论；访谈记录会被转录成文字，进而被总结、整理、编入索引，然后存放于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资料可以用作进一步的研究，也可以经过摘编后用于出版、纪录片、展览、编剧或其他形式的公开呈现。[2] 里奇的界定也可以归纳为上述三个层次，但对每个层次有更丰富的扩展。作为科学体系的口述史，是这三个层面的有机整合。而日常生活中以及很多学术文献里常用的口述史概念，往往指其中任一或两个层面，甚至其他。
        第一，产出。对访谈内容及其过程的各类记录只是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在经过整理、考证、补充说明后成为史料，对史料进行摘、编、公开呈现而生成公共传播品，以及对史料进行学术分析后得出研究成果。原始资料、史料、公共传播品和历史研究成果都是口述史学科的产出，日常使用的口述史概念经常指前三类中的某一类或两类，口述史学者则更强调第四类。他们认为，口述史料与口述史（研究成果）有严格区别，前者提供研究历史的素材，后者是分析、阐释历史后的成果；[9] 口述史不是对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应该有脚注、旁注、尾注，对史料中的人物、事件、书目等做知识性说明，对主述资料进行校正、质疑或补充，列出编者评述、图例、附录、参考资料等。[12]
        第二，活动。正因为口述史学科的产出不只是原始口述资料和史料，还包括公共传播品和历史研究成果，所以，作为活动的口述史就不仅仅是访谈、记录和整理，还包括前期的计划、知识/ 技能、物资准备等，以及后期的补充说明、考证、分析、呈现等等。
        第三，方法与理论。口述史常被当作类似于深度访谈的资料搜集方法，除此之外，方法层面的口述史还包括考证的方法（比如资料内部的逻辑检验、外部资料的交叉检验等）、分析的方法（比如质性分析、内容分析、历史比较分析、精神分析等）、呈现的方法（比如音频、视频、展览、书籍等），等等。在这些方法背后，包含一系列关于方法、知识、社会和历史的理论。
以上每个层面都自成系统，作为科学体系的口述史是这些系统的有机结合。具体怎样结合，则取决于特定口述史课题的具体目标，工作流程和方法的设置都要服务于这些目标。[2] 也就是说，口述史是一套由理论、方法、活动、产出组成的有机体系。它是在具体目标的指引下，通过访谈获得的一手口述资料，对口述资料进行考证和整理形成史料，对史料进行加工和分析，形成公共传播品和历史研究成果。
（二）口述史的特点与意义
        与传统史学相比，口述史有很多重要的独特之处。
        第一，普通人成为历史的主体。可以说，正统历史基本都是统治阶级、精英群体的历史，是所谓影响了历史发展进程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事件的历史，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不在正统历史的视野内。口述史则要把那些被传统史学忽略的社会群体及其经验与视角纳入历史范畴[13]，它挑战传统历史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致力于建构普通人民的历史，从而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3]
        第二，普通人成为历史建构的主体。在口述史领域，普通人不仅是历史主体，即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历史文本的主角，也是历史的建构者，即参与历史研究和历史文本生产。口述访谈时，被访者不是被动地根据访问者的需要提供所谓客观证据，而是彼此一起分享经验[14]，一起对经验的意义进行阐释。因此，口述史工作是访谈员（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双向的共同创造的过程，口述史成果是双方智慧的结晶。[7][10]
        第三，主观性。口述史的资料来自于受访者的主观叙述，而传统史学的资料来自客观存在、不可更改的文献，但口述史并不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区别于传统史学的主观性。因为此时的客观文献其实也是彼时的主观叙述，而此时的主观口述若干年后也会变成客观存在的文献。口述史相较于传统史学的主观性实质上在于：（1）受访者提供的不仅包括对过去事实的回忆，更多的是关于过去事实的评价与阐释，以及内在情感与思维；[7]（2）由于资料来源于活着的人，访谈员确立研究目标与方法、进行判断与协商的自主空间相比更为广阔；（3）口述史重视意义建构胜于事实建构。[15]
        第四，可信性。因为高度的主观性，口述史的可信度受到来自传统历史的持续质疑，但也有很多学者坚称口述史具有不可比拟的可信性。Portelli 认为，口述证据的重要性源于它呈现想象、意义和欲望，而非事实，因此不可能有虚假的口述史料，因为即使错误的事实描述实质也是心理上的真实，而两者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同等重要性。[15] 熊月之认为，由于可以与受访者反复对话，因此可以反复验证，不断地去伪存真，从而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7]
        第五，关注人胜于关注事实。正因为关注人，以普通人为历史主体的口述史才会得以发展，普通人才能平等地参与口述史工作过程，普通人的主观感受和意义阐释才会受到重视。源自上述特点，口述史对于史学和现实具有重大意义，大致可归纳为：社会化、民主化、赋权。在口述史领域，历史不再是少数权贵和精英的历史，史学不再是史学家独占的领地，普通大众成为历史主体，并参与历史的书写。正因将“历史诠释权”还给了社会大众[7]，口述史就可以造访各种立场，从而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3] 由于参与口述史，普通大众可以通过回忆、解释过去而实现自我赋权[13]，回忆、解释过去还可以帮助受访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更明确地去建构自己的未来。[3]

二、女权主义：改变社会的政治运动
        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口述史可以把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女性群体带入学术和公众视野，因此一直积极地推动口述史发展。[16] 主持“中国20 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的李小江教授将妇女史与口述史比作史学革新运动中比肩行进的战友。[5] 战友关系从何而来？在讨论了口述史的基本特征之后，需要明确女权主义是什么，及其与口述史有何异同。
（一）女权主义的基本立场
        女权主义是为了带来社会改变的政治运动。[17]上世纪70 年代以来，不同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逐渐发展壮大，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再到黑人女权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这些流派对妇女的生活处境、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有效改善处境的路径等问题有不同分析，但它们也有很多基本共识：妇女是完整的人；不同历史阶段的妇女都整体上处于不利处境；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使妇女的经验变得可见，赋权于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改善妇女的处境。[18][19]
        女权主义研究（也称为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是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也称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形式之一。挑战、改变主流学术领域里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是女权主义研究的关键目标，为此，它慢慢探索出了一套新的方法体系。女权主义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有何不同？日常使用的“方法”这一概念，有时指具体方法，有时指具体方法背后的方法论与认知论，而方法体系则包含这三个层次。具体方法指收集材料与证据的技术，比如问卷调查、访谈、观察、实验等。方法论是关于如何进行研究的理论与分析，比如，进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搜集什么资料，如何搜集资料，如何分析资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何种关系等等。认知论则是关于知识的理论，探讨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比如什么是合法的知识来源，谁是合法的知识生产者，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生产出合法知识，等等。
        上世纪70 年代，女权主义研究领域弥漫着定量（例如实验、问卷调查等）与定性（例如参与观察、非结构性访谈、生命史等）两类方法之争，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对定量方法的批评。[20] 在当时的主流学术里，定量方法被认为是更科学的，生产出来的知识更具合法性。女权主义学者对主流学术的批判首先聚焦在表层的方法上，认为定量方法具有男性气质，用男性经验代表整体人类经验，忽略女性的经验和视角，而定性方法虽然在主流学术中处于弱势位置，但更关注具体的人，因此更适用于女权主义研究。
        80 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学者慢慢认识到，任何方法都只是搜集资料的工具，不具有本质的性别偏向，可为任何研究（者）所用；主流学术的男性霸权并非源于具体方法，而是因为引领研究的理论框架本身就生成于压迫女性的主流话语。[21]于是，女权主义转向方法论批判，对原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女权主义改造，比如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女性在私领域受压迫的机制。对原有理论的改造是建立在承认原有理论知识的合法性之上的，但当女权主义开始反思理论改造是否足够时，也就开始了认知论批判。她们逐渐认识到，妇女的经验应该成为合法的知识来源，妇女应该成为合法的知识生产者，妇女应该对如何生产知识具有发言权。
        女权主义各流派对主流学术的批判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系统性盲视导致对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的忽视，“单一社会”假设用男性经验替代整体人类经验，“性别”未被当作重要的解释变量，致力于解释现状而非促成良性的社会转型。[22] 基于此，女权主义形成了具备三大特点的研究方法体系：第一，基于女性。从女性视角提出研究问题，用女性经验验证假设，由女性指认女性经验，女性参与知识生产体制的设计与管理。第二，为了女性。针对女性想要理解的社会现象，为女性提供分析与解释，促进女性生存状况的改善。第三，反思与批判精神。[17][23] 女权主义不仅对外批判，同时也自我反思。女权主义要求研究者把自己同时置于研究对象的位置，警觉个人背景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通过反思研究过程与个人背景，给研究对象和读者提供自主判断与商榷的空间。女权主义正是通过承认、反思并展示研究者的主观性来提升研究本身的客观性。
（二）批判与改变
        Taylor 为女权主义研究方法总结了五个特征，即性别视角、女性经验、研究对象的参与、反思与批判、促进社会改变的行动。[18] 这与上述三点大同小异，但能更清楚地体现女权主义研究与口述史之间的关系。如果把“性别”、“女性”换成“普通民众”，这五点就是口述史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特点。尽管“普通民众”包含了“女性”，但以普通人为对象的研究不一定关注女性经验，更不一定具备性别视角或者以促进性别平等为目标。因此，口述史有成为女权主义的战友的潜质，但未必真的会成为战友。
        总的来说，作为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形式之一的女权主义研究与作为科学体系的口述史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很多不同点。其主要的相似之处在于批判与改变，主要的不同也在于批判与改变。
        与口述史一样，女权主义研究也是在批判主流学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者主要针对传统史学，后者则针对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类学科。两者都是从具体方法、方法论和认知论上对主流学术进行全面革新，从而挑战其权威；都把普通人群及其日常生活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和重要论据，从而推动研究的社会化；都鼓励研究对象参与研究过程，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平等协商关系，从而推动研究的民主化；都重视研究对象的经验、感受与阐释，从而打破传统学术对客观性的单一标准；此外，好的口述史研究和好的女权主义研究都关注具体的人，能够赋权于研究对象，以及促进他们自我赋权。
        与口述史不同的是，女权主义研究必然具备社会性别视角，主要目标是分析、批判并改变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一般的口述史工作者尽管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但并不具备从性别角度进行分析的意识和能力，甚至更可能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性别歧视的观念和行为，而这些会影响口述史工作的过程和产出。女权主义研究的批判不仅包括对外批判，还包括自我批判。研究者自己的背景和立场可能给研究带来影响，对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保持持续敏感，并通过坦陈自己的主观价值，从而建立起新的客观性与可信性。另外，与口述史相比，女权主义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行动，推动学术领域内不平等关系的改变，促进研究参与者赋权，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通过研究支持性别领域的社会运动，把消除性别压迫、实现性别平等当作明确目标。

三、作为女权主义行动的口述史
（一）女权主义口述史
        女权主义口述史是贯彻女权主义精神的口述史，做口述史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也是做女权主义口述史需要注意的问题。这里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确定具体目标、工作原则和流程；根据目标选择合适的访谈对象与访谈员，按照工作原则和流程对资料进行整理、考证、补充说明、加工与分析等。
        合适的受访者是就具体目标而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历史行动者，并且个人的身心状况能保证访谈的顺利进行。合适的访谈员除了具备必要的访谈技巧、平等与尊重的态度、关系处理能力外，还需要对项目想要研究的人群和事件有基本的知识。[3]
        对资料的处理要以保证真实性为前提。口述内容往往由于其逻辑不太顺畅，前后常有矛盾，就需要对原始的口述资料进行转录、重组、归纳、编排和考证。[24] 但是，从语音到文字的转译和整理，不可避免会导致对部分有用信息的歪曲或忽视。[15] 尽量减少歪曲或忽视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完好地保存原始资料以备查，语音转录时尽量记下语气、停顿等词语外的信息，请访谈员和被访者对访谈过程、感受与思考做文字说明，整理转录稿时以最小改动为原则，对内容做修改时尽量不删除原表述等等。
        对史料的后期加工和分析需要避免“学术形式的虚构”。利用文字文献做历史研究，是从远距离研究历史行动者。研究者容易把自己的经历和想象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上，从而造成“一种学术形式的虚构”。[3] 汤普逊认为，由于把研究客体转化成主体，口述史有助于形成更真实的历史。可是，在对史料进行理论分析后呈现分析结果时，研究者仍然是主导者，他们用何种理论、如何铺陈直接决定最终成果，因此还是需要避免“学术形式的虚构”。此外，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史料搜集、整理、考证过程的研究者，特别是那些受访者已经过世的口述史料的研究者，如何避免“学术形式的虚构”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应对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口述史料变成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文献。
         除上述这些方面外，女权主义立场决定了做女权主义口述史时需要注意更多的问题。女权主义口述史的研究目标是揭示、分析、改变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它比一般口述史具有更强、更明确的行动意味，其行动范围超出学术领域。可以说，女权主义口述史也就是作为女权主义行动的口述史。
         遵循这一目标，女权主义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女性及其性别经验，研究者（不仅仅是访谈员）必须具备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能够站在女性的立场[6][25]，因为如果“忽略了女性特质或者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我们很可能失去访问女性的意义”。[6] 性别意识，即研究者要对性别权力关系、女性的处境有一定了解，“唯有具备性别意识，才能确切掌握女性受访人的情境”。[6] 性别视角与女性立场，要求研究者从女性经验而非学科概念框架开始研究，从女性经验中提取研究问题，用女性经验验证研究假设，挑战对女性/ 男性/性别关系的主流解释，创造女性需要的能够帮助她们自我赋权的知识等。[19]
（二）以’95+20 项目为例
        ’95+20 项目的全称是“重温’95 历程，传承’95 精神———’95+20 讲述她 / 他的故事”，由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女性图书馆于2013—2014 年主持实施。该项目的受访对象是中国内地资深的妇女权益推动者，访谈内容是受访者参与妇女运动的经历。项目目标有三：一是全面回顾、梳理’95世妇会以来中国妇女事业走过的历程，二是总结、提炼、传承’95 精神及行动经验，三是促进青年群体思考和确立投身性别平等事业的信念及行动策略。开始访谈之前，访谈员接受了口述史和性别意识方面的培训。很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口述史项目。
        笔者有机会参与这个项目，已参与的工作包括前期培训、口述访谈、原始资料整理以及部分研究性工作。以该项目为例，希望通过笔者作为访谈员、资料整理者与史料分析者的经历，以及其他访谈员的参与过程与感受，进一步思考女权主义口述史的特点，以及做女权主义口述史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95+20 项目的执行过程大致包含10 个环节：项目规划、立项；确定受访对象、招募访谈员；开展为期两天的访谈员培训；访谈前的资料准备；口述访谈；把录音转成逐字稿、把逐字稿整理成具有可读性的公开出版的口述史故事；访谈员提交逐字稿、故事稿和参访感受说明；由受访者和评审专家提故事稿修改意见，并最终确认修改稿；邀约受访者拍摄简短视频，谈参访感受；召开为期两天的结项会议。除了对史料进行系统的学术性分析之外，该项目的执行过程基本包含了一般口述史工作的常规流程。与一般口述史最大的不同在于，赋权、批判与改变是本项目最直接的目标之一———访谈员本身就是项目目标指向的核心对象，项目希望访谈员通过参与而提升性别意识，学习妇女运动经验，培养运动参与意愿，进而发展出改变性别不平等状况的行动。
        本项目约有40 名访谈员，从完成了访谈任务的36 名访谈员的参与感言看，通过参与，她们有很多收获，比如提高了访谈技巧，对国内妇女运动及性别平等推动者有了一定了解，帮助解决了个人在性别经验上的一些困惑，从理论分析和运动实践两个方面开阔了视野，获得了启蒙和激励。不过，项目执行过程也有一定的改进空间，比如访谈对象的确认、资料整理的细则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访谈员的选择。该项目的访谈员大多是本科生，少数是硕士生，也有公益机构从业者。在参与此项目前，很多访谈员对社会性别、女权主义理论知之甚少，对国内外妇女运动很少关注，深度访谈方法的实践也基本为零。在目标确定、访谈对象也比较确定的情况下，访谈员的人际阅历、沟通能力、知识积累等对口述史的很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更强调参与、反思、批判与改变的女权主义口述史来说更是如此。访谈员直接影响到：
        （1）是否能够与访谈对象建立比较平等的关系；
        （2）是否能够适当引导访谈方向，使之成为真正的双向共建过程；
        （3）是否对受访者的口述内容有足够的敏感，从而通过追问、澄清等技巧提高资料的深度与可信度；
        （4）就本项目而言，还影响到访谈员对’95 精神和运动经验的理解与吸纳，也就是说，直接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程度；
        （5）访谈者如果同时也是研究者的话，则还直接影响史料研究成果的品质。
         总之，口述史项目的执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的访谈员。具体到女权主义口述史，访谈员对社会性别理念的了解相当重要。如果缺乏基本了解，即使有不错的访谈技巧和完善的规范指引，访谈员也很难在揭示、批判和改变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总结
        口述史与女权主义确实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它们都鼓励缺少话语权的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挑战主流社会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有助于普通人和弱势者自我赋权，进而促进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转变。可以说，两者都在学术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推动了社会化与民主化运动。当口述史与女权主义组合在一起，即女权主义口述史，两者能够很好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现代口述史虽然是新兴学科，并且从出生起就显示出批判主流的个性，但这并不保证其天然就具备从性别角度进行批判的意识和能力。女权主义向口述史的注入，显然可以帮助它反思可能存在的性别盲视，甚至性别歧视，从而形成更强大的批判力。女权主义则可以吸纳口述史搜集、整理、分析史料的方法和理论，以妇女口述史的系统性、真实性和深刻性更有效地让妇女及其经验可见，让女权主义观念、理论和行动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女权主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运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行动导向。女权主义口述史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与一般的口述史不同，其批判精神与行动导向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领域，与社会生活、社会运动直接挂钩，用学术行动及其他衍生行动直接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的发展。正因为对批判与行动有更高的要求，女权主义口述史的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性别敏感度和分析能力，以及具备建设性批判与行动的能力。
        在中国内地，还有很多妇女群体缺乏发声渠道，还有很多性别议题未被系统调研。我们对本土妇女运动的资料搜集和理论分析还很欠缺，推动性别平等的经验和资源大多集中于学术领域和知识精英阶层，妇女运动的未来发展需要把这些经验和资源梳理出来、散播出去。对应上述目标与需求，女权主义口述史，即作为女权主义行动的口述史，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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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