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书作为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特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其鲜明特点之一就是资料性。志书讲究资料的丰富翔实, 讲究资料的全面客观, 更讲究资料的准确可信。因此, 志书的资料一般都注重以档案资料、文献资料为权威性资料。入志资料除了选择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外, 能否采用其他渠道的资料呢? 笔者以为, 口述历史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志书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与档案文献资料相比, 口述历史在复原和“复活” 历史方面, 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所无法替代的价值。但遗憾的是, 长期以来, 口述历史在志书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中都未受到重视,或者因操作中难以把握而被回避。笔者不揣浅陋,试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还请方家指正。

一 口述历史的发展及其重要性
        什么是口述历史? 国际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 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 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那么, 口述历史是否就是当事人讲、采访者记录这样简单呢? 长期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唐德刚先生曾著有《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等, 对口述历史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 而是口述史料。” 除了当事人的口述外, 记录者还必须去寻找资料印证补充。口述部分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不同在于, “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 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 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 可以加以补充改正, 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因此, 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记录者寻找材料加以考证、补充、完善。作为活的史料, 它也是记录历史史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口述历史在中外都源远流长。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 国内外均古已有之。早在三千多年前, 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 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日常言行举止。到了汉代, 因经历过秦始皇焚书浩劫, 一些学界耆宿便口述而传承历史。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前, 就曾经到处访问, 请年长者口述其见闻。他《史记》中的列传, 不乏根据口述史料整理编写的例子。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等, 都是一流的口述历史。人们熟悉的斯诺的《西行漫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也都是优秀口述史著作。可以说, 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传统。
        但是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研究, 则是从20 世纪40 年代开始的。1948 年, 美国历史学者艾伦·芮文斯(Alle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 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此后, 口述历史研究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起来。1967 年, 美国口述历史学会正式成立。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先后建立了专门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机构, 出版了许多口述历史杂志和书籍。1987年, 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成立。在亚洲, 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特别重视口述历史工作。以台湾为例, 20 世纪50 年代就开始意识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 先后访谈了700 多人, 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 70 多种。此外, 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湾大学历史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史馆” 、台湾省文献会等机构, 均投入了口述历史的研究, 且成果可观。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等, 也都有口述历史的组织和活动。可以说, 口述历史的发展速度很快, 影响很大, 用美国口述史家唐诺·里齐的话评价就是: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哪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口述历史的影响已遍及全世界。
        如前所述, 我国古代已有口述历史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这个传统得到延续。学术界在20 世纪50 年代已开始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珍贵资料。尤其是60 年代, 全社会兴起编写家史、厂史、社史和村史“新四史” 活动, 广泛搜集来自最基层的口述资料。而影响最大的, 当属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当时, 全国各地政协设立文史资料馆, 发动政协委员回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经历。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先后出版了一百多辑, 以口述资料为主, 抢救和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改革开放后, 伴随着全民族对“文化大革命” 的反思, 口述历史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80 年代中期开始, 史学界和出版界即重视口述历史的编纂与研究, 掀起了当代中国口述史运动。一些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要人物, 为给后人留下研究史料和纠正国内外发生的有关重大史实的讹误, 纷纷口述史料, 交由党和国家的权威出版机构出版, 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吴德口述》、《汪东兴回忆》、《师哲口述》等。还有许多学者也进入这个领域, 开始所谓人民路线口述史工作, 如刘小萌的《知青口述史》, 李小江主持的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让女人自己说话》等。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开展了“上海移民史”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 、“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 等一系列访谈工作;一些知名文史期刊先后开辟了口述历史栏目;出版界推出了“口述自传丛书” 、“口述历史” 、“口述传记丛书” 等;而大众媒体更是争先恐后推出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节目, 如中央台的“讲述” 、“大家” , 凤凰卫视台的“口述历史” 、“鲁豫有约” 等。这些节目以更人性、更真实、更感人的特色吸引着无数人观看,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口述历史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口述历史具有档案资料、文献资料所不具备的价值, 那就是它的原生态性、鲜活性和逼真性。人类活动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极其丰富, 即使再详细的档案、文献资料, 也只能记录其中极少的部分。普通人民生活中大量的所历、所见、所闻很难有机会载入史册。何况, 传统的档案、文献基本上是以记录统治阶层、社会精英的活动为主, 以记录治国理政的大事为主, 而相对忽视普通劳动人民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特别是妇女生活。相对于档案、文献资料, 口述历史向广大人民打开了一道大门, 它为普通人提供了在历史平台上说话的空间。口述历史的历史发展, 充分说明了它在历史文献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及生命力。

二 新编志书应重视运用口述历史
        既然口述历史在历史文献和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那么地方志书是否也应该加以运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作为存史的地方志书, 特别是新编志书, 应该高度重视和运用口述历史。
        首先, 作为地情百科全书, 志书要全面系统地记述特定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其入志资料必须尽可能全面、翔实。尤其是新编地方志比旧志涉及面要广得多, 真正是包罗万象。要想全面、真实地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变迁和面貌, 仅仅依靠档案与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好处是有案可稽, 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但其不足也很明显, 那就是无不经过了筛选, 经过筛选, 不仅历史的广度缩小了, 而且历史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形” 。所以, 仅仅依靠档案、文献资料, 就很难保证志书具有反映历史与现状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真实性。正是在这一点上, 口述历史有它的长处。口述史料可提供一种“民间观察” , 可复原许多历史细节, 以与正史相对照;可填补档案、文献资料中的缺失, 以复原历史的完整性;可保留较多的原生态, 以增强志书的可读性;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也可纠正“死无对证” 的档案、文献中的重大谬误。
        其次, 新编志书运用口述历史, 是快速反映当今信息化时代的需要。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古代, 续修府志、县志的相隔年份很长, 几十年甚至百多年才续修一次。这是因为当时处于自给自足封闭的农业经济时代, 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 社会面貌变化处于渐进状态。如今, 社会经济面貌急剧变化, 志书的续修年限也相应缩短。《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每20 年左右编修一次” 。但即使如此, 志书编纂的周期还是显得长了一些, 这与当今信息时代的快速化相比有点不合时宜。当然, 20 年编修一次, 有利于对区域历史演变的“沉淀” 和阶段性总结。问题的关键是, 当传统农业社会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迈向信息社会的时候, 我们编修志书的理念、手法和技巧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呢? 现在方志界不少人士都在呼吁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时代的创新, 特别是第二轮志书的编修更要大胆创新。在笔者看来, 新编志书重视并运用口述历史就是一种创新。从信息角度讲, 仅仅使用档案、文献资料, 其信息量已不足以反映当今时代和社会, 合理运用口述史料无疑拓展了志书的信息源。信息社会的信息是动态、快速、多变的, 适当地、及时地载入一些可信的口述史料, 可以帮助志书较为迅速地反映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与社会。这个问题在第二轮志书的编修中显得尤为紧迫。第二轮志书与首轮志书记载的内容有所不同, 如果说首轮志书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时代, 那么第二轮志书则记述的是市场经济时代, 它反映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与现状, 是激变的社会面貌, 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过程, 是我国所进行的各种改革与面向世界开放的历程。面对这样的反映对象, 新编志书理应在继续充分运用档案、文献资料的同时, 大胆地、有选择地运用口述历史这一载体。举例来说, 《深圳市志》(1979 ～ 2000), 是一部反映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综合志书。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 和“试验场” , 短短20 多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如1980 年发生的“特区第一风波” , 1981 年发生的“大、小特区之争” , 1982 年的“租界风波” , 1984 年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 1992 年爆发“股票风波” , 1994 年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 的争论轰动海内外等等。这些历史事件, 如果只根据档案、文献资料来记载, 那就有很大的局限。因为, 有许多鲜活而有价值的东西是进不了文件档案的。如1992 年“8·10” 股票风波, 在市志的《证券志》中有记载, 人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这个事
件的基本概况。但事实上, 这个事件牵涉到几百万人, 也可以说影响了几百万人的生活。如果以档案资料为主, 在志书正文中将事件梗概交代清楚;同时又选择多位不同类型的当事人即股民口述该事件, 并以适当形式载入, 那么, 当时全民排队疯狂抢购新股认签表的情景和人们渴望发财的兴奋心态, 就会栩栩如生地复原在读者眼前。口述历史在首轮志书中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 在第二轮志书编修中,认真研究、思考运用口述史料的问题, 让来自民间的历史与官方的历史相辅为用、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三 口述历史在新编志书中的设置
        口述历史在新编志书中究竟该如何设置呢? 先看看口述历史的形式。口述历史的基本形式有二:一是当事人口述, 别人帮助记录整理。如《李宗仁回忆录》, 由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一是采访人对当事人采访, 即“访谈式口述实录” 。后一种形式运用较普遍, 如《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实录———基围虾现象》一书就是访谈式的口述实录, 它通过广东改革开放重大历史事件见证者或经历者的口述, 从不同侧面“原汁原味” 地记录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又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多辑《口述历史》, 也是采取访谈式, 收录了不少有关人物经历的回忆。不论哪种形式, 这些口述史料都会有宏观性与微观性、综合性与专题性、完整性与片断性之分。因此可以考虑在志书中分层次设置口述史料。就是说, 根据志书正文不同层次记述的需要, 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口述内容与篇幅。比如, 在篇、章、节、目之后, 可以“口述实录” 、“访谈录” 、“当事人讲述” 等名目, 或综合、或专题、或片断, 经提炼取舍将相关的口述资料载入。具体做法可尝试如下几种:
        (一)精选口述片断载入, 丰富正文记述的细节。志书正文记述某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往往因受档案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乏生动的细节。选用口述史料的某些片断, 正可以弥补正文细节的不足。如《深圳市志》经济管理卷中的《劳动志》, 其有关企业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的几个章节, 都提到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在竹园宾馆等中外合资企业试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并逐步推广的事, 但记述粗略, 且偏重结果。其实, 围绕试点单位竹园宾馆和改革的起因, 有不少有趣的故事细节。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的李定回忆说:1980 年元旦, 香港妙丽集团老板刘天就得知深圳将出台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 即迫不及待过罗湖桥到深圳。“过桥后, 一片田园风光, 没有大巴, 更没有的士, 找来一辆自行车, 一路颠簸来到市政府临时办事处。” 当天下午市政府即批准合作建竹园宾馆。宾馆成立后, 港方老板要求服务员每天都要清理一遍客房, 而中方服务员则惯吃“大锅饭” , 认为不必每天清理, 十天半月清理一次就足够了。由此产生不同管理和服务模式的种种冲突, 也由此引发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将这类口述片断载入, 无疑会大大增强正文记事细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口述片断可根据正文记述层次和深度的需要而灵活附载, 可长可短, 或短至寥寥数笔亦可。当然, 既是片断, 就不宜过长。
        (二)精选口述事件载入, 补充正文记述的情节。档案文献特别是文件记录事件, 一般会有基本过程, 但通常不会展开具体节。选用口述的事件, 正可以弥补正文情节的不足。如《深圳市志》第三产业卷中的《金融·证券志》, 其有关证券市场监管的章节记述了一起因发售股票认购抽签表而引发的风波, 即“8·10” 事件。1992 年8 月10 日, 近百万从全国各地涌入深圳的购股大军连夜排队买新股认购抽签表, 由于对需求预估不足和发售环节存在舞弊行为等各种原因, 引起骚动, 场面几乎失控, 史称“8·10” 股票风波。这一事件在正文中有约500 字记其梗概。志书根据谋篇布局和记述主旨的需要, 只记某一事件的梗概是可以的, 但梗概背后的具体情节也是读者有兴趣探求的。该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时任市长的郑良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 就详细、客观地回顾了“8·10” 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整个过程。其中, 有关发行新股决策过程中的一些设想和思考、对形势预估不足的反思、失误后的紧急措施以及某些偶然因素(如期间当事人率团出省出国考察月余)等内容, 很难在档案文件中找到。将这一口述内容附载于正文之后, 就充分展现出记事情节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三)精选个体口述资料, 与综合记述相互印证。如《深圳市志》第三产业卷中的《金融·银行志》, 其有关货币的章节设专记记述特区初期曾研究发行特区货币, 后终于搁置的过程。该专记是综合各方面材料撰写的, 自然暗寓撰写者的立场、观点和见识。关于特区货币也有一些当事人的口述。如时任副市长、市金融改革工作小组组长的周溪舞在一篇回忆长文中, 专门讲述尝试发行特区货币的来龙去脉。将这一口述资料载入, 虽是个人的记忆, 但因是亲见亲历, 与综合记述相印证, 也可为读者多侧面了解事情真相提供方便。
        (四)篇幅较长、比较宏观的口述史料, 收入全书附录。如《深圳市志》的总附录, 收入改革开放初期特区事业的一些领导者、决策者较系统的回忆文章, 以增添存史的分量和价值。关于在志书中设置口述历史的形式, 还可以在编纂实践中探讨。这里要强调的是, 将口述历史纳入志书, 必须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准确性。当事人口述由于记忆力、理解力和主观认识等多方面因素, 必然会产生误差, 甚至扭曲。记录整理者有责任下大功夫寻找并考订有关材料,予以印证和补充。二是代表性。选择口述者一定要有代表性, 不是任何人的口述都能进入志书的。所谓代表性, 一是指所选择的口述者, 在其所属阶层或社会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二是指口述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具有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普遍意义。如对1992 年“8·10” 股票风波事件进行口述实录, 就应选择当时主要的决策者、执行者和各种类型的股民, 由他们口述亲历、亲见、亲闻, 具有代表性。此外, 可以根据口述历史事件的需要, 配用相关的历史图片。这样的图文相辅, 将会使口述历史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最后, 载入口述史料, 必须注明出处。
        总之, 新编志书如何运用口述历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笔者相信, 口述历史在地方志书中恰当的、成功的运用, 必将给志书的内容与形式带来新的变化。

       （来源：《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注释有删节）